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领导了《解放日报》创刊，指导《解放日报》成长，亲自动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许多具体工作他都亲自安排，具体指导。毛泽东对社论的撰写非常重视，亲手给报社写社论，率先垂范，成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佳话。毛泽东还审阅和修改过许多《解放日报》拟发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每天收到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书信、报刊等，凡是他认为有价值，可公开发表的，都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使报纸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指导意义。这成为《解放日报》优秀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党报质量和作用的重要保障。有一段时间，人们忙于整风学习和生产劳动，写稿的人少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发生“稿荒”。

1947年3月，转战陕北。国民党军进犯延安。自3月14日至17日，两社人员先后撤离。1947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报社编入党中央队伍序列，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至此共出2130期，历时近6年。

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命名为 《解放日报》，并沿用毛泽东题写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报头。1949年4月24日，中央决定把《解放日报》的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创刊，现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日报》全面及时准确报道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闻和国际新闻，刊发有影响力的新闻分析和新闻评论，并经常被国际国内各大媒体转载，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最具影响力的几大媒体之一，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海内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并成为上海各级领导和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研究者的首选报纸，以及广大读者了解上海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最新状况的第一选择。

上海《解放日报》以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兼顾其他各方面的读者。在宣传报道上立足上海，兼顾上海经济区，面向全国。以上海和上海经济区各省的经济建设作为宣传重点兼及党的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并以较大篇幅报道全国各地的重要情况和国际新闻，反映人民的呼声重视刊登读者来信和回答读者的提问，每月来信多时达1万件。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办有十多种副刊、专刊，如“新论”“朝花”“人民广场”“读者来信”“上海市场”“上海经济信息”“上海经济透视”“海外博览”“祝您健康”“读书”“娱乐”“班组生活”“市郊大地”“上海乡镇企业”“上海经济区之页”等。另辟有“党的生活”“社会新闻”“体育”等专栏。

《解放日报》在50年代初，率先采用连环图画的形式，解释镇压反革命条例和新婚姻法等重要法令；60年代初，以《我和祖国》为题公开征文，在报刊上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带头恢复刊登商品广告；70年代后期带头提倡“短新闻”，力主“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进行新闻改革；80年代初，与上海市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出版局共同发起了有近百万人参加的“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收到显著效果。这一经验被推广到全国各地。

此外，解放日报社还出版《上海学生英文报》《报刊文摘》《支部生活》《连载小说》等报刊，发行量十几万份到几十万份不等，《报刊文摘》每期发行270多万份解放日报社以办报为主，开展多种经营。

初期的《解放日报》在苏德战争的宣传报道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敌占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成就都进行了报道，对敌伪的暴行和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虽然担负了党报的任务，但尚未完全尽到党报的责任。它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党性不强，脱离实际，反映群众生活不够。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报纸的版面安排上没有突出主次，没有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报。如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报道，对反映党的有关群众利益的政策问题，报道宣传不够。对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当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经历了它办报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改版。党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从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开始，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止，历时1年零10个月。经过改版确立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党的新闻事业中起着深远的影响，是党报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敌人以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形势下，党中央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决定。从1946年11月起，《解放日报》开始疏散工作。在中央撤离延安后，该报曾在史家畔一带坚持出版了短暂时间，由于军情紧急，环境恶化，于1947年3月27日终刊。《解放日报》未竟的事业，由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完成。

1942年3月9日，丁玲题为《三八节有感》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版发表，文章说：“‘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延安的女同志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却是自作孽，活该。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

1941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晋南战役的教训》的社论；当晋南作战时，日军利用我们友党的弱点，和他的军事攻势并行，发动反共的谣言攻势，说八路军不愿配合作战。然而事实是:

一、冀 南：1941年 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截断敌人之联络和交通。

二、白晋线：因八路军破坏，从5月12日起，白晋铁路已不通车。

三、正太线：1941年 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西南头泉火车站，并陉以东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

四、同蒲线:：1941年5月15日，在崞县原平间，破坏铁路数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至尚庄间之铁路一段。

五、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并一度攻占水冶镇汽车站。

六、平绥线：攻占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人之汽车桥一座。

1941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开展文艺运动》的社论，文章论述了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及发展抗战文艺的必要性，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最力的工具，文艺界本着自己的艺术良心，努力揭露抗战的许多现实的真理，文艺家以生动的事实形象，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人民在战斗中应该循取的光明的道路，什么是应该清除的对于中国民族有害的毒物。这就能够感召人民，动员和组织人民，积极地起来为战胜民族敌人而斗争。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进步的文艺界，就遭到了敌寇、汉奸，以至于妥当协投降分子的嫉恨，他们直接对于文艺界的一切进步运动加以打击。所以发展抗敌文艺就是打击敌人。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从延安的政治地位来说，从这里所团结着的文艺家以及文艺青年的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来说，文艺运动在这里都应该更进一步地开展起来。在这里，开展文艺运动，欢迎和优待文艺作家，是边区的施政纲领上规定的努力方向。

1942年6月1日，蒋南翔等级制度王实味对延安等级制度的批评。

1942年10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论党内斗争》。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

1943年13日至14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汪精卫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

1943年6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这是该社在5月28日发表社论后的又一重要文章。社论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详细论述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原因，并有力驳斥了反共分子的攻击。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毛泽东写道：

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指出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叠出。这58个叛国将领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历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

国统区报章杂志被封闭者达500种之多，被禁售之书籍达1400余种。同日还刊载专文《国民党反动派十年来摧残新闻事业的罪行》。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太行区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阴谋，保障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五、在敌占区和游击区

文章还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经济建设离不开对敌斗争；第二、制定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的正确政策；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的积极参加；第四、一大批得力干部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1943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报道，延安举办了中直、军直生产展览。报道说，陈列室中有一巨大之长方形餐桌，上置各机关平日大小灶所食菜饭种类，以杨家岭机关大灶吃莱达50种之多，各机关所做馒头也很别致，各机关肉食、面食、菜饭等均较往日大大提高，杨家岭机关自11月份起，由每人每日吃小米一斤三两改为每隔一日吃馍一次，10月份吃馍15次之多。大灶10月份每人吃牛肉二斤，羊肉二斤，猪肉一斤四两，超过以往吃肉标准一倍以上。此外逢年过节还发水果，夏季每人发西瓜一个，秋季每人发梨10个，桃子5个。两年来中直、军直各机关生活改善的进度，一直上升，他们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做到了蔬菜全部自给，粮食部分自给，他们收获粮食1316石，蔬菜24036588斤，建立起手工业作坊52处，发展猪、牛、羊、到3232只。

1944年6月6日，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解放日报》提出警惕日本预感其灭亡将至，可能发起的猖狂行动。

英、美联军出动11000架飞机，4000艘船舰，86个师，计288万人的部队开始在法国西北部海岸诺曼底

希特勒

社论提醒抗日军民警惕日本预感其灭亡之将至，可能发起更加猖狂的军事行动，积极粉碎日军对华的新攻势，切实配合盟军在欧洲的作战。

1945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

25日，《解放日报》发表《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一文。指出：美国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进步人士遭到逮捕，逮捕6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激烈反对国务院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府。而事后美国副国务卿格鲁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条路线是支持国民党及其头子蒋介石，阻碍对日作战的共同事业。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慎重考虑对华政策。

第一任社长为博古，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后由廖承志继任。第一任主编为杨松。1942年因病去世后先后由陆定一、余光生继任。

原来的“文艺”副刊栏目由丁玲负责主编，1942年3月她被调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后，副刊的重担就落在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诉苦，说他是搞文艺写作的，不大懂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风，任务太重，不能胜任。这事很快让毛泽东知道了，引起他的关注。毛泽东直接找舒群谈话。毛泽东坦诚地说，要找个既懂文艺，又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熟悉编辑工作的，实在难找啊！接着，他诚恳地鼓励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学，努力做到点面结合。你是搞文学的，编文艺栏，文学是点，文艺是面。你现在编综合副刊，文艺就是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由点到面地学。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点的深化……由点到面，你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时，又具体帮助解决报纸副刊缺稿的问题。毛泽东找来舒群一边商量、一边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在该《办法》中毛泽东直接点名提出请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等16位同志向副刊提供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方面、各文化领域的稿件，还规定每人每月须征稿6000字到12000字，并具体要求对征集的稿件要从思想内容到文字润色等全面把好关。为鼓励写稿人的积极性，毛泽东还特地在枣园摆下两桌酒席，宴请这16位同志。人到齐了，毛泽东与紧挨着的博古低语了几句，然后起身，在宣读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以后说：“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毛泽东语言幽默、妙趣横生，严肃而生动，与会者无不感动，接着他热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这次枣园之宴对《解放日报》副刊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对全党努力、共同支持办好《解放日报》也收到良好效果。

毛泽东对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的进步给予肯定，但也指出，报纸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博古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重视，多次召开编委会和全体编辑人员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办报工作。1942年9月15日，博古将编委整改工作详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满意。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何凯丰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格勒和莫斯科以后，以150万大军猛攻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狂叫要迅速攻占这些重要城堡，在西伯利亚与日本法西斯会师。可是1942年10月9日被围困的苏联红军英勇突破了德军防线，与北方来援的红军会师了。毛主席得讯后反应迅速，于11日下午三四点钟就将刚脱稿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手迹送到报社。博古拿着稿子，兴冲冲跑到办公室窑洞，笑眯眯地说，毛主席给我们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社论，请大家先睹为快。原稿为铅笔书写，博古要求大家分头用钢笔仔细誊抄，立即发排，12日见报。13日下午，大约也是三四点钟的时候，博古又拿来毛主席写的题为《历史教训》的社论，要编辑们誊抄发排，14日见报。15日下午，博古又要编辑誊抄毛主席的社论稿《评柏林声明》，16日见报。毛泽东在6天的时间里就为《解放日报》写了3篇社论，对苏德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形势作了明确分析，将德国法西斯的欺骗宣传批驳得体无完肤。

《解放日报》不仅传承了党报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还进行了有益的创新。具体而言，《解放日报》对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在调研中发现，省级党报的信访接待工作主要靠接待室，虽然个别报社开辟了热线，但热线不热是常有的事；城市党报的信访接待工作则主要靠热线，24小时热线值守，丝毫不亚于都市类报纸。而《解放日报》则对接待室工作和热线工作都非常重视，在接待室这块，许多省级党报都还是传统的书面登记，而《解放日报》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电脑登记和编号，做到件件有登记、件件有编号、件件有回复、件件能查询；同时，他们还推出了联系卡片，卡片随回复信件寄给来访群众，群众可根据卡片编号查询处理意见。在热线这块，《解放日报》两条对外热线都在群工部，一条热线接受群众投诉，一条热线接受新闻报料，准备把两条热线合并；在热线工作上，除了等待群众打电话外，他们还重视主动出击策划选题与群众互动。

《解放日报》群工部有个传统，在部门业务会上记者先报社情民意再报选题。为准确全面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意，他们有两项举措：一是倡导记者到基层去蹲点，二是就某一社会问题进行抽样调查。为了破解静安寺街道居民入厕难的难题，群工部记者去社区蹲点三个月之久。在群工部试点成功的“办公到基层”活动已经在《解放日报》社全面开展。为了掌握群众的第一呼声，《社会调查》版完全靠抽样调查的数据说话；从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取到数据分析、稿件成型，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一蹲点，一调查，《解放日报》把握的社情民意自然更有说服力。

为了使群众工作服务群众的职能更到位，《解放日报》群工部服务群众的做法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到群众身边去，二是建立长效机制，三是善于借助外力。记者到基层蹲点深入群众自不必说，《手拉手》版就是针对那些困难群众，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切实的帮助。为使相同情况的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帮助，他们从帮扶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在救助骨髓配型成功的困难白血病患者的活动中，倡导成立了专项基金。报社的力量有限，群工部编辑记者的力量更有限，他们非常重视对外力的借用，譬如救助白血病患者跟上海红十字会合作，搞结对助学跟上海慈善总会合作，社会调查跟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合作。

在习惯思维里，时政新闻、财经新闻等好培育品牌栏目，群众工作方面的新闻则不容易培育品牌。而《解放日报》群众工作的品牌意识则比较强，一版上的舆论监督品牌栏目“解放监督”跟“解放调查”、“解放分析”一起成为报社的三大品牌栏目。可以说，在党报系统中，把舆论监督栏目在一版上作为一个品牌来培育是不多见的。另外，像群工部直接负责的《手拉手》《社会调查》等版面，也成为群众广泛认可的品牌。不仅重视创建品牌，还注重品牌的延续性，譬如《手拉手》版上的结对助学活动已经延续了10年，《社会调查》版也有好几年的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品牌意识淡漠的党报经常因为部门调整或者人员变动而将一个好的品牌丢掉。据了解，某家省级党报的“热线新闻”开办不到半年就成了群众认可的一个品牌，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受到省领导批示的稿件就有10余条，更有一些知名企业要在这个版上刊登题花广告、赞助舆论监督头条新闻大赛，可是没多久这家报社改革中进行了部门调整，新部门领导不重视舆论监督，热线题花也不允许在版面上刊登，热线电话也经常没人接听，慢慢地“热线新闻”这个品牌就烟消云散了。像这种人一换就全盘换的观念不改变的话，既做不好新闻，也培育不了品牌。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

1942年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

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

1942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

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

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从1942年4月1日起，《解放日报》正式改版。改版当天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整风精神，从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等方面检查了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

在版面安排上，改变了以往以国际版为重点的形式，把第一版改为反映抗日根据地的要闻版；在整风宣传方面，加强党性，把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宣传中心来抓，有力的指导了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在社论写作方面，注重社论质量。

一是观念上的更新，树立了“全党办报”、“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观点。

二是队伍的建设，形成了一支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新闻队伍。

三是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未到《解放日报》调研前有人介绍，说这家报社群众工作搞得好离不开领导重视，因为报社有一个传统，总编辑只管两个部门，一个是理论评论部，叫管“天”，另一个是群众工作部，叫管“地”。实地踏访，此言不虚。虽然《解放日报》群工部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总编辑直接管，但大多数情况都是总编辑在管；就是总编辑没直接管群工部的时候，也非常重视群众工作；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解放日报》一直强调群众工作不只是群工部的工作，各部门都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舆论监督在《解放日报》搞得那么有声有色，除群工部直接负责的“百姓心声”版外，“解放监督”栏目和社会新闻版的舆论监督稿件是每个部门记者都可以写的。对比那些撤销群工部的党报以及那些群众工作搞得不好的党报，报社领导恐怕难辞其咎。

《解放日报》群工部原主任蒋梦丹强调，“群众工作要与时俱进，不能依赖来信来访，要走出去，不能光是依赖来信来访来判断，要靠了解社情民意来判断。”蹲点基层、抽样调查、活动策划，哪样是呆在办公室就能完成的呢？正是这种“主动出击”的作风，铸就了《解放日报》群众工作的成绩。相比之下，一些党报记者动辄就电话采访，经常靠改写通讯员稿件挣工分的做法，实在是让人汗颜。这种不良之风的孳生，既与这些报社的考核机制有关，更与领导的思路有关。“办公到基层”的作风能够在《解放日报》推行，既有领导的重视，更有广大采编人员的配合。

任何不实事求是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俗话说，眼见为实，《解放日报》把记者推到基层，推到人民群众身边去了解社情民意；一个人见到的可能是片面的，几个人见到的也不可能全面，于是有了抽样调查，完全靠数据说话。有了记者蹲点的“点”，又有了抽样调查的“面”，若干个“点”汇成“面”，点面结合，能说人家得出的结果没有说服力吗？而有些党报的记者根本不重视社会调查，就是针对某个事件采访群众的看法，也是尽找自己的熟人、朋友，既不具有代表性，更不具有科学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报的高层也不讲究方法的科学性。据了解，某家省级党报3年之内4次改版，就没有做过1次读者调查，这样办出来的报纸群众能喜欢吗？

创新是党报的生存之本，也是党报群众工作不竭的动力源泉。《解放日报》群众工作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党报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而且还进行了有益的创新。人家能够把群众工作办得有滋有味，为什么有的党报领导总觉得群众工作没有多少事可做呢？恐怕根子在于这些党报缺乏创新意识，创新力度不够。譬如有的省级党报热线不热，不从处理热线的方法上找原因，简单认为省级党报搞热线没前途，干脆把热线取消了。又如有的党报通讯员发稿难，影响了通讯员的积极性，通讯员队伍萎缩，于是干脆就放弃了通讯员工作，如此等等。党报生存环境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虽然群众工作有很多传统经验，但我们不能抱守传统经验，也不能抛弃传统经验，必须在传承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拓展党报群众工作的空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群众工作是党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党报作为党委的机关报理应在群众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解放日报》的群众工作能够成功，说明党报群众工作有生命力，有发展空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党报，也不能没有党报的群众工作，希望各级党报都能重视群众工作，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使党报群众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全面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新闻版更具新闻性、权威性、可读性，专副刊突出服务性、知识性、趣味性，形成了《朝花》《新论》《读者心声》等副刊和《网络周刊》《健康周刊》《汽车周刊》《住宅消费》《解放周末》等专刊周刊品牌和特色系列，每周一至周日天天轮流刊出，以适应不同读者群的需要。

解放日报，拥有社会购买能力最强的读者群，中国多家权威机构调查数据显示：高学历、高收入、高职阶人士是《解放日报》最主要的读者群体，他们大多来自于社会各领域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经营者和研究人员等。《解放日报》读者，是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也是购买能力最强的一族。在房产、汽车、IT、金融保险、投资理财、健身保健等方面，他们都具备相当高的消费能力和拥有能力。 这些人群关心社会和公众事务、崇尚和谐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注重家庭以及个人生活品质，对个人及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对集团采购和团体消费拥有无可置疑的决策权，更对家庭和个人的购买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

《解放日报》发行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及世界诸多重要城市，拥有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发行网络，日发行量达55万份左右，在全国各大主流政经媒体中位居前列。在北京、无锡、苏州、泰州、崇明等地设有分印点，同时发行日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广告收入2亿元，居全国省级党报之首，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2000年10月9日，是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为龙头组建的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综合实力的媒体集团。拥有《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报刊文摘》《申江服务导报》（《申导报》）、《上海学生英文报》《人才市场报》《上海计算机报》（将改名为《网络时代报》）、《房地产时报》《支部生活》《上海小说》《新上海人》（原《行政与人事》）以及解放网、申报网和上海沪剧院等多家报刊、网络和实体。

2022年4月，解放日报社长三角周刊班组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公示为2022年全国工人先锋号拟表彰集体。

2023年11月，解放日报刊播的“一条刀鱼背后的长江大保护”荣获第33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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