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节有“百官进农书，司农献穜稑（音“同路”），指先种后熟的谷类和后种先熟的谷类。比如贞元六年中和节，百僚进献了《兆人本业》三卷，司农进献了黍、粟各一斗。正是对上述政策规定的实施。

中和节进农书的做法颇受时人看重，贞元十九年甚至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以嘉节初吉修是农政为韵）》为题，选拔人才。科举考试以此为题，亦反映了此举在德宗朝的盛行。

《兆人本业》是武则天时期颁行的一部官修农书，内容包括农俗农事及四时种莳之法等，供指导农民生产之用。在农务方兴的二月，百官进农书、献种子，无疑具有劝农重本的象征意义，这很为具有农本思想的官员文人所称赞。

柳宗元就在他的《进农书状》中进行了高度评价，将它视为“勤劳率下，超迈古先”之举。贞元十九年甚至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作为科举考试的题目，选拔人才，足见这一活动在德宗朝受到何等重视。此外，中和节还有大臣进献春服，借以表达对皇帝的忠诚和关心。

据《唐会要》，中和节政策规定中有关春服的内容是“王公戚里上春服”，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有皇帝对臣下的赐予。吕颂有《谢赐春衣及牙尺表》，令狐楚有《谢敕书赐春衣并尺表》，均可为证。

君臣宴乐是中和节里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设置中和节的最初动机就是增加节日宴乐的机会。当时不仅规定“内外官司休假一日”，而且赐钱给官员，让他们集会为乐。唐德宗自己也经常在中和节宴会群臣，并作诗抒情言志。《全唐诗》收录唐德宗的诗共15首，其中4首与中和节有关。

贞元五年的中和节是第一个中和节，节日里唐德宗大宴群臣，并且作诗抒怀，大臣们则纷纷作诗奉和。唐德宗还下诏将诗作的写本赏赐给当时在容州的戴叔伦，这样的恩宠让天下人都羡慕不已。宴会上往往有乐舞助兴，王建《宫词》诗云“殿前明日中和节，连夜琼林散舞衣”，即为明证。宴会不仅仅在都城举行，地方上也十分兴盛。

尽管决策时增加了中和节重农、劝农的内涵，尽管唐德宗也说过“耽乐岂予尚，懿兹时景良”的话，“与众宴乐、诚洽当时”的想法还是居于重要位置，由此不仅规定“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并以中和节代替正月晦日成为三令节之一，赐钱给官员集会为乐。从现存资料看，除特殊情况外，唐德宗都要在中和节宴会群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

（九年）二月庚戌朔。……是日中和节，宰相宴于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

（十三年）二月丁巳，赐宰臣、两省供奉官宴于曲江。

（十四年）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

（十七年）二月癸巳朔，赐群臣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赐宴曲江诗》六韵赐之。

（十八年）二月戊子朔，赐群臣宴于马璘之山池。

（十九年）二月壬午朔，赐宴马璘山池。

由此可知中和节宴会的政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被遵行。

唐代宴会总少不了赋诗乐舞，中和节宴亦复如此。唐德宗本人就是赋诗活动的积极推动者。至少贞元五年、六年、十四年、十七年的节宴上，都留下了他抒情言志的诗篇。大臣亦有和诗。《全唐诗》中就收有李泌的《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和权德舆的《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寮观新乐》、《奉和圣制中和节赐百官宴集因示所怀》等。宴会乐舞，同样盛行。

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诗云“金石何铿锵，簪缨亦纷纶”王建诗云“殿前明日中和节，连夜琼林散舞衣”，都能让人想象到宴会乐舞的盛况。

而中和节建构十周年的中和节，“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初奏《破阵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上又赋《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颁赐有差。”对这次乐舞场面，德宗《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描写道：“前庭列钟鼓，广殿延群臣。八卦随舞意，五音转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协南风熏。”乐舞场面尤为盛大。

宴会不仅在都城举行，地方上也有。梁肃《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就记录了扬州一带的节日宴会：“火旗在门，雷鼓在庭。合乐既成，大庖既盈。左右无声，旨酒斯行。乃陈献酬之事，乃酣无算之饮。于是群戏坌入，丝竹杂遝，球蹈、盘舞、橦悬、索走之捷，飞丸、拔距、扛鼎、逾刃之奇，迭作于庭内。急管参差、长袖袅娜之美，阳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于堂上。风和景迟，既乐且仪。”宴会上既有美酒佳肴，又有乐舞百戏，参与者觥筹交错，频频举杯，自朝至暮，直喝到酩酊大醉。

梁肃的《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就记载了扬州一带的中和节宴会。当时参加的人员达百余人，“火旗在门，雷鼓在庭”，声势浩大。宴会之上，既有美酒佳肴，又有各种杂技，所谓“球蹈、盘舞、橦悬、索走之捷，飞丸、拔距、扛鼎、逾刃之奇，迭作于庭内”，歌舞管弦当然也少不了，“急管参差、长袖袅娜之美，阳春白雪、流徵清角之妙，更奏于堂上”。与会人员觥筹交错，频频举杯，自朝至暮，直喝到酩酊大醉。不过，官方的中和节宴在德宗皇帝驾崩不久便取消了，成为曾经亲历盛况者对往事的追忆。吕温有诗云：“同事先皇立玉墀，中和旧节又支离。今朝各自看花处，万里遥知掩泪时。”表达了抚今追往、盛景不在的惋惜之情

“裁度”，即“请皇帝赐大臣戚里尺”，也是中和节活动的重要内容。贞元八年，宏词科还曾以“中和节诏赐公卿尺”作为科举考试的试题，当年参与考试的陆复礼、李观、裴度都留下了佳作。从陆复礼的“皇恩贞百度，宝尺赐群公”、李观的“具寮颁玉尺，成器幸良工”、裴度的“阳和行庆赐，尺度及群公”等诗句中均可见当时赐尺行为的存在。

中和节赐尺，是有传统依据的发明创造。早在汉代成书的《礼记·月令》中就有记载，度、量、衡讲究公平准确，仲春二月是昼夜长短基本相等的时节，适合校准度量衡。中唐以前，也有中尚署令每年二月二日进献“镂牙尺”和“木画紫檀尺”的规定。中和节赐给大臣尺子，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的变通性应用。

尺的用途是测量长短，与测量多少的量、测量轻重的衡，都是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掌握着确定、校正度量衡的权力，就意味着掌握着治人治世的权力。皇帝将经过校正的尺度颁赐给大臣，其实是对这种权力的一种象征性分配，而且含有对臣下公平、正当行使权力的期待，可以激励臣子对君主的效忠之心。

除了尺子，皇帝还会赐给大臣衣服。得到皇帝的赏赐，大臣通常会上表以示谢忱，吕颂就写有《谢赐春衣及牙尺表》，令狐楚也写有《谢敕书赐春衣并尺表》，它们都成为皇帝赐衣赐尺的证明。

关于赐诗，最著名的当属对戴叔伦的赐赏。《唐国史补》记载：“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另外，王纬有《谢赐中和节御制诗序表》，记载曾受赐“皇太子所写御制中和节诗序”。

德宗曾于贞元四年九月下令，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为三令节，任文武百官选胜地追赏为乐，并赐与数量不等的金钱，规定“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

次年，“皇心不向晦，改节号中和”，中和节取代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一，赐钱之举也便改移了日期。贞元八年正月又颁布诏书，对在京宗室赐钱的数目做出新规定：“在京宗室，每年三节宜集百官列宴会，若大选集，赐钱一百千，非大选集，钱三分减一。”同时规定：“三节宴集，先已赐诸卫将军钱，其率已下可赐钱百千。”政府赐钱，为举办宴会提供了资金来源，这也是中和节宴所以热闹繁盛的重要原因。

李泌不仅设计了皇帝大臣在中和节的活动，而且也想到了普通百姓。当时人们就用青色口袋装上各种各样的粮食、瓜果种子，互相赠送。

中和节放假一天，在唐德宗时期是有明文规定的。正是有了这一天假期，官员们选胜地宴赏才有时间保证。

综上所述，唐德宗时期制定了全民过中和节的政策并进行了实施，从而将官方创设的一个节日楔入了时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生活节奏。

据《唐书·李泌传》记载，唐中叶以前，春天只有三个节日——正月九、正月晦(三十日)和三月上巳节，二月没有节日。唐德宗时，李泌上书，废正月晦，以二月一为中和节，以示务本。德宗十分赞同，并下令以正月初九、二月朔和三月上巳合称三令节。

唐德宗贞元五年“以二月初一为中和节”。这一天，官员休假一天，民间则以青布口袋盛百谷果实，互相赠送，号称“献生子”。后来明清时京城还以江米制成糕，叫“太阳糕”，用来祭祀太阳。

中国古代祭太阳神，有三个时间:二月初一、三月十九和十一月十九。老北京人说农历二月初一中和节是太阳的生日，到这一天百姓要祭太阳。各自在家中祭祀设香案，也有的还摆上太阳星君和神马。还要请“太阳糕”来作为供品，码放于盘中置于供桌中央，以此来报答太阳神的恩泽。按照男不拜月女不祭日的说法，由男性家长率男性家眷面向东方太阳膜拜。在这天祭祀太阳，是唐德宗鼓励农桑，祈祷丰收之举。

明朝时期，每到这一天，皇帝都要举行隆重的“御耕”仪式，亲自扶一下犁以示重视农业，并象征性地赐给农夫百谷；在民间，亲朋好友则畅饮中和酒，祭日神，并互赠刀尺，勉励耕作。这些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人们乞求丰收岁稔的愿望。

民间是农历二月初一吃太阳糕的风气最盛于清初。常人春先生所著《老北京的年节》一书中说“据说明朝之后，庶民为纪念末代皇帝崇祯，假托祭祀太阳真君而设的，依次来寄托清兵入关之后，广大汉民的故国之思。”

据说清代宫门口外有一家专做年糕的小店，唤做“袁记斋”。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年糕袁”的前身。现已耄耋之年的“年糕袁”传人袁仲山，自小便在那里跟着大人学做年糕。那时京城走街串巷的年糕小贩一大清早便聚集在这里批购太阳糕。

中和节民间祭日、春分皇帝祭日的做法一直延续至明清。因中和节第二天就是“二月二”，后世便有人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二月朔，唐宋谓之中和节。后虽不举，而民间犹以青囊五谷瓜果之种相遗，谓之献生子。”

——《中华全国风俗志》

“京师于是日（二月朔）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

——《帝京岁时纪胜·中和节》

“二月初一，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十余小鸡，谓之太阳糕。”

——《燕京岁时记·太阳糕》

太阳糕

阴历二月初一是传统的中和节，所谓“中和”指不偏不倚，儒家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未曾发时叫“中”，若情感发出来，但没有偏颇，很中肯，叫“和”。人的道德修养能够达到中和，就是进入一种和谐的境界，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吴自牧《梦粱录》载，中和节这一天“民间以青囊盛百谷、瓜、果种子，相问馈，号为献生子。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古代术数家用青囊装物寄予一种美好的意愿，人们互相赠送优良瓜果种子，用以预祝一年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每逢中和节这天，天不亮时京城沿街就响起了吆喝声:“太阳糕嗳，太阳糕！”这个人的叫卖声过去不久，又有一个小贩高喊:“太阳糕嗳，太阳糕！”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民间很早以前就传说，二月初一是太阳星君的生日，京城旧俗于当日日出时在院内设香案供太阳糕三五碗，并焚香向东遥拜。

据《清稗类钞》记载，太阳糕是“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

民国时期，糕的开头有所改变，为二寸大小的长方块，内包豆沙馅。糕上的小鸡原样保留，还涂上了色彩，使小鸡更加逼真。糕上的小鸡大约是脱模于传说中太阳中的一只三足乌鸟，缘于上古的神话。因此，无论糕形怎么样，小鸡不能变，它是太阳的象征。清代宫门口外有一家小店叫“袁记斋”，最早创制了“太阳糕”。“太阳糕”原为“小鸡糕”，是打上小鸡戳记的一种普通糕点。这糕点进了宫，慈禧太后尝到认为不错，鸡打鸣，太阳升，吉祥，遂将糕名改作“太阳糕”。家家百姓二月初一吃太阳糕，是为了求吉利。

中和节始于唐，德宗曾下诏说:“四序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酥，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从这里看不出中和节的最初制定与上古关天太阳的神话有什么渊源。

不过，《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一则神话，与太阳有关:“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为什么这么一位夸父英雄却没有成为节日的纪念，而一只“三足乌”化身的小鸡，人们不仅为它塑像，还描上了美丽的色彩了呢？这原因是被另一则传说所取代。汉代王充《论衡·说日》:“日中有三足乌。”在《淮南子》中说:“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九个太阳被射落了，只剩一个太阳，那里面的三足乌成为了精灵，后来人们把三足乌当成了日中神禽。

乡宁云丘山中和文化是最古老、最原始、最系统的文化。他历史悠久，从唐代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开始已有1221年。

云丘山中和文化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元素、四个祈求。即：三个元素是：生殖崇拜是中和文化之根，天人合一是中和文化之魂，和谐发展是中和文化之光。四个祈求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求神灵庇佑，国泰民安：祈求美好姻缘，如意婚配；祈求子孙绵绵，后继有人。以中和为用的特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

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大道，贵和持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自然和谐，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和谐，万物就能发展。中和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宇宙浊清并包的自然大道。在这个时空点上中和文化应运而生，给宇宙万事万物共存发展指明方向。是宇宙文化珍宝。

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中和文化诞生于中华，也是中华最古老的一种文化，中华佛道儒三家从开始互相排斥到最后三教中和，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取代不了谁。即儒家主“中庸”，释家“中观”，道家“中和”三教和一，万善同归。二、是指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中和。它不是简单的中和。首先解决了各种文化矛盾问题。以中为度，以万事万物存在之理为理念，承认各种文化的存在，不排斥。其次，在以中的前提下，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相和体中，并在不同事物相和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中和文化是开放性文化，是发展性文化。三、是广义讲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宇宙文化。是地球文化，外星球文化，超高级生命等中和文化。承认外星球文化，超高级生命文化并与之中和宇宙大道。是未来宇宙中和合文化的基础，中，和，合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在这个时空点上只能推出中和文化便于芸芸众生接受。

云丘山中和文化内涵丰富，对于构建当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2011年05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云丘山中和节以民俗类名列其中。

云丘山中和节从农历二月一日开始，四面八方的乡民便摩肩接踵上云丘山朝山拜顶，他们举旗幡、擎灯笼、扭秧歌、唱山曲、抬驾楼、打花鼓到云丘山的土地庙及各个庙宇里迎神赛会，祭祀拜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朝山的青年男女持鞭杆、擎花篮、拜神塔、朝牝门、摸娃娃、吃枣花、祈求生产、生育繁衍。云丘山中和节，是人们迎接播种的节日，是老百姓放纵情怀的狂欢节。千年的节日、千年的庙会、千年的活动是天与地自然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阴与阳的和谐、更是人与人的和谐。

唐德宗李适，是唐朝的第九个皇帝。贞元四年（788）的某一天，唐德宗提出想在二月创置一个节日，问大臣们日子选在哪天比较合适。根据史书记载，唐德宗发出个倡议的原因是，从前每到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朝廷百官都有大型的宴会活动，但是上巳节往往和寒食节（清明节前一二日）在时间上重合，当时寒食节放假，且假期长，这就影响了公会。因此他认为可以在二月创造一个节以举行公会活动。皇帝发出倡议，大臣李泌就开始设计。不久，一份诏书就颁布出来。根据这份诏书，一个创造的节日正式诞生了。它定在二月初一，名为“中和”，与上巳节、重阳节一起成为朝廷认定的三个节日，届时公务人员可以休假一天。稍后，李泌又为中和节设计了一些活动，包括裁度、官员给皇帝进献农书、献生子、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这些也得到德宗的认可，并著于法令，颁布实施。

据《唐书·李泌传》记载，唐中叶以前，春天只有三个节日——正月九、正月晦（三十日）和三月上巳节，二月没有节日。唐德宗时，李泌上书，废正月晦，以二月一为中和节，以示务本。德宗十分赞同，并下令以正月初九、二月朔和三月上巳合称三令节。

这些记载表明，中和节是从唐德宗时期确认的。但是，中和节有些活动内容却非自唐代始，如周朝就有春分时去东郊祭日，秋分时去西郊祭月。太阳糕来源也较早，一直沿用到隋唐。唐德宗时，从春分活动中吸取了祭日的内容，充实了中和节，于是中和节与春分混而难分。

太阳神，又称日神。这是最古老的自然崇拜之一，在内蒙古阴山岩画和云南沧源岩画中就有拜日神的形象。道教兴起后，多称祭祀太阳星君、日神。中国古代祭太阳神，有三个时间：二月初一、三月十九和十一月十九。

关于太阳的传说有很多，大汶口陶尊上已有日月形象。传说最早时有十个太阳，经过后羿射日，才变成一个太阳。又传说太阳是一个男子，月亮是一个女子。从汉代画像石上看，太阳中居住三足乌，后来把太阳神人格化了，变成男人形象，甚至有妻。于是有太阳神、太阴神之分。传说他们分居于日宫、月宫之中，主宰天下大事。这些传说虽然是远古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中也反映了他们的实际感受。人们日出而作，有了温暖，可以种植庄稼，入夜和阴天太阳又消失了。诸如此类变化，使人们产生联想，最后创造出太阳神。至于太阳中的玉鸡传说，可能是把日出与鸡鸣联系起来，认为太阳和鸡是伴侣，一旦鸡鸣，太阳升起，人们就起床了，开始了一天的耕耘。

祭太阳时，要供奉太阳糕，这种糕以江米粉制成，上面印有太阳和乌鸦图案，有的糕上塑有小鸡。民间也以吃太阳糕为美食。

据记载，中和节是在唐朝臣李泌的提议下兴起的。他提倡设立这个节日的理由是为了祭勾芒神，也就是祭日神。传说，中和节是太阳的生日，尉迟枢《南梵新闻》记载说：“李泌谓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更相馈遗，务极新巧，宫中亦然，谓之献生子。”可见献生子是中和节活动的主要特点。在唐朝帝王的倡导下，中和节达到了极盛，每年逢此日，人们都要加以庆祝并举行祭祀活动。

中和节主要兴盛于唐代，但以后各朝仍然把它当作一个节日看待，每逢这一天，皇帝都要举行耕种仪式，象征性地赐给人民百谷，以示劝民努力从事耕织之义。在民间，亲友们也常聚集在一起喝中和酒，并祭祀勾芒神。人们往往还互赠刀、尺之类的礼物，勉励努力劳作。

人们在“中和节”祭祀的是传说中的“勾芒神”是一种主管树木的神，《尚书大传》曰：“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搏木之野，帝太?神勾芒司之。”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则说：“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之为言萌也。”正是迎春 和万物生长的象征，明代杨慎《春雨》诗云：“春雨掩柴扉，勾芒力尚微。”清代“农歌”：“中和节庆龙抬头，春祭勾芒祈丰收；白天耕田忙播种，夜里切草喂牲口。”

“中和节”是围绕着春耕的，它是服务于农耕社会的重要农事节令。虽然这古老繁锁的民俗事象今已逐步淡化，但作为农耕节令，将永留人间。

每当春龙节到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天早晨家家户户打着灯笼到井边或河边挑水，回到家里便点灯、烧香、上供。旧时，人们把这种仪式叫做“引田龙”。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吃面条、炸油糕、爆玉米花，比作为“挑龙头”、“吃龙胆”、“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以示吉庆。

《中和节赐百官燕集因示所怀》

作者:李适 朝代:唐

至化恒在宥，保和兹息人。推诚抚诸夏，与物长为春。 仲月风景暖，禁城花柳新。芳时协金奏，赐宴同群臣。 丝竹岂云乐，忠贤惟所亲。庶洽朝野意，旷然天地均。

《中和节赐群臣宴赋七韵》

作者：李适朝代：唐

东风变梅柳，万汇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

耽乐岂予尚，懿兹时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

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曲沼水新碧，华林桃稍芳。

胜赏信多欢，戒之在无荒。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中和节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出现的，它创置的最初动机也在于“嬉娱游乐”，不过，从设计的结果和实践情况来看，中和节事实上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动机，成为一个围绕春季特性、表达中和理想和重农倾向的节日。唐德宗有诗：“肇兹中和节，式庆天地春。欢酣朝野同，生德区宇均。”很好地概括了中和节的文化内涵。

将节日命名为“中和”，则显示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中和理想。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如果能用中和之道治理天下，国运就会长久；如果能用中和之道养生，那么寿命就会长久。

今人周来祥先生则认为：“‘中和’（或和谐）在古代中国是一个贯彻始终的思想概念，从远古到清末，源远流长……在发展中，‘和’的内涵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日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主导精神。”中和作为一种天地、四时、万物各守其正而又彼此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是天下之德、之道，中和节承载了上自君王下迄百姓“致中和”的共同愿望。

我国素来以农立国，将农业视为国家之根本，而无论是百僚进献农书、司农进献穜稑之种，还是百姓互赠百谷果实的“献生子”，都具有劝农的象征意义，并符合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

尽管中和节在后世不如唐德宗朝那样兴盛，但它余韵流长，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诸如进春衣、进农书、献生子等活动，乃至休假一日的规定，都在宋金时期为宫廷或民间所实践并得以传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从官方建构向民间传统的转变。直到近世，仍然有人将农历二月一日称为中和节，甚至有人认为二月二日龙抬头节其实就是中和节。今天，在山西永济，仍有中和节“背冰”习俗，山西乡宁云丘山则有中和文化节，2011年，中和节（永济背冰、云丘山中和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和节丰富的祭祀内涵，不仅可以调节人的内心和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挥着独特的沟通人神关系的作用。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中和节习俗已内化为当地老百姓的一种心理需要和感情依托形式，并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凝结了中国文化的文化特质、群体精神，具有和谐共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