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 年代以来，各国外汇盈余和财政盈余持续增加，各国主权财富基金逐步在满足资产必要的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以盈余资产单独成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拓展投资渠道，延长资投资年限，提高投资总体收益率水平。

新加坡和韩国是这种管理模式的典范。1981 年5 月， 新加坡成立政府投资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Pte Ltd，简称 GIC），负责管理的外汇资产超过1000 亿美元，相当于新加坡官方外汇储备的90%。25 年来，其年平均投资收益达9.4%。2005 年7 月，外汇储备居世界第四位的韩国，按照其增加外汇储备价值的计划，仿效新加坡，设立了韩国投资公司（Kore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简称KIC），经营部分国家外汇储备。

将国家盈余资产委托给一个独立的专业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多元化经营资产，有利于分散风险，提高其风险承受能力。而且，委托不同的资产管理机构对不同的资产储备进行管理，可以拓展投资渠道，提高投资决策的灵活性。

无论采取哪一种管理模式，主权财富管理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主权财富管理正逐渐从传统的以规避风险为目的的流动性管理模式向更加多元化和具有更强风险承受能力的资产管理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使主权财富基金能够积极拓展储备资产的投资渠道，在有效风险控制的条件下构造更加有效的投资组合，进而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而且这种管理模式的转变，也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更加有效的政策工具。

组织结构与内部公司治理

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组织结构大同小异，都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1 层次：政府主管部门

一些小国家一般直接由总统、国王负责主权财富机构的管理，其他一些国家则根据主权财富基金性质，以中央银行或财政部作为主管部门。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职能一般包括：提名任命主权财富机构董事会成员和董事长；决定是否增减外汇盈余和财政盈余到主权财富基金；审议主权财富基金财务报告等。政府主管部门一般都不干预主权财富基金的日常经营活动。

第2 层次：主权财富基金

大多数主权财富基金都依法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结构，并具有较高独立性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中，由政府部门外部的专业人士组成的非执行董事，往往占到董事会成员数量的一半以上。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总体投资策略与投资组合，并对董事会业绩进行评估。大多数主权财富基金董事会还下设专门委员会支持董事会在审计、风险管理、薪酬以及人事任命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管理层由董事会任命，对董事会负责，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

第3 层次：投资组合职能部门或子公司

大多数主权财富基金还设立了独立子公司，分别投资于不同领域。这些子公司也都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相对独立的董事会、管理层。

无论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出于何种初始动因，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基本目标都是要获 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以保证国家盈余财富购买力的稳定，这与传统外汇储备管理的流动性、安全性目标迥然不同。

主权财富基金的积极管理主要考虑资产的长期投资价值，对短期波动并不过分关注，但对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货币构成、风险控制等都有严格要求。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策略主要是指投资组合按照资产种类、货币、国别、行业、风险承受水平所进行的策略性进行配置。

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演变到兼做股票投资，再到房地产投资、股权投资等。

以挪威NBIM 为例，1996 年前，NBIM几乎全部投资于有担保的政府债券。由于石油基金规模迅速增长，1998 年挪威银行放宽了NBIM 对股票投资的限制。目前，NBIM投资组合中，股票比例30%，其余部分为固定收益产品投资。新加坡GIC 的投资策略则更为积极，投资组合包括债券、股票、房地产、股权投资等各类资产。而科威特KIA 则致力于实施灵活的、专业化的、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分散投资策略；投资组合上，房地产基金占34%，直接投资基金占17%，股票基金占38%，债券基金占11%。

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15年12月发布的数据，世界上排名为

说明：1、数据包括俄罗斯石油稳定基金。

2、数据是一个估计数。

3、所有引用的数据来自官方的消息，或者在有关机构，不出具的资产统计，从其他公开可用的资源。

截止2015年12月主权财富基金的季度市场规模：

说明：以上市场规模的大小数据来自官方的披露，基金的建立，投资活动，资本注入，和其他变量。

SWFs是2005年由国际投行们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其实并非一件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1953年，科威特利用其石油出口收入成立科威特投资局，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1956年，西太平洋岛国——英属吉尔伯特群岛利用其富含磷酸盐的鸟粪出口收入也创建了一只SWFs。当鸟粪消耗殆尽时，该群岛SWFs的投资组合价值达到5.2亿美元，约为该群岛年度GDP的9倍。

一般认为，SWFs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由政府拥有、控制与支配的，二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最大化目标。从SWFs的资金来源看，既可以是一国政府通过特定税收与预算分配形成的，也可以是资源出口收入或非资源性贸易顺差等方式积累形成的，但通常是和如何管理多余外汇储备分不开的：以亚洲为例，中东产油国和中国、东南亚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若仅仅出于维护对外支付职能、维护币值稳定的目的，亚洲各国并不需要如此多的外汇储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过多持有低收益率的外汇储备，也是一种金融资源浪费。因此，多余部分的外汇储备逐渐不再投资于传统的高流动性资产，而转换成主权投资基金，通过专家管理来选择更广泛的投资工具、构造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以获取风险调整后的高回报。

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已设立了SWFs的22个国家和地区中，由资源输出国或大宗商品出口国利用相应的出口收入创建SWFs的，有阿联酋、科威特、沙特、卡塔尔等OPEC产油国，以及俄罗斯、挪威、文莱等非OPEC产油国、美国阿拉斯加等盛产石油的独立地区，同时还有铜矿出口国智利以及钻石出口国博茨瓦纳等；由长期以来存在持续贸易顺差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利用国际收支盈余创建的主权投资基金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中国等。

虽然SWFs成立时间较早，但因总量规模一直不大，并不引起世人注意。据估计，1990年全球SWFs的规模只有约5亿美元，在最近10～15年间，得益于油价上涨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收支大幅盈余，近年来SWFs才获得惊人的增长，目前总量已经达到2万～3万亿美元，名列全球前五大的SWFs合起来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约有8750亿美元、挪威央行的NBIM约有3549亿、新加坡的政府投资公司约有33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各种SWFs约有3000亿、科威特投资局约有25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见下表)。从基金管理资产规模相对于基金所在国GDP百分比的相对规模来看，则阿联酋、挪威、新加坡、科威特、卡塔尔、文莱等国SWFs的比率均超过100%，而俄罗斯的比率不到15%、中国的比率不到10%。值得指出的是，全球SWFs的资本集中度是相当高的，其中最大5只基金的规模相当于全球总规模的70%以上。

目前，人们认为最为成功的SWFs是成立于1974年的新加坡淡马锡。2007年8月发布的《淡马锡2007年度回顾》显示，该公司管理的投资组合净值，已经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而投资项目的地域范围也从新加坡延伸到整个全球。总之，当前的SWFs已经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甚至扩展到了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跨境资本既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与权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国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后起大国也像他们当年一样，会利用其SWFs力量作为“金融核武器”，解构现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的权力版图，实现其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用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的话来说，SWFs坐拥如此庞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统将任其左右。

因此，随着中国投资公司的成立，一场关于SWFs的约束与反约束、控制与反控制的暗战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发布的G7公报，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这场暗战的帷幕：该公报明确表达了对SWFs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指出国际社会应尽快确定SWFs的制度结构、风险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对待SWFs问题上，美国两难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既要想办法挽留SWFs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又害怕SWFs规模壮大后导致其美元霸权的衰落，使其弱势美元转嫁债务的政策破产。由于当今美元霸权地位，在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时，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债权缩水的恶果，但持续贬值对美元也有极为不利的一面——终将耗散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市场抛售美元。而大规模增长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资策略，追求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必将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转换到欧元等其他币种资产，从而加快美元转换欧元等其他币种的趋势，可能形成抛售美元的羊群效应，而终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届时，美元霸权的终结时代就将来临了。

除了担心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美国政府对SWFs操作策略的隐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颇有微词，害怕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利用SWFs来控制其高科技、资源性和军工类企业。比如，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就表示,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所管理的主权投资基金迅速壮大,但不知道SWFs的这些钱都去了哪里，难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鲁莽的风险管理举措带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强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怀疑，SWFs会利用政府间谍机构搜集大量幕后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也跳将出来助战，纷纷指责SWFs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时报》上撰稿说，SWFs会造成市场的恐慌，可能削弱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有扰乱全球市场的趋势。

尽管很想进行严厉管制，但考虑国际收支逆差需要他国的SWFs与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政府投鼠忌器，并没有出台严厉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保护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会导致SWFs真的用脚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监管能力和美国金融市场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强化了美国财政部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的权力。美国财政部认为，该法案已经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增加更多的投资贸易壁垒。基于这套法案的背景，美国财政部认为，推出一套SWFs自愿遵守的“最佳实践”规则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美国内部的“金融保护主义”仍在继续抬头，在2007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的SWFs听证会上，部分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对SWFs的约束还是过于宽松，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立法来抵制和约束SWFs。

2021年6月5日，俄媒称，俄罗斯将在一个月内彻底清除国家福利基金（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中的美元份额，并降低英镑份额。俄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周四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会议期间还表示，欧元和人民币在国家福利基金中的份额将有所增加，黄金将出现，日元的份额不会改变。

据报道，早在2018年春，俄罗斯就开始大幅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当年4月的美国国债投资额从960亿美元降至487亿美元，5月更是降至149亿美元。2019年8月，俄罗斯对美国国债的投资额为93亿美元。2020年3月，这个数字降至38.5亿美元。2020年4月，由于购买短期债券，美债投资额再次增加到68.5亿美元。2020年5月，这个数字减少到53.9亿美元。

欧洲的上空也弥漫着“金融保护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资载体控股德国企业就非常警觉。目前，德国政府对待SWFs态度与其先前强烈要求监管对冲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态度倒是一脉相承，成为了欧洲牵头抵挡SWFs的旗手。德国认为，SWFs会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动机的驱使”，因此不但在国内组织政府草拟立法、组织委员会，限制SWFs的投资，还努力鼓噪整个欧盟采取一种“共同方式”，审查SWFs对欧洲公司的“恶意收购”活动。

德国抵制SWFs的观点其实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默克尔上台后，德国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担任起全世界秩序领导者的职责，努力扮演人权卫士的政治大国形象。相较科尔、施罗德等几位前任，默克尔对中国的个人成见较深，主导推动立法约束SWFs投资，也是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响应了德国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报告书，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核心产业保护法律框架，旨在保护法国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不受SWFs的影响。

面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超常的红利，理性的人们都会认为自筑樊篱隔绝中国的资本实在不合时宜。因此，G7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面对默克尔煞费苦心的限制SWFs的牵头行动，英、意不为所动，坚持其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明确表态期待SWFs的投资。澳大利亚更是对来自中国的资金提供各种机会。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认为，作为政府针对具体投资意向的保护主义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英国将抵制欧盟采纳统一政策应对SWFs。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约翰·使达德更是对SWFs抛出了“来我这里，不必透明”的橄榄枝。2007年10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尚不到一个月，使达德就迫不及待地专访中国，力邀中国投资公司落户伦敦。使达德认为，强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伦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可以与企业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临和形成的风险。

意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场准入，对潜在投资者没有国别限制。其国际贸易部长爱玛·波尼诺在谈起一直亏损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时就表示：“我不在意谁买下它，他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爱斯基摩人……只要他们能让该公司扭亏为盈就行。”

近年来，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对包括SWFs在内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持欢迎态度。霍华德总理在位11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铺平道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现已于2007年12月3日刚刚就任总理的陆凯文也表示支持这一政策。德国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显然给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机会，这可是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2023年7月18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8日签署法案，正式设立该国首个主权财富基金“马哈利卡投资基金”，初始金额90亿美元。

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四类：

1.外汇储备盈余，主要以亚洲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等五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参见各国外汇储备列表）；

2.自然资源出口的外汇盈余，包括石油、天然气、铜和钻石等自然资源的外贸盈余，主要以中东、拉美地区国家为代表；

3.依靠国际援助基金，以乌干达的贫困援助基金为代表。

4.发行特别国债，以中国为代表

2007年下半年来，国际投行们的日子也都不大好过，一直在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泥潭中徘徊，贝尔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们一个个挂冠离去。虽然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化解为时尚早，但大鳄们洗刷满身泥泞的渴求却非常强烈。它们发现这样的机会就要来临了，那就是SWFs将带来资产管理业务飙升的泡沫浴。

本来，SWFs就是国际投行们兜售的一个概念。投桃报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请国际投行进行资产管理。事实上，基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保护主义”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设立内部投资组合管理团队面临的高成本和种种困难，借助外部的资产管理人是SWFs争取主动权的一个现实选择。作为SWFs进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欢用外部管理人来提高资产管理绩效，目前，其内部经理人也仅仅管理了总量为3549亿美元资产中不到40%的份额。美林认为，未来SWFs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会达到1.5万亿至3万亿美元，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占有的份额将会较现在增加一到两倍，到2011年，将占全球风险资产的16%左右，每年直接给国际投行们增加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费。一个还算酣畅的冲刷次级按揭泥泞的泡沫浴已经在等着它们了。

其实国际投行们钟情于SWFs还有一个埋在心里的小九九，那就是随着SWFs规模的持续扩大，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规模和增加全球流动性，全球资产价格的飙升将会愈走愈强，这一方面将导致国际投行们的管理收入因资产管理规模大幅飙升而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国际投行们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球价格飙升过程中，通过自营业务获利。当然，国际投行们的小九九也并非坏事，至少在促进SWFs规模增长问题上不是绊脚石。

既然亲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整个2007年，美国政要都纷纷在多种场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应尽快出面展开评估SWFs风险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出台一项针对SWFs的运作和监管规则。美国的如意算盘是，纳入IMF的国际监督框架下，SWFs无论到哪都有约束，不如就留在美国。德国在欧盟的呼吁反响平平的时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动此项艰难工作。

美、德的邀请其实正合IMF心意。IMF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给危机国提供融资。最近10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并将其转换为SWFs，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还提出了最多要裁员15%的计划。如果IMF不转换工作重心，加强对SWFs的监控，一旦其规模急剧增长而做大，将会使得IMF的地位边缘化。当然，IMF也意识到对融资职能逐渐弱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加强国际监督职能是IMF改革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当美、德等国呼吁IMF制定相关原则加强SWFs的监管时，IMF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国际监督职能的时机，自然应允。更何况，IMF被赋有评估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以关注、监控风险的角度对SWFs提出“最佳实践原则”实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为了配合美、德两国，2007年以来，IMF关注焦点已经从对冲基金转移到SWFs了。IMF认为，鉴于以往世界经济经历过类似主权倒债、投机资金狙击一国货币等惨痛教训，IMF必须高度关注SWFs的发展。同时，IMF担心，SWFs可能会利用一国的主权信贷资质，滥用杠杆融资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从IMF新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劳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烧到了SWFs，他强调了SWFs给基金组织成员国带来的挑战，并暗示这些基金有可能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新来源。

目前，IMF建议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留意SWFs，并有必要让这些基金的运作更透明；同时，IMF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本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搜集相关信息，评估SWFs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进度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起来。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进一步采取强行行动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样不顾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关于汇率监督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那么最终形成一个不采纳我们意见的关于SWFs的监督原则也未必不可能。

开弓没有回头箭，积极发展SWFs已是我国提高外汇储备管理绩效和冲销流动性过剩的有效举措，但对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引致全球轩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对西方“金融保护主义”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回避消极，听任欧美设置投资壁垒，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何妥善应对，考验着我国政府与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充分认识清楚“金融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尤其要考虑西方政治更替可能会导致“金融保护主义”升级的可能性。面对“金融保护主义”，切不可等闲视之，不要以为不投资美国就能轻易地占有主动性，掺和了政治因素后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国总统大选年，针对中国话题历来是一个激发选民情绪的有用手段，百试不爽。2008年又是大选年，一旦总统候选人抛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论调，抵制SWFs可能会愈演愈烈。如此以来，亚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资产，必将加快资金转移到美元币种以外的资产，届时将导致欧元承担更大的升值压力，并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从而触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更大的“金融保护主义”浪潮，乃至引发全球的不满。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主权财富资金刚刚成立后的背景下发生，甚至连他国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们树大招风。

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强调商业性目标，适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谋求控股，以缓和“金融保护主义”抵触情绪。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国家满意，主要是3条：一是不谋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投资，不涉及私募股权投资；三是在投资组合变化后适时公布于众。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业公司并购国外资源性公司经常遭遇严重抵制，自然我国SWFs的投资行为也一样会遭遇抵抗。因此，有关方面要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做好“金融保护主义”的安抚工作。

在经营目标上，中国投资公司向国际社会强调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不存在政治动机，不会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

在经营策略上，可参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谋求控股，聘请外部资产管理人，设立不同投资组合的子基金，如满足交易性和预防性动机的高流动性组合、满足盈利性动机的长期资产组合、满足发展性动机的缓冲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强各子基金投资目标的透明化，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在投资品种上，实行渐进战略。投资品种可以在金融产品的风险谱系上，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逐渐扩展，包括：国债、政府债、机构债、货币市场产品、房地产金融产品、公司债、实业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产品等；条件适当的时候，才开展直接投资。

从部分欢迎中国SWFs的G7国家入手，由部分到全局发展。G7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德国欲牵头欧盟抵制SWFs，但英、意却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SWFs欣然接纳。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都欢迎SWFs的投资。即使是美国和欧盟的立场也没有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各国的制度差异，利用各国急于吸引投资的心理，使他们互相牵制，各个击破。

国际投行也是一个可以借助的帮手。主权财富基金的巨额资产规模令国际投行们垂涎三尺，我们可以聘请它们担任外部资产管理人，甚至还可以购买它们的股权，在分享它们的知识资本的同时，利用其对各国政府的游说与操控能力，牵制“金融保护主义”。

要针锋相对地利用国际的舆论，加强宣传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对冲基金的同时却抵制SWFs的歧视标准。与对冲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与动荡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机引发的。相反，1997～1998年对冲基金攻击固定汇率制而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还被西方津津乐道。其实，对冲基金自身投机失败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之一。如美联储出面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明证；最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也脱不了对冲基金的干系。

要积极联合全球SWFs与抵制国协商谈判，建立类似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纠纷。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详细的协定成功处理了各种热点政治纠纷。事实上，完全可以将SWFs的活动视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国及其投资的东道国之间，就投资行为进行协商，签订双赢的金融贸易协定。若SWFs违反协定，以后的投资就要被叫停；若东道国违反协定，母国可以得到相应补偿或对等地报复东道国。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联合其他SWFs，与“金融保护主义”国家坐下来谈判，签署牵涉金融市场的贸易协定，并在IMF的参与下达成SWFs“最佳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以消除投资壁垒和监管空白。

要注意监管流入我国的国外SWFs。一是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的同时，可参考国外的投资委员会制度，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资领域与控股水平上，严格限制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投资，对SWFs的投资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强对国外SWFs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

主权财富基金常与官方外汇储备相提并论，引起了不少混淆。二者的共同点显而易见，即皆为国家所拥有，同属于广义的国家主权财富，来源也颇相似。但我们可从几个方面对它们加以区分：

其一，官方外汇储备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中，后者则在央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以外，有独立的平衡表和相应的其他财务报表。

其二，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运作及其变化与一国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密切相关，而主权财富基金一般与一国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

其三，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变化产生货币政策效应，即其他条件不变，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将通过货币基础变化引起一国货币供应量增加或减少。而主权财富基金的变化通常不具有货币效应。

最后，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管理上通常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追求最大流动性与最大安全性，而主权财富基金通常实行积极管理，可以牺牲一定的流动性，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以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目标。

正因为这些区别，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个趋势是把官方外汇储备的多余部分（即在足够满足国际流动性与支付能力之上的超额外汇储备资产）从央行资产负债平衡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府投资机构，即主权财富基金，或委托其他第三方投资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使之与汇率或货币政策投资回报率。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这一模式的先驱，中国投资公司已于2007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亿美元，是此模式最新也最重要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