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月二十五日，《苏报》即刊出书介一则，向读者推荐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六月二十九日，《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石破天惊，中外震动。清政府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欲把章太炎、邹容等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五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魏光焘即向清廷报告：“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经外交部呈慈禧太后阅览，命魏光焘立即严密查办，逮捕人犯。

闰五月六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应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之请，逮捕了章太炎。次日，邹容主动投案。接着《苏报》很快被查封。这样就引发了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寥若晨星。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十月十五日，该案移至“额外公堂”，由上海县会同会审委员、英陪审官审讯。这期间清政府一面聘请洋律师作为诉讼一方与章、邹等人打官司，一面又与外国领事团暗中交涉“移送人犯”，但未能成功。“额外公堂”开审后，上海县企图不顾英国防审官的反对，独立作出判决，将章、邹二人俱科以永远监禁之罪。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哗然。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亦不承认该判决，并且照会上海县，要求再审一次，否则将该二犯释放。清廷不敢违拗洋人旨意，只好委曲求全地下令上海县按照洋人意思从宽办结。这样在经过清政府与外国领事团长达半年的“讨价还价”之后，“额外公堂”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五月作出最后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罚作苦工，从上年到案三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境。这样，沸沸扬扬、枝节横生的《苏报》案才告终结。

在这起清末最大的文字狱中，清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威风扫地，终未能实现自己企图将章、邹迅速斩决的如意算盘，而革命党的声势和影响在这次审判后却越来越大。可见血腥的文字狱伴同专制的清朝一起在走向它们的末日，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苏报案》判决之后，章太炎和邹容被正式监禁，身陷囹圄。但二人仍然胸怀斗志，心忧天下。但邹容终因不堪狱中折磨，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病逝狱中。邹容死后，租界迫于舆论压力，章太炎的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出狱当晚即乘坐一艘日本邮船，东渡日本。五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太炎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章太炎首先列举了满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满汉平等”。其次，章太炎又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圣仁英武”的观点。他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即使光绪在西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

此外，章太炎还痛斥了光绪皇帝享有“天命”的无稽之谈，他严正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才之难易”。同时，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又正面回答了革命必须流血的问题。他批驳了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所谓的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通过“清”来实现的天真梦想，指出革命是免不了要流血的，但“立宪”更要流血。最后，章太炎针对康有为信中所谓中国国情特殊，“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清末一篇歌颂反满革命的奇文。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进行论述，因而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丰富。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感情。总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前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同时它又吹响了鼓舞革命志士继续前进的号角，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影响作用。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

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盅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

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肺腑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

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借言天然，则褅袷海藻，享祧猿蜼，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

长素又曰：“氏、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肴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大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

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

至谓衣服辫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薙。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豭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阬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阬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靡，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剚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决，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

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

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

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述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

籍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暱近之地，群相讙譊，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

共、欢四子，于尧皆葭荸姻娅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

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旍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毒、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

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

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慨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羶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

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征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蓺祖者。彼固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胡、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耳，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则弹劾权贵，出则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耍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廪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乞子，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剚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搢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

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情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抑吾有为长素忧者，向日革命之议，哗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

若长素能跃然只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述，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荐矣。借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

书此，敬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章太炎 刘师培卷》，172——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