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1 21:24
东三省官办银行。1905年由盛京将军赵尔巽创办，称奉天官银号，资本为沈平银30万两。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增资30万，该行业务扩及吉林、黑龙江两省，改称东三省官银号。总号设奉天省城(今沈阳)。1918年改银两本位为银元本位。1924年，为统一东三省纸币，奉天兴业银行并入，资本总额达2000万元，经常业务为经营贷、存款、省内外汇兑、抵押、期票、生金银及各种货币买卖、执行省金库等事务。共有分号80处，粮栈、当铺、烧锅等附属事业28处。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封闭。1931年10月15日，在关东军控制下重新开业。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该行被撤销，其建筑物成为伪满中央银行分行。
东三省官银号，系沈阳创办最早的近代银行。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上奏请廷获准后，成立奉天银号。东北改设行省后，官银号业务渐及吉黑两省。1909年获准称东三省银号。
除总号设在沈阳外，还在东北其他各地设有80处分号，并经营利达公司等22处工商企业，成为垄断东北金融、具有综合经济实力的托拉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咸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1853年5月5日），清政府决定在北京设立官钱总局，各省设立官钱局。奉天省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京将军裕禄奏设了盛京华丰官贴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二十七日，由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设盛京华盛官钱局，以缓解奉省财政支出。1900年庚子国变，俄军占领沈阳，户部银库及官钱银号被洗劫一空。当时俄国的“羌贴”、日本的军票流行各地，货币十分混乱。1903年官钱银号复业后发行银钱钞券，分为奉钱票、银两票、大龙元票三种纸币。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奉省财政仍较其他省份困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七日，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感到：“奉省自经兵燹，商业萧条，银根甚紧，以致市面周转不灵，若不设法维持，恐有江河日下之势。”遂于当年十一月一日奏准，将官银钱号改为奉天官银号，资本金由省库拨30万两沈平银，另有一小部分商股约几万两，称官商合办，地址在盛京城内钟楼南路东原德兴永门市房。第一任总办为马桂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北实行行省制。五月十九日，新任钦差大臣、陆军部尚书衔、都察院都御史、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与亲命副都统衔兼陆军部侍郎衔、都察院副都御史、奉天巡抚部院唐绍仪给奉天官银号批：“呈悉该号（奉天官银号）现经发行东三省大银圆自应将奉天官银号字样改为东三省官银号以符名实，应俟随后奏咨立案。至该号资本金先后发银六十万两暂仍其旧，俟将来再行扩充，仰即遵照缴。”后于九月奏准，把奉天官银号推向吉、黑两省。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式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发还商股，改为官营，兼理东三省金库事宜。总办为周克昌。民国元年（1912年）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民国4—5年（1915—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
民国5年（1916年），张作霖刚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时，面临的是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奉天财政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纸币复杂，钱法紊乱，挤兑风潮迭起；外国银行进一步实行金融侵略，使奉天的财政乱上加乱，
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将财政厅长张厚璟撤职，任命曾在奉天清理财政局和度支司任过要职的王树翰为财政厅长，任命刘尚清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责成他们办理奉天财政。并废止张厚璟所设立的财政研究所，召集有关部门成立财政研究会，谋求整理之法。
其次，由奉省财政厅出面，两次向日本朝鲜银行借款共300万元，作为东三省官银号货币周转金，并多次与日人交涉，以应付兑现风潮。
第三，严厉打击参与挤兑风潮的首犯。张作霖派人暗中查访，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的行为。刘鸣岐和兴业银行稽查员阎廷瑞私动庆畲祥（张作霖私人的钱号）的库款，捣把兑现，使庆畲祥破产。张作霖找来经理杨玉泉究询庆畲祥赔累原因，杨供出刘盗用库款，兑现牟利所致，只刘自己就得了十几万元的好处，又查出刘经常向兴业银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并与瑞昌恒钱庄有共同作弊行为。张作霖为杀一儆百，稳定奉天金融形式，于11月10日，将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贩运现洋的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共五人，绑出西大门外执行枪决，判阎廷瑞徒刑九年。这是张作霖维持金融秩序的一次非常手段。
此外，张作霖还下令改行大银元本位，募集本省公债，改设稽查员，整顿税制、田赋及官产，清查各县商铺纸币，裁减各机关经费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施行，奉天的财政金融局面有所扭转，趋于稳定。
民国7年（1918年），银两本位变为银元本位，按市价沈平银60万两合现银元81万余元，奉天省财政厅追加19万元，总资本计为现大洋100万元。民国8年（1919年）1月，增加至140万元。在此期间，东三省官银号的奉大洋币值稳定，实力充沛，成为全东北地区金融枢纽，发行的货币不仅流通于东北三省，还延伸至热河、河北、上海等省市。张作霖执政期间，东三省官银号分号一度增至99处，但由于业务不多或管理不善等原因先后撤销了二十一处，剩余七十八处分号按业务量大小分为四等。其中一等三处，二等九处，三等二十一处，四等四十五处。
民国11年（1922年）秋，张作霖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退出关外。这次战争，奉军损失惨重，死2万余人，伤及逃亡者1万余人，被缴械4万余人，军费消耗达3000万元。张作霖为雪战败之耻，决心整军经武，整顿财政。在整顿军队中，表面上是缩编，实际各师、旅、团、营都在积极充实兵额，较之从前几乎增加一倍。军备方面，一面扩充兵工厂，加紧制造枪炮弹药，一面向外商批购大炮，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筹济。至1923年4月，东三省官银号增加资本为500万元。为了统一东北币制，进一步控制金融，张作霖决定将东三省银行、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官银号，增资为奉大洋2000万元，正式合并时间为1924年7月1日。此时东北经济一度相当繁荣。直至第二次直奉战争起（1924年9月），需款浩繁，由于点金乏术，只好多发纸币，于是东三省官银号大量增发之纸币，为军阀发动内战提供原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大洋虽支出巨大，官银号已经亏损，但由于奉军战胜直军，因而票值未显出巨大变化。直至郭松龄反奉（1925年11月）之后，奉大洋开始贬值，官银号底子已空。民国16年（1927年），张作霖复大举入关，驱逐冯玉祥军队于京津，此时官银号发行奉大洋已达5.52亿元。实际在关外流通者不过3600万元，其余5亿多元均在关内作为军需、军械之用。嗣又南联孙传芳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奉票早已无能为补助之力。1928年初张作霖仍令官银号筹款5000万元。官银号立刻以大量不兑换的奉票向北满购买大豆，再以现物出口兑换现金，农民到手的纸币不久便开始贬值。显而易见，军阀当局以奉票为手段从农民手中榨取5000万元的实物。官银号账上各属户欠款就可以看出官银号的主要支出即为支付给军事机关和财政厅，如1926年奉票发行额为2亿元，军政欠款为2.7亿元；1927年发行额为3.2亿元，他们的欠款为4.2亿元；1928年发行额为14.7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1亿元；1929年发行额为15.3亿元，他们的欠款为14.8亿元。可见发行量的增加是因军用浩繁所致。
东三省官银号运用其庞大的发行权和附属企业，形成一个大托拉斯，垄断着东北金融和经济，取利于民，充作军阀黩武之后盾，实在失去其纯银行之性质。
王永江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应袁金铠之邀担任辽阳警务学堂监督和警务所长开始走上征途的。他办理辽阳警务五年“成绩极优”，充分发挥了其治警理财的特长，并得到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表奖，誉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之后王永江官运亨通，历任铁岭知县，奉天民政使，兴凤道尹，辽康、牛海、省城税捐局局长以及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兼军署公署顾问等职。1916年11月张作霖任命其为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之初，曾任命王树翰为财政厅长，由于王主张“藏富于民”，与张“剖克聚敛”的观点背道而驰，不久便去职他就。此时正值王永江因“张汤交恶”事件（张作霖与汤玉麟因军警冲突而闹矛盾）坚辞警务处长职务之时，于是，张作霖转而委任王永江为财政厅长。以治警理财著称的王永江如鱼得水，开始为张作霖当家理财。
王永江上任后，“即着手调查过去财政紊乱的实情，研究积弊之所在”。并查明当时奉省外债共计现大洋1195万元有余。为此，王永江上书张作霖，提出了以不加重人民负担，不妨碍政务活动为前提的“开源节流”的整理计划，对奉省财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由于王永江突出的理财能力，奉省财政好转，使张作霖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随之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日益膨胀。自1920年起，连连发兵入关，导致军费增加，财政不得充实，民政不得实行，造成金融紊乱，奉票等于废纸。王永江力劝张作霖，缩减兵工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用爱民，平衡收支，挽救金融。其意见受阻于张作霖的军事总参议杨宇霆，而未被采纳。王永江见已无力回天，于1926年愤然辞职。
1928年下半年，张学良主持东三省政务后，励精图治，以裁减军费、整顿金融为首要措施。于当年11月开始缩编军队，由40万人缩减为15万人。1929年6月，张学良亲自主持召集东三省财经负责人召开东三省财政金融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一、财政要于军费裁减下自给自足，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财政不能累及金融，财政厅计算收入以定支出；二、官银号核算库存现金及有价证券，财政余存款项，以与奉票发行额相比的折和标准。此外，会议还决定以东三省官银号为主体，联合东北边业银行和中、交两行的奉天分行，成立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当月17日开业。准备库规定奉票固定价格，这是对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的整顿。经过整顿后的东北金融一时趋于稳定，收入平衡，工商繁荣。东三省官银号对东北的金融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就派兵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将该号库存财物洗劫一空并停止其营业。同年10月10日，经当地各银行、机关、满铁、商会等组织金融税究会议决该行号开业，并订立该行号之管理办法，决定监理官制，10月15日，东三省官银号在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下重新开业，关东军派遣监理官根据管理办法而监理之，12月16日，关东军设统治部，该号改归该部直接负责。
1932年3月，伪满政府宣布创办伪满中央银行。同时，派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为创立委员会长，并派其他各日籍银行职员为创立委员。同年6月15日，伪满政府将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钱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于7月1日正式营业。至此，东三省官银号最终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