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虑全国典型城市的人口增幅情况以及相关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研究经验，对10年之间的常住人口变动进行六类分级，即显著降低(V≤0.75)、有所降低 (0.75)

2000年以来的中国常住人口流动呈现两方面的显著特征(图4)。首先，在人口密集、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中东部地区，呈现出乡镇向街道流动的“城乡二元效应”，以及欠发达的城市群外围区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群核心区流动的“核心外围效应”。前者体现在部分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明显，如京津冀地区、山东和黑龙江；而后者则表现在两广北部、苏北浙南等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围地区，常住人口密度大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新疆、云南、内蒙和山西的人口密度增加较为明显，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新疆和云南的人口自然增长普遍较高，加之边境开发和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更加剧了这种趋势，而内蒙和山西(包括四川南部)等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省区主要围绕着工矿业的发展而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形成了两大明显的人口流出连绵区，一个是西部的川渝黔连绵区，作为西部最主要的人口密集区，除了成都、重庆、贵阳等少数中心城市的街道外，大部分的乡镇单元均呈现常住人口的显著流出态势；另一个则是东部的浙西南-闽西连绵区，其人口流出原因较为复杂，这个区域地形以山区为主，人口密度不高，经济相对不够发达，容易流向附近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另外也和这个区域长期外出经商的文化传统有关。

进一步结合表1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密度的再分布变化非常显著。在39000余个乡镇街道单元中，人口密度基本未变的仅为17808个，不到50%，而大部分乡镇街道单元的人口密度都有所降低或增加，其中约22%的乡镇街道人口密度为显著降低或增加。密度降低的乡镇街道单元总计12840个，总面积约173.4万km2，而密度增加的乡镇单元总计8359个，总面积约135.4万km2，不论数量还是面积，人口密度减少的乡镇街道明显多于人口密度增加的乡镇街道。由此可见，2000年以来的我国人口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和进一步集聚性，在全国人口密度图上(图4)，呈现出蓝色斑块占主导，且大部分地区的蓝色斑块具有遮盖红色斑块的趋势。

2000年以来的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全国常住人口总量相较10年前仅增长了6%，年均不足6‰，因此乡镇街道尺度上的人口密度变化则更多地折射出这10年来我国人口的机械增长再分布，也即人口的流动空间格局。经典的人口学理论将机械增长引发的密度再分布原因解释为“推力”和“拉力”，本质其实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功能调整在职业分布上的反映，也即经济因素或产业因素。过去10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就业机会更大的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乡村人口密度降低，街道人口密度升高的“城乡二元效应”；同时区域发展落差导致的就业机会差异和收入差异普遍存在于发达的城市群核心区以及毗邻这些城市群但却相对欠发达的外围区，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人口流动的“核心外围效应”，不发达区域的乡镇单元人口密度呈现下降态势，而城市群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整体上升。产业结构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对吸引人口流入具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性，如深圳、苏州、东莞等，随着第二产业的郊区化和去东部化，由制造业就业带动的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逐渐转向了郊县(区)的乡镇以及中西部地区，但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并未明显降低，这是因为伴随城市功能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中心区域化，以金融、房地产和交通运输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吸引新一轮人口净流入增长的行业门类。

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空间格局识别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缺乏对城镇实体地域的统计划分，很多涉及城市、都市圈乃至如今的城市群等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概念时均难得要领，只能泛化使用，不利于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的开展。纵观国外对城镇实体地域的划分经验，人口密度无疑是第一要素。

美国关于城镇范围的界定：1910年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区，规定大都市区包括一个10万人以上的中心城市及周围10英里以内的地区，或者是虽然超过10英里但却与中心城市连绵不断，人口密度达到150人/km2的地区。1980年代提出了大都市统计区，主要根据人口和通勤进行定义。MSA与主要大都市统计区、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统称为大都市区。可以看出，都市区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指一个大的城市人口核心以及与之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都市区是国际上通用的进行城市统计和城市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

在日本，1960年人口普查提出了人口集中地区，定义是人口 密度达到4000人/km2及以上的基本调查区邻接，所形成的人口总量达到5000人及以上的区域，其中基本调查区是日本人口普查结果集计的最小单位。同时，日本还提出了“都市圈”的概念，规定都市圈的中心市人口规模须在10万以上，且外围地区到中心市的通勤率须在5%以上。其中，大都市圈要求中心市为中央指定城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且邻近有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外围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人口不低于本地人口的15%，大都市间的货物运输量不得超过总运输量的25%。由此可见，日本的都市圈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特大城市为中心、并以其强大的扩散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

在我国，周一星等提出了建立中国城市实体地域的概念，包括城市统计区、城镇统计区和城镇型居民区，其中城市统计区所设定的标准是2000人/km2(非农水平高的地区为1500人/km2)。宋小冬等利用2000年遥感和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过上海3个类型地区城乡实体地域划分的探索。

总体上，世界各国都从自身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多种城镇实体地域的划分概念。我国由于缺乏长期可靠的通勤数据，因此笔者仅以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密度为基准，尝试进行不同密度门槛下的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基本刻画，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初步分析。

2000与2010年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识别

以乡镇街道为基本单元，设定不同等级的人口密度标准，用于识别2000年和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这与周一星等建立城市统计区的近期目标是一致的。首先，设定我国城镇化地区(或主要城市化地区)的门槛密度。根据我国39000余个乡镇街道单元的计算，2000年人口密度的算术平均值为873人/km2，2010年上升到977人/km2，因此将城镇化地区的门槛密度设为1000人/km2；其次为城市统计区，采用周一星等提出的2000人/km2的平均密度标准。最后为高密度城镇化地区，主要参考日本的人口集中地区概念，作为我国高密度城镇化地区或高密度城镇连绵区(4000人/km2)的识别依据。

通过如上的人口密度界定，识别出3种不同密度下的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且高密度城镇化地区的范围是城市统计区的子集，城市统计区则是城镇化地区的子集。图5和图6分别展示了2000和2010年中国城镇的空间格局。由图可见，人口密度介于1000～2000人/km2的城镇化地区，2000-2010年的空间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分布在各个大中小城市的街道及其附近的乡镇单元。相对而言，城市统计区和高密度城镇化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扩展态势，2000年的城市统计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中西部省会城市以及其他大城市的街道，如长春、成都、重庆、西安、武汉、南宁等，而2010年进一步向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大中城市附近的乡镇扩展。高密度城镇化地区在2000年仅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武汉、南京、 杭州、西安、成都等巨型城市和大城市的街道单元，基本呈现离散的点状或斑块状，2010年则进一步扩展到大部分的省会城市和大城市的街道单元，在长三角、珠三角开始初步出现高密度人口的集聚区，浙南、闽南和潮汕等东南沿海地区也开始出现明显的高密度城镇化地区。

基于人口密度的重点城镇化地区发育情况判断

2014年3月16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再次强调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提出要“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鉴于当前对我国城市群的数量和分布并未达成一致，笔者仅从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空间格局视角，以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3个优化开发区域和18个重点开发区域所覆盖的21个重点城镇化地区为基础，利用上文提出的3种城镇化门槛来初步评估我国重点城镇化地区的发育情况（图7）。

总体而言，同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重点建设的我国3个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发育水平较高，城镇化地区已经连绵成带，高密度城镇化单元的空间分布也较为均匀；而京津冀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则主要呈现出围绕京津两个巨型都市区的环状递减态势，城镇化地区的连绵程度相对较低，在京津都市区以外的区域主要呈散点状分布，且分布范围也明显小于传统对京津冀都市圈2+8范围的界定；在其他18个重点开发的城镇化区域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中西部的中原经济区、成渝地区总体人口密度较高，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布连续性也相对较好，是具有培育潜力成为城市群的重点城镇化地区。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资料，对2000-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的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判断并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基于人口密度视角，提出确定我国城镇化地区、城市统计区和高密度城镇化地区的指标，分别为1000、2000和4000人/km2，进而刻画出相应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从2000和2010年的城镇化图景对比发现，我国城市统计区和高密度城镇化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扩展态势。从人口密度和空间分布角度对我国主要城镇化地区的发育情况进行评价，发现我国东部3个城市群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空间发育条件优于京津冀，而东部沿海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中西部的中原经济区和成渝地区具备下一步重点培育的潜力。而对于当前各地正在热议的其余10～20个主要城镇化地区，还需要依靠市场力量的培育和国家规划的引导，有序发展，以期在未来逐步形成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的重要增长极。

人口总数：

1,457,934,600 人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1年）

其中内地1,425,893,500人，台湾23,859,904人，香港7,494,580人，澳门686,616人。

性别结构：

总人口性别比：1.04（男性728,050,400人，女性697,843,000人）

20-29岁性别比：1.14（男性92,851,220人，女性81,177,650人）

出生性别比： 1.12（男性6,077,158人，女性5,424,779人）

0-14岁性别比： 1.15（男性134,955,470人，女性116,972,420人）

15-64岁性别比： 1.06（男性508,167,360人，女性478,296,740人）

65岁或以上性别比： 0.83（男性84,927,570人，女性102,573,840人）（内地2021年）

年龄结构：

0-14岁： 17.67%（251,927,890人）

15-59岁： 69.18% （986,464,100人）

60岁或以上：18.07% （257,695,973人）

其中65岁或以上：13.15%（187,501,510人）（内地2021年）

年龄中位数：37.9岁（内地2021年）

人均预期寿命：

平均：78.2岁

男性：75.5岁

女性：81.2岁（内地2021年）

人口增长：

人口增长率：0.04‰（内地2021年）

出生率：7.63‰（内地2021年）

死亡率：7.45‰（内地2021年）

净迁移率：0.14‰（内地2021年）

婴儿死亡率：0.57%（内地2021年）

总和生育率：1.16个子女/妇女（内地2021年）

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