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4月3日，江宁江南陆师学生因反对校方专制退学，得到上海教育会的支持。章士钊等三十人加入爱国学社，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均任教职。

这年春，上海开展抗法拒俄运动，爱国学社革命空气活跃，师生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苏报》也经改组，“以鼓吹革命为己任。”

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延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士钊“董理斯报”，《苏报》于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实行“大改良”，说是：

本报发行之趣意，谅为阅者诸公所谬许。今后特于发论精当、时议绝要之处， 夹印二号字样，以发明本报之特色，而冀速感阅者之神经。

今将《苏报》“大改革”后的情况，按日简述如下：

1903年6月1 日（五月初六日）首列上述“本报大改革”。论说为《康有为》，说是：“要之康有为者，开中国维新之幕，其功不可没。而近年之顷，则康有为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但“今日之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躺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

1903年6月2 日（五月初七日）首列“本报大注意”谓：“本报近 来详于学界，颇承海内外君子之不弃，投函无虚日，愧无以荷。今特将‘学界风潮’异常注重。论说之下，首隶此门，用以副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舆论商榷’一种。凡诸君子以有关于学界政界各条件，愿以己见借本报公诸天下者，本报当恪守报馆为发表舆论之天职，敬与诸君子从长商榷，间亦忘其向陋，附有所陈，诸君子其匡我不逮，幸甚。”“论说”为《哀哉无国之民》。“学界风潮”有《论江西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谓：“乃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主人翁，而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大耻奇辱，孰过于斯”。6月。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琐屑新闻，概不合本报之格，严从沙汰，以一旨归。其‘时事要闻’中惟择其确有关系者罗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一门，亦不常置，如获紧要军报，于中国绝大关系等事，则尽前登列，间加按语以质高明。阅者诸公或有以采录不备责本报者，本报当谨谢不敏”。谓：“后又得北京密电，上海道严拿蔡、吴、汤、钮新党四人，闻此亦吕海寰之所指名，即聚众会议之首领是也”。

颇承诸志士之所不弃，深表同情。投稿于本馆者，殆无虚日，可见中国民气之振。此本报绝大希望，铭感何如。故记者宁避三舍，敬谨先登，尤望诸大豪杰之不吝赐教，中国万岁”。“来稿”有《读〈革命军〉》，署“爱读《革命军》者”。谓：“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斫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同日“新书介绍”栏刊《革命军》广告，署“四川邹容著”，全文为：

《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末谓：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1903年6月12日、13日（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来稿”有“汉种之中一汉种”的《驳〈革命驳议〉》。此文开头一段，略谓：“夫小小变法，不过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立宪足以救中国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则研究实学果安所用耶？然而维新之极点，则必以立宪为归矣。彼所以侈陈维新、讳言革命者，非谓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以下论述“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

按柳亚子《我和言论界的因缘》称：“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这时候，和章太炎、邹威丹两位先生很接近。在阴历五月中旬，《新闻报》登了一篇《革命驳义》，太炎先生便写《驳〈革命驳议〉》来反驳他。开了一个头，他不高兴写了，叫我续下去。我续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续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则此文为章、柳、蔡、邹四人写的。

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辨，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锺棒喝。定价一角”。

无以副读者诸君之望，心窃歉然。将目次分作十界：一，论说界（来稿选论，译件附）；二，机关界，内设调查部，凡国内近今趋势极有关系各要件，或由本馆专员访得，或诸同志之寄稿，均隶此界（即特别要闻）；三，教育界（即‘学界风潮’）；四，政事界；五，新闻界，分中国之部、外国之部（即‘时事要闻’、‘世界要闻’）；六，评论界（即‘舆论商榷’）；七，通信界；八，纪言界，分‘文苑丛谈’；九，纪实界（即‘专件择要’）；十，余录界。此十界者，不过略为区分，将来或有扩充，随时改订。惟此时限于篇幅，不能全登，当视其报料之倾向，疏密间出。又首次改良，以二号字夹用，今以其占篇幅过多，仍一律用四号字，而于发议精当处，加以圈识。惟机关界则间用二号字，以醒眉目。”

由上可知，《苏报》自1903年5月27日开始改革，延请章士钊为主笔后，6月1日实行“大改良”，发表论说《康有为》，说是；“今日新社会已少康有为立锥之地”。接着，又注意“学界风潮”，增订“舆论商榷”，在“时事要闻”中，“择其确有关系者严列一二”，另设“特别要闻”。对《新闻报》所载《革命驳议》也予骈驳。

“改革”后的《苏报》，其主要宗旨是反对改良，宣传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下简称《驳康书》），《苏报》不仅为此登“新书介绍”，而且刊登《序〈革命军〉》、《读〈革命军〉》，札录《驳康书》，还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这样，清政府就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了“苏报案”。

《苏报》的“大改革”，特别是对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介绍和刊发，是“苏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邹容自日本游学返国后，来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曾参加张园的拒俄会议。他奋笔疾书，写成《革命军》，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

《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革命军》的出版，《苏报》的介绍，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

然而，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②两文。前文对梁启超等的“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完全是高倡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改良派的理论严加批驳。改良派以“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为“治法之极则”，章太炎申斥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改良派企图以流血牺牲来恐吓人们，章太炎指出，欧、美的立宪，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绪，章太炎指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的赞成变法，只不过是“交通外人得其欢心”、“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改良派宣传天命论，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有力地打击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1901年所写《正仇满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就康有为的《政见书》进行系统批判，大声疾呼，震动朝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高压手段镇压。不久，章、邹被捕，《苏报》被封，“苏报案”发生。

中外勾结“查禁密拿”的阴谋，爱国学社社员曾有风闻。早先，清政府派江苏侯补道俞明震“检查革命党事”，吴敬恒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触，俞曾将两江总督“札饬”交给吴敬恒“观之”。吴出逃，《苏报》主持人陈范也出逃，蔡元培与章太炎商量，“谓舍出走无他法”，蔡出走，章“就逮”。可知，“苏报案”的发生，章、邹的被捕，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合谋破坏的。

“苏报案”的发生，是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密谋镇压革命的一次政治案件。

清政府密谋镇压革命

1903年6月29日（闰五月初五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端方领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外务部呈递魏光焘电”，说明是“由上而发”的。次日（6月30日），“由沪道商美总领事会同各领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清政府以《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特嘱美人福开森“切商各领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7月4日，上海道袁树勋又亲访英、美领事，密谋镇压。

“苏报案”发生，上海租界当局审讯时，中外官僚也相勾结。清政府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逆不道”的语句是：“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严词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并“供不认野蛮政府。”清政府延请古柏及哈华托为律师，“谳员孙建臣直刺会同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升堂研鞫。”

7月21日，第二次审讯，“为章、邹诸党人所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也到庭。博易称：“古律师所请改期会讯，堂上不能允从。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审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审判员孙建臣说：“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哈华托不允，谓：“仍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然后订期会讯”。孙建臣及英总领事署迪翻译“皆曰诺。”

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设法，欲置章、邹于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企图将章、邹“引渡”，解至南京，处以极刑。美国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参赞福开森也秘密策划“移交中国官府惩办”，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换取更多的特权。

由于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有矛盾，从而对于“引渡”，态度也不一致。据《中外日报》1903年8月18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尽管他们态度不一，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镇压则是一致的，说是“逆书笔端犀利，鼓吹武装革命，杀戮满人，痛诋皇上，西人何故保护此辈莠民，使其谋为不轨，安然造反耶？”终因“街头谣言纷纭”，“引渡”未能实现。

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说：“章等扰乱人心之处，请阅之，其意欲将满人驱逐。此种重大之事，如华人尽听其语，天下岂不大乱”。主张严惩，汪瑶庭提出“应照华例究办”，古柏也予附和。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

领事团又“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决。当时报载：“苏报馆革命党渠魁邹容、章炳麟迭经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命驾至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公廨会同谳员邓鸣谦司马、英总领事署翻译官翟比南君讯明各情，拟科以永远监禁之罪。前日，捕头遂命将章、邹二犯送入提篮桥畔西狱收禁。”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钱允生、陈吉甫“开释”。陈仲彝“姑准交保寻父到案”，龙积之“亦应省释。”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强势的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的销行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苏报案”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影响深远，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仍与革命派保持联系。革命派于1903年8 月23日在上海愚园开追悼会，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笔。《驳〈革命驳义〉》，章、邹也与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团体之一。同时，华兴会的成立，也和“苏报案”有关。华兴会的发起人黄兴在1903年返国后，即大量翻印邹容所著《革命军》，“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两湖志士“与上海言光复者相应和。”组织了华兴会。这样，就给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陈去病等续办《国民日日报》，“放肆蜚言，昌言无忌”，重遭清政府外务部通饬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扩展为《警钟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朝政府。在日本发刊的《江苏》、《浙江潮》，也在“苏报案”发生后，言论转趋激烈，宣传反清斗争。中外统治者虽日益阻挠，肆意查禁，终不能抗拒时代的洪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政见书》秘密印刷，广泛流传，据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④称：

君既卒，所著《革命军》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

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革命派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邹就逮，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

“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1904年，湖南、广东的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改归民办。从此，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同年，“中美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发美帝虐待华工的实况，人们对美帝的仇恨渐渐增加，终于汇为抵制美货运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苏报案”发生后半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划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线。

接着，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康有为等在变法失败后所宣传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不是“中华国”，认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对保皇党人“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志。”摘发备至。

1905年，孙中山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这个纲领，给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从此，推翻清朝成为时代的主流，保皇会“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益显露，最终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了。

“《苏报》案”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镇压爱国革命运动的事件，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企图用高压政策，将革命的声音禁锢起来。但是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运动发展更加迅猛，革命思想在国内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

“苏报案”距今已经一百年了，回顾一百年前章太炎、邹容的斗争业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一百年后，我们还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