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04 22:54
《中国政治史》是201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后，其所开创和奠定的“君主专制加中央集权”的政体影响了中国整整二千多年。谭嗣同《仁学》有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尽管皇权同时受到道德劝诫，但对皇权的法律约束机制极不健全。皇权扩大，即“命为制，令为诏”，于是三纲观念高度礼教化，《礼纬含文嘉》称：“君为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妇之纲。”。
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构成，后来逐渐出现社稷政权。尧、舜、禹时代采用禅让制继承统治权。传说禹的儿子启建立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后商推翻夏，周推翻商。
周代采用封建制，诸侯的权力很大，逐步脱离周天子控制。以后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相互竞争，为了图存自强，一些国家先后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中国史书称之为“变法”。这一时期的变法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取得效果最大的，为秦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国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皇帝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的话语就是法律，是人治而非法治，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秦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大争论，一派主张以地方自治为主封建制，一派主张以中央集权为主的郡县制。结果郡县制获胜。从此，自秦以后，中国主要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帝王精力有限，必须有一文官集团从旁协助，故有“相权”的产生。《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观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了中国在统一和分裂的状态间不断循环的历史。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励精图治，多数农民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之后开始守成，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在王朝的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遍地饥饿的无地无业流民，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王朝，建立异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导致旧王朝的覆灭。
但是新的王朝很少有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几乎都是重复“秦政”，陷入一个死循环（Dynastic cycle），使中国社会制度发展徘徊不前。故毛泽东曾有“百代皆行秦政制”诗句。不过，在秦制建立之后，曾有两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一次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都是在官僚体制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甚至还有所强化，最终失败。
清朝末期，内忧外患，交相而至。日本明治维新，图强成功，给中国有识之士极大启发。因而产生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激进主义”思潮，渴望改革中国千来以来的陈旧制度。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发动戊戌变法，但是很快遭到失败。一部分改革势力进而转变成“革命派”，力图用暴力手段推翻保守的满清政府。
清末的革命派拥有先进的政治理念，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朝代末期的农民起义份子。同时一部分温和改革势力还寄希望于满清统治者，在体制内部推动“君主立宪运动”，称之为“立宪派”，或者“保皇派”。庚子事变之后，朝廷内部的极端顽固势力被八国联军清算，立宪派趁机推动了一场改革运动，是为“清末新政”。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建立了名义上“共和制”的中华民国，由前清北洋新军领袖袁世凯任大总统。但是共和制很快遭到袁世凯的破坏，并于1915年宣布恢复帝制。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份子，继续发动武装斗争，力图重建共和国。1928年，以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为首的北伐革命军，重新统一了中国。蒋介石借口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长期实行“训政”，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制。
但是辛亥革命以及国民党没有解决清代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中国这一轮的“乱治周期”的土地问题压力尚未得到释放。因而一部分极端激进份子开始着眼于关注农民的土地问题。与此同时，1917年俄国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并支持中国极端激进份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力图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中国，超越历史阶段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这一策略也与中国土地分配需要进行调整的乱治周期相吻合，因而使这一次的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带上了西方左翼激进思想的色彩，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北洋系把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但是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指责中共工农运动行为过激，并发动四一二事变，与中共分裂，并用武力围剿，欲消灭而后快。从此国共斗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主旋律。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尝试实行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实行了八年合作，中共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于1947年实行“立宪”，而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实行一种“新民主主义”制度。1949年，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宣称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不久宣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华民国政府则撤退至台湾地区，执行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国民党一党专制，共施行43年之久，直到1991年经国民大会决议及总统公告才于同年5月1日废止。
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有传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孟子仁政与王道。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荀子《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是对荀子帝王之术的一种实践。
韩愈提出“道统”说，强调思想有其自身的继承关系，不受君王左右。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员应当“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指一种机构）、“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观点。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仍属治权在君，并没有到达近代民主思想的标准，也有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还超越了欧洲的卢梭。
黑格尔（1822年）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钱穆（1955年）：“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