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税法规定，美国企业和个人捐款赞助奥林匹克事业可以抵税，这实际上是政府将应得的税收转让给了奥林匹克训练中心和其它体育机构。所以不要认为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体育事业没有投入，与中国政府不一样的只是它投入的渠道有所不同罢了。

金牌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在没有群众基础的体育比赛项目上要想出成绩，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不管你是什么体制。

所以举国体制不只是中国有，世界上凡是对国际体育比赛足够重视的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各国的做法有所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政府支持的实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新中国成立时体育百废待兴，到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高居金牌榜首位，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半个多世纪时间内，从基础差、底子薄到跃升至世界“第一集团”，举国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举国体制是中国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形成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培养“专业运动员”。

在举国体制下，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竞技体育成绩的巨大飞跃，优秀的体育成绩又极大增强国人信心。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晓正说，举国体制几十年的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它为中国队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依然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利用的因素。

中国获得北京奥运会蹦床比赛冠军，就是举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现。蹦床项目2000年进入奥运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蹦床运动员，但这个项目在欧美已经非常普及了。原国家体委在全国展开大集训，从有相似性的项目选择转型过来的运动员进行培养。后来国家成立集训中心，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就培养出何雯娜这样的奥运冠军。国家蹦床队教练胡星刚说，这个“奇迹”是举国体制训练的结果。

举国体制取得的成效，引起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注意和效仿。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集中资源发展某些项目、培养某些运动员的举措。

英国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对体育加大政府投入。伦敦申奥成功后，为实现英国队在伦敦奥运会金牌榜跻身前四目标，英国政府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6年中，将投入约10亿英镑用于备战奥运。

英国体育总会对所有项目进行逐项评估，按照夺牌前景来分配这些资金，这和中国的“奥运争光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英国在本届奥运会跃居金牌榜第三位的根本原因。

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举国体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面临着挑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举重、体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女子柔道等共获得金牌39枚，占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80%。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奥运会后总结时表示，田径、游泳、自行车这样的奥运会大项，中国亮点不多，与世界强队间差距巨大。

熊晓正说，这就是所谓的“短板效应”。大量资源集中发展优势项目后，弱势项目成为中国的奥运会奖牌数继续攀升的“瓶颈”。优势项目的金牌潜力几乎被挖掘殆尽，即使再优也没办法扩大中国奖牌的“容量”。

他说，以国家队为龙头的“一条龙”式训练体系，成材率较低，很多基层人才培养粗放，在低水平上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优势项目上，人才浪费；而弱势项目，又资源不足。

而当刘翔在奥运会上因伤退赛后，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基本失去竞争力，而刘翔身后，更还未发现能与他水平相当的未来之星。反映了弱势项目人才厚度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刘鹏说，奥运会之后，社会影响大、受群众喜爱程度高的集体球类项目，田径等奥运会的金牌大户，都将是中国竞技体育今后的发展方向。

对“举国体制”的冷思考

1984年7月29日，美国洛杉矶，1984年时还是农村供销社职工的许海峰射落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阔别了奥运大家庭28年的中国社会沸腾了。两天后《中国青年报》上记者孙杰的通讯《光荣啊，普拉多的枪声！》是这一激动人心时刻的真实写照，该文也因此被看作是新闻报道中的经典而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

20年后的雅典，许海峰又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上，已成为总教练的他率领的国家射击队为中国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首金。而此时在国内，除了有例行的自豪感和喜悦之情外，还有对中国金牌背后举国体制的争论与思考。

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

奥运会开幕前后，一篇名为《奥运金牌的陷阱》（以下简称《陷阱》）的文章开始在网上的多个论坛流传，而后又以新闻的形式出现在了各大门户网站上。在《陷阱》一文中，作者展示了惊人的数字。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总局的事业费从每年30亿元上涨到了每年50亿元。按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花费了200亿元。如果中国队在雅典获得30枚金牌（事实上得了32枚），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7亿元人民币的一枚金牌！这个结论在网络及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应，人们纷纷对此发表意见，顿时争论四起。对于普通人来说，7亿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知道之后再看电视上升国旗时，除了原有的兴奋与激动外，不免又多了一些复杂的心态。

而对于缺口依然存在的国家教育、科研、社会保障等经费来说，一枚金牌的7亿元也同样不可忽视。《陷阱》一文就指出，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7亿元，“可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挽救3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4年备战雅典奥运的200亿元，“足够组建一只现代化的舰队”，10多年来的体育经费360亿元，则“足够搞两个载人飞船的项目”。

这样的对比令人感到震撼，生活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深知挣钱的不易，也了解现实中国家存在的各种困难。金牌自然是令人神往的，但为此付出的是否太多，人们开始对此反思。

然而，对“7亿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是同样需要我们怀疑和思考。《陷阱》作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2000年至雅典奥运的四年间，体育总局事业费总额的200亿元，按30枚金牌平均下来得到的。对于每年事业费50亿元一说，记者未能从国家体育总局处得到明确答复，但即使这个数字可信，体育总局每年的事业费也并不是“奥运专项经费”，更不是“金牌专项经费”。

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群众体育司、竞技体育司、体育经济司等11个司局级单位，还有体育科研所等事业单位，以及数十个国家队。这个复杂的系统，承担着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开发体育市场等多项任务。仅每年对全国各级业余体校和体育运动学校的投入就在15亿元左右，无法想象其会将全部50亿元的事业费都投入到奥运金牌项目中。

现代体育的竞争，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体能量的发挥，必要的国家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是对于每一个金牌，国家是怎样投入的，需要花费多大的投入。也就是说，一枚金牌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近20年的鲍明晓教授，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这届奥运会期间，他一直在进行着比赛项目投入产出的计算。他介绍，“一个运动员的投入，大概就是训练费用、竞赛费用、支持和保障费用，以及基本的工资和生活的津贴这些方面。”

由于国家体育总局从未公开过奥运备战投入的全面数据，记者只能从一些具体的项目来稍作了解。据了解，此次成为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的刘翔，过去一年的花费大约在300多万元人民币以上，其中包括超过百万元的环保型塑胶跑道和几十万元一套的新式跨栏。据鲍明晓估计，国家在一个奥运选手上投入的费用大概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按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计算，总投入大概在16亿至20亿之间。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的成本就是五六千万元的水平。

当然，这些投入主要是在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后开始的，对于以前默默无闻的他们来说，国家对其的投入主要体现体校的经费上。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中，几乎每个奥运冠军都是起始于各级体校，但对体校的投入折算到每个在校生身上，就仅有每年3000元左右，无法与之后的巨额投入相比。有观点认为应当将体校经费的投入也看作是奥运项目的一部分记入金牌成本，但各级体校建立和运营的目的之一虽然是为了选拔优秀运动员进入较高级别的队伍，但体校起到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夺取奥运金牌的人才，也客观上起到了普及体育运动的功能。即使未能进入国家队，体校的经历对众多的毕业生来说也同样有积极的作用。

金牌虽然并没有7亿元那么贵，但透过人们对金牌成本的关心可以发现，其实人们争论的真正核心，并不限于国家对体育的巨额投入，更多的是接受并使用巨额投入的体育举国体制。实行了五十多年的举国体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正在接受人们的质疑。

绕不过的历史和国情

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中国的国家体育机制与50年前相差无几，依然是一个由业余体校、专业体校、地方体工队、省队、国家队层层叠落的体系。几乎所有的奥运冠军，当然也包括其他大型赛事的冠军，均出自于此。几乎全额依靠国家投入，以及远远不够的透明度，使得这种模式与市场经济大框架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和其他很多看起来不和谐的东西一样，举国体制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理由。

现代体育运动由西方传入中国时，立志报国的有识之士正人们深痛于国人体质的羸弱。他们希望能借体育运动来增强国人体质，借以提高中国军人的素质。所以，即使在建国前，现代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是一直与军事训练有关，并从属于军队系统。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大量的基层体校和各级体工大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依然属于军队系统，服从命令的要求和封闭式生活都那个时期的痕迹。各级单位，加上层层输送选拔运动员的途径，就基本构成了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这一切在当时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一方面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生活中几乎各个方面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另一方面，竞技比赛在当时还有着超出体育内涵的意义和责任。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体育比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是双方阵营进行“热战”的一个舞台。面对面的较量和金牌榜的得失早已超出了体育本身，每一次胜利都被喻为国家强盛或制度胜利的象征。这种对抗的极至就是双方在1980年莫斯科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相互抵制。在这种情形下，逐步恢复大国地位的中国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21世纪年青人恐怕很难想象，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比赛中胜利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屈辱记忆，以及建国后逐渐恢复的自尊，使得体育比赛成为封闭的国人少数几个提高自信的途径之一。如果仅依靠体育力量的自然长成，取得成绩前的长期等待是国人所不能忍受的。在苏联被称为“金牌流水线”的举国体制给了中国很大的启发，而事实证明，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竞技体育成绩方面，举国体制的确有着显著优势。中国在1984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取得了16枚金牌的成绩。而人口规模与中国相仿的印度，迄今为止也仅获得过十余枚金牌。无怪乎雅典奥运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在反思本国体育的滑坡的原因时指出：其他的路不该走前苏联的模式，但体育要走。

必须承认，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不仅只有举国体制，即使在今天，奥运金牌对国人神经的刺激作用仍旧不小。今天的人们不会像20年前女排五连冠时那样举国欢庆，但熬夜观看奥运女排夺冠的人数也依然不少；田径、网球的金牌也往往成为好几天人们谈论的热点；新浪网上对奥运专题的评论达到了破纪录的70万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们对奥运会的关心程度。

有专家指出，国人对奥运会的热情仍然高于西方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国情。中国的普通民众仍不富裕，在体育锻炼上的消费能力有限，国内体育市场不成熟，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当人们对奥运成绩的期待高于市场所能提供力量时，举国体制就成为了现阶段的最好选择。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国少数几个不走举国体制的项目，比如足球，成绩不但长期不能令人们满意，其内部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也成为了市场化的失败典型。

要的金牌，也要效率

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存在有着历史和环境的因素，但并不能回避其与国内市场经济大环境的不协调。如俄罗斯般简单的弃而不用虽不可取，但如不思改进也必然无法持续长久。

相对于中国国家“全包干”式的运动员培养体系，发达国家一般则是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社会。美国奥委会一年的开支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私人和团体捐助。奥委会主要支持国家队和少数顶尖运动员，基层的竞技组织基本不管，英国、德国、日本等的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基层竞技组织的投入，只是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奖励制度。如美国每年就对大学中的体育特长生和教练有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奖学金资助，并且还有国家奖励基金为一些项目的普及提供帮助。雅典奥运会上美国代表团体操成绩的迅速提高，就与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体操运动的开展不无关系。而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运动，例如足球、篮球等，政府则是在其合法经营内完全不予干预。对比发达国家体育制度，中国的举国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透明度和效率，而且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进行评判。这两点也正是批判举国体制的重点。由于发达国家体育采取的是市场化的做法，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操作的透明度，也提供了参与竞技运动是否值得的依据。身价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游泳神童菲尔普斯，拍一次广告3000万——5000万日元的日本游泳健将北岛康介，其成长完全由自己家庭和学校负责，培养其费用也是有据可查的。

反观此次的金牌成本之争，培养金牌选手多少钱，值不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地回答，原因就在于国家体育总局操作的不透明。究竟每年的体育事业经费是多少，如何支出，用在备战奥运上的是多少？公众没有适当的渠道来了解这些信息，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如何评判这些钱花得值不值呢？由于缺乏公开数据，依靠推测得出的“7亿元人民币一枚金牌”自然会大行其道，即使在分析之后发现了该结论的纰漏。但再次推测得出的数千万元一枚金牌的结论，既无法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也依然无法评判这样的成本是否合理。关于巨额的投入是应该给奥运会，还是给教育或科研，本是个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学术问题，关键在于给哪一方更有效率。回忆今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也深陷“审计风暴”之中的事实，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巨额的投入在举国体制运用的效率。对于一个缺乏效率的项目，成本越高，损失就越大。雅典奥运会是百年以来兴奋剂丑闻最多的一次奥运会，但中国军团优异而纯洁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外电称：中国人在阳光下取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当然，在追求到阳光下的金牌的同时，也要追求中国体育阳光下的效率。

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完善与创新研究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们依仗“举国体制”的作用和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借助东道主的优势，以51枚金牌荣登金牌榜首，打破了美国和前苏联长期垄断金牌榜首的格局，并在帆船、赛艇、射箭、蹦床等项目上首获金牌，沙滩女排、曲棍球、击剑、游泳（含花样游泳）等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辉煌过后，针对“举国体制”的历史贡献和积存的弊端，本课题做出比较全面的分析，对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趋向进行论证，提出后奥运时期完善“举国体制”的思路和原则，完善与创新“举国体制”的策略，旨在为决策机关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在管理、训练、竞赛等各个方面形成全国一体化，形成一个由各级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三足鼎立的刚性结构。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在国力尚不强大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地崛起，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竞技体育的腾飞，确立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举世公认的体育强国。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这一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集最有效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2.这一体制为一个体育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找到了一条最简便快捷，也最具有实效性的途径。

3.满足了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条件，实现了现代竞技体育所固有的政治功能，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4.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使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008北京奥运会，获总奖牌数第二和金牌数第一，谱写出奥运史上新的篇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举国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举国体制”管理模式及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竞技体育自身孕育的改革需求，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包办体育。政府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又是管体育的主体。这种“管办不分”的体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下的体育高度社会化和产业化要求背道而驰。

2.机构运行高度依赖于政府行政手段。在“举国体制”下，体育事业主要依靠行政部门层层下达的政策、文件、指示等手段来维持其运行，这显然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是不一致的。

3.资金来源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体育发展提供各级体育部门的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体育训练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等。这造成了体育事业在资金上对国家和政府的严重依赖，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使得整个体育系统的发展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发展要求与资金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4.体育人才难以合理流动。教练员、运动员均按行政区划统管理，只能上下调动，横向流动困难。这不仅造成人才资源大量浪费，各地的训练优势无法合理运用，同时还造成全运会等比赛出现大量关于运动员归属与身份的争议，既影响了运动员、教练员的积极性，又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才自由流动原则相悖离。

5.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参加的全运会与“奥运战略”错位。全运会这一竞赛体制的优点是可以调动“地方”搞体育的积极性，是“举国体制”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但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也出现了各地的“全运战略”与国家的“奥运战略”之间的错位现象。

6.运动员退役和再就业问题难以解决。在“举国体制”下，凡入选省市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入队之日起即计工龄，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待遇。由于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这一国家保底的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巨大困难，竞技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大量运动员牺牲自己接受普通国民教育的权利换来的。

其一，虽然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人口的巨大数目相比较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距离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竞技体育全面推向市场，失去了国家的财政支持，很多项目就会萎缩，甚至消失。其次，我国实行的由国家体育管理部门组织的青少年选材体系和高水平集中专业训练的模式，是保证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和迅速提高运动水平的有力武器。

再者，经过多年的经营，我国已建立起各种国家级和省级的训练基地、体育运动学校和业余体校，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体育管理人员和教练员。这是我们的一批宝贵财富，是我们在新时期发展竞技体育的基本力量，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爱护。

坚持“举国体制”，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强大，对正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社会生活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继续在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领军优势，只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用经过我国发展竞技体育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出来的，它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在资金保障上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以维护其功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举国体制”表现出的政府对竞技体育资源高度垄断的性质及其结果正逐渐成为竞技体育向国际化、职业化、商业化方向发展的桎梏。在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有变革的根本在于“以人为本”，“举国体制”最大的弊端恰恰是采用人海战术，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打造竞技体育塔尖的极少数精英运动员。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较大，所有进入到国家队-地方队-各级体校系列的运动员都在安置的框架内，随着市场的转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国家安置退役运动员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很多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艰难、生活困苦的状况不时见诸报端。如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摆地摊，经多家媒体报道后已是尽人皆知。新华网则以《金字塔下的悲剧---退役运动员生存状况调查》为题，对更多人们尚不熟悉的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披露。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中，叶乔波委员提交了《退役运动员生存与发展的建议》，建议中指出：在非奥运年，每年有万名运动员退役，而奥运年，退役运动员规模更大，国家每次只能一次性安置千人左右，其余90%无法立即安置，滞留在队的或是未能安置的甚至延误到10年之久。

为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后奥运时期仍能保持北京奥运会上的强劲势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阶段特征，逐步调整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渐进地放开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调动社会资源，形成一种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的管理体系，对现行的“举国体制”注入新的内涵已是大势所趋，创新求发展已成为必然。

后奥运时期完善与创新“举国体制”的思路与原则

奥运会已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高端体育文化，在后奥运时期应抓住国人对体育的热情依然高涨的契机，以观念更新为先导、以调整和完善运行机制为核心，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组织管理体制、运动训练竞赛体制和竞技体育从业者的社会化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体育事业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健康、快速和可持续的发展。在完善与创新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四个原则：

1.平衡好保持竞技体育成绩与改革基础制度之间的度

以“奥运争光计划”为例，某些集体项目已经具备绝对的领先优势——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且梯队完善，完全可以按照职业联赛的制度执行，让优秀的国内运动员在比赛中保持实力，继续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带动整个项目的市场发展。某些冷门或弱势项目，如田径等正好可以让社会力量或个人、家庭力量积极发展，以挖掘潜力。某些强烈依附于“举国体制”的优势项目——这其中有的是选材期非常提前的项目，如跳水与体操，必须依赖国家的从下至上的选材系统，从幼龄起包办小运动员的训练与生活，对于这类情形，可以采取不同模式的混合搭配来实现既保证竞技成绩又能保证改革方向——在幼龄运动员在入学年龄前，可以就近委托原有的体工大队等代为训练，当幼龄运动员等到入学年龄，则需要结合“体教结合”道路，满足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需要。通过这样的从项目细分到阶段性的模式互补，使得“举国体制”更具开放性，确保竞技成绩的稳定。

2.平衡好国家需要和个人需要之间的关系

“举国体制”更多的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最终是落实到每个个人的体育理想的实现，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体质健康和一部分体育天才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平衡。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内部，“举国体制”模式需要做出调整，需要让出空间给其他一些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整个国家的体育格局内，需要平衡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适当加大群众体育的比重，将原有“举国体制”中的资源配置向群众体育倾斜，渐进性的调整发展的重心。

3.平衡好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力量、社会自组织力量之间的独立空间和相互渗透

需要从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体育宏观调控机关的行政行为与控制权，明确各级体育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前提下，各自发挥各级力量，发展竞技力量。

4.平衡好优势项目与弱势项目，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之间的关系

将体育项目进行分化，必将带来项目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优者愈优，弱者愈弱。后奥运时期，一方面，应该去除原有的优势项目与劣势项目之间的硬性分化，另一方面，尝试用市场的作用来引导项目的发展。

后奥运时期“举国体制”完善与创新的策略

1.转变政府行为方式，进行权力和利益格局再造

后奥运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将体育事务具体管理真正交给有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使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及各单项体育协会的职能分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体育的政策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上。政府行为方式在后奥运时期产生的转变，其根本就是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主要体现在：第一，政府从宏观管理者和微观实施者逐步分离，主要以政府宏观管理者的身份活动，使两者职能更好协作，寻求最有效的组合点。第二，由直接参与竞技体育活动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转变。使微观实施者努力实现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同时能使政府宏观管理者有效地行使管理者的职能。第三，从竞技体育进行直接的行政控制到间接调控。

2.改变竞技体育组织体系中的条块分割,实现体育资源优化配置

我国多年来所实施的竞技体育组织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条块分割状态，各省市、各地区自成系统，其最大弊端就是切断了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功能——结构内在固有的联系。表面上看，我国的运动训练队伍有充足的资源保障，其实不然，由于我国运动训练体系的封闭性，堵塞了该系统与社会的资源流动，出现资源浪费与资源不足并存的现象。一方面大量场地设施在训练竞赛之余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脱节，无法利用社会的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和人力资源，出现资源不足。因此，在后奥运时期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完善与创新，必须改变这种竞技体育组织体系中的条块分割,充分调动国家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维护国家权威和尊重地方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使地方政府分权和中央政府集权达到动态统一和平衡，凡涉及本行政区域利益的体育事务由地方政府决定。国家体育总局主要加强三种职能：一是体育发展战略引导职能；二是平衡协调职能；三是保护职能。

3.完善现有训练体制，创建多元互补的竞训模式

我国现行的训练体制依然是三级训练网模式，其主体是常设的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运动队和地县级业余体校。这种单一的专业竞训模式，由于训练的高淘汰，文化教育的低水平，运动员的出路等痼疾，使得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所看到的家长争先恐后送孩子进体校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沿用多年的专业队体制，由于其运作是以政府高度集权式管理为运行模式，以追求国家利益的精神激励为运行动力，以行政手段直接调控与监督为运行规范，致使系统内存量资源难以盘活,系统外的增量资源难以进入；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统管，人事权归所属体育行政部门，给人才的横向流动设置了障碍，造成人才缺乏合理流动,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在后奥运时期，对我国现行的训练体制应该实行依层次划分；依性质划分；依训练队管理系统划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造就良性循环的多元化竞训体制，形成专业竞技、职业竞技、业余竞技多元互补的竞训体育模式。其中包括：第一，对我国的优势项目实施合理布局，完善和加强原有的国家集训队、省级专业队两级专业竞训体制；对那些难以实现社会化和市场化，但又是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的关键性项目，依靠政府财政的力量继续扶持，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与资金投向的杠杆作用，继续实施专业队建制，按照国家投入、行业管理、项目招标、严格审计的原则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一批国家级的训练基地，以此来保证一些重点性项目的发展。提倡完全由社会自治与市场自主的职业体育，以此来推动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职业联盟发展。第二，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中心的职业竞技和相关体育产业，继续完善像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围棋等项目职业联赛道路，与国际体育接轨，力争在国内有群众基础或是有影响的体育项目都实现职业化和市场化。第三，促进以大学和中学为中心的青少年业余竞技，形成像美国NCAA式的竞赛联盟体系，以多元而又互为支撑的网状结构取代现行单一的“一条龙”式的线性训练体制。

4.以全运会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理顺与完善现有竞赛体制

首先，明确全运会的目标，将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体育的目标引导和整合到奥运争光战略上，将全运会与奥运会接轨，最大限度调动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性，以此带动其它赛制的相应改革。其次，在运行机制上，调整运动项目设置，在比赛规模和竞赛项目上力求“瘦身”，既接近奥运会，又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使各省、市、自治区能够找准项目定位，集中最有限的力量，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项目。其三，从短期格局和利益来看，改革双计分、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雇佣现象，规范交流行为；从长期计议来看，改革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参赛的做法，使参赛主体多元化。其四，实现单项体育协会实体化，突出全国性单项体育比赛的地位，改变全运会凌驾于国内其他赛事之上的制度设计；做好全运会下级赛制或平行赛制的协调与管理；控制好全国大型赛事的密度，将资源有效合理地配置。

5.拓宽竞技体育发展渠道，完善体教结合的路子

体教结合可以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丰厚的土壤，体教结合是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必由之路。尽管在中国，从大学生运动员向职业运动员的发展在众多的大学生运动员中还是凤毛麟角，但是，这些少数派却在职业联赛中凭借良好的竞技意识，在职业联赛中成长为所属球队的中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随着先行者在职业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运动员有能力有意愿向职业运动员发展。

6.建立以竞技体育从业者权益为本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与全社会的大保障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保障体系。一是通过法制化渠道，采用立法的形式确立竞技体育从业者的安置福利。其二是大力发展社区体育，广开就业门路，让退役后的竞技体育从业者能够发挥所长，有所安置，又能服务社会。其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办体育，如民间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等，除了高校培养的专业教练外，退役后的竞技体育从业者将是这股力量的中坚。

举全国之力，有赖于举国体制的承载和运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追根溯源，起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适应当时军事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建国以后转入建设，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及基础性建设中曾经推行“重点项目”、“大会战”等各种方式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由此，形成广义上的举凡国家经济建设、军事、外交以及应对公共灾害事务的举国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包括应对多次洪水、冰冻及传染病蔓延等的重大灾害，已检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国体制的成熟性和优越性。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各项工作统筹协调思想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屡次强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考研究，明确要求讲政治、顾大局、重团结、讲纪律，这就使我们的举国体制更加适合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更具原则性、权威性、规范性，铸成具有历久弥新的特质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服务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导和社会团结和谐为特征，以全国强大物质和精神资源为后盾，依照宪法、法律授权和行政程序，在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实施全国性的集中统一协调行动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就其具体功能而言，带有临时性、紧迫性和较强危急处理特点。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和中央政府统一国家事务的自然延伸，兼有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协调而又互相制约的特点，同时既有职责划分又有程序约束。它不但要承担面临的紧迫任务，而且要保证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整体的稳定性、持续性及有效性。

正如我们强调救人第一并不只是行动口号，而是一种政治决心一样，举国体制既是一种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政治实力。抗震救灾检验了我们的举国体制，提升了我们的政治实力，也使我们获得许多新的经历感受。党的十七大，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正确地规定了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同时把经济同政治、文化、社会统一起来，绘制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蓝图。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大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重要和紧迫，也照亮了我们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快灾区恢复重建的前进道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坚信，面对罕见震灾，自信者兴、自强者胜，关键是我们在科学基础上，总结过去，计议将来，努力保持清醒，作出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