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下江南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

乾隆帝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安徽上千万两银。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苏、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讲究排场，开支巨大，劳民伤财，负面批评不少。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军人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民工，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康熙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多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皆有损害，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中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看过关于乾隆时期的电影的观众都知道，雍正帝曾以女儿与海宁陈氏儿子相换，也就是说乾隆帝实际上就是海宁陈氏之子。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出，乾隆帝六次南巡，四次亲临陈家，详问家世。这可以说明此时的乾隆已然对于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并想去搞清楚。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准备工作早一年就着手进行，由一位亲王督办此事，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南巡前还装模作样地告诫地方：“力屏浮华”、“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南巡路线确定为：渡黄河后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常州、苏州、嘉兴至杭州。过嘉兴时指名要上烟雨楼。 正月十三，首次南巡由京师出发，同行的有皇太后钮祜禄氏、皇后嫔妃，还有随从大臣、侍卫人员，达2000余人。前呼后拥，浩浩荡荡。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讲究排场玩乐，争相逢迎，布置行宫，陈设古玩，采办各种名肴特产，更乘机向百姓敲诈勒索，大饱私囊，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乾隆对地方官吏的奉承献媚，不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奖励，凡建有行宫的，各“赏银二万两充用”。二月，乾隆抵达苏州吴江，嘉兴知府早—日就率领地方官员出境迎驾，不敢怠慢。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起銮出京，开始第二次南巡。到了无锡以后召见了无锡学者顾栋高。金廷标乘乾隆南巡之季，以献《白描罗汉图》册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旋入宫供职。同年二月五日到达天妃闸，阅龙木；二月十三日，到达范仲淹高义园；二月二十日，到达苏州，又奉皇太后临视织造机房，在嘉兴和石门镇阅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达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阅视河工，降旨截流漕粮，又将积欠的种子、口粮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孙家集阅视堤工，命令将河堤改用砖砌；四月六日。到荆山桥、韩庄闸巡视；四月十日，到达曲阜，拜谒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圆明园。

同年，乾隆命人编著《南巡盛典》所未辑录者，该书较详细地记录了乾隆帝第二次出巡前及南巡途中所发布的谕旨。对其南巡的主要活动亦逐日有所记载。

古代钱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门、中小门和北大门三个口门。如果海潮趋向北大门，则海宁一带的海潮首当其冲；趋向南大门，则绍兴一带的海塘坐当其险；唯有主流走中小门，南北两岸才少有海潮之灾。从乾隆二十五年开始，海潮北趋，海宁一带潮信告急。一旦海宁一带的大堤被冲毁，那么临近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些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将会被海水淹没。因此，乾隆皇帝从“海塘为越中第一保障”的认识出发，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亲临海宁勘察。

乾隆第四次南巡正月十六日，乾隆奉皇太后从北京启程，行至山东德州府时，赏给前来接驾献诗者各大小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二月初八，乾隆由山东入江苏境，在宿迁顺河集减去部分扈驾兵丁和大部分随行车辆，然后在徐家集渡过黄河。乾隆在黄淮交汇的清口巡查河务，从此开始乘船沿运河行驶船队由京口渡过长江，二月二十五日，乾隆驻跸苏州府，赏给六班拉纤河兵（每班600人）各一月钱粮。乾隆在苏州游览各处园林，又陆行至灵岩山游玩，前后八天。

闰二月初三，乾隆由苏州出发，继续沿运河前行，至嘉兴右门镇后，乾隆舍舟骑马前往海宁阅视海塘，而后重新登船。初七日，乾隆到达此行的终点杭州。乾隆在杭州登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游览西湖美景，题诗作赋，好不快活，竟一住12天。闰二月十九日，乾隆奉太后回銮。二月二十三日至苏州府，乾隆十分喜爱苏州风光，又游玩六天，才依依不舍的离去。乾隆至镇江后，两次奉太后渡江，游览长江中的名胜金山和焦山。

三月初三，乾隆从长江登陆至江宁府（今南京）驻跸，并亲诣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奠酒致祭，还参观织造机房。三月初十，乾隆离开江宁，由七里港奉太后渡过长江，然后由江浙运河回返 。三月十九日，乾隆至黄、淮、运三河交界的清口，查看洪泽湖高堰大坝后渡过黄河。

以往至顺河集时，乾隆就舍舟登陆了，但这一次他仍然同皇太后一道继续乘船，由济宁、临清至德州。 四月十三日，乾隆由德州上岸，皇太后则走水路回京。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先到北京，四天后皇太后也回到北京.此次南巡从正月十六日出发，至四月二十五日太后返京，共计四月有余（其中二月为闰月），总数126天，为六次南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

第五次南巡时乾隆已70岁，据传出发前他盘算着烟雨楼顶多只能再来—次了，因为千里劳顿，体力已吃不消。有个重要原因，康熙也只有六次南巡，晚辈是不能超过祖宗的。

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的老人了，他的勤于政事、崇尚务实和好大喜功、奢侈浪费都叠印在他南巡的履痕足迹中。

康熙朝，由王翚主笔绘制记录康熙帝南巡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帝南巡，则由宫廷画家徐扬照其体例绘制了《乾隆南巡图》。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进量绢本十二卷；六年后，再进纸本十二卷。在此之前，徐扬还创作了《南巡纪道图》，与《南巡图》不同之处在于只画山川风物，不画人物。

南巡的目地为探望亲生父母陈世倌夫妇。六次南巡，乾隆帝四次住于陈家安澜园和父母相聚。

根据《清实录》等官方书籍档案的记载，乾隆皇帝弘历的父亲是雍正帝胤禛，母亲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祜禄氏。但是，很早以来，尤其是清亡之后的一段时间，野史、文人评述和民间传说，不少是说乾隆并非雍正帝妃的儿子，而是汉人汉女之子。最为流行的一种传说是雍和宫法轮殿说，弘历是汉官陈阁老陈世倌的儿子。陈世倌是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家常有来往。有一年，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雍亲王让陈阁老家把夫人生的男孩抱进王府看看。陈家把男孩送去，当天王府把孩子送出来，陈阁老回到家中一看，自己原来的那个男孩已经变成了女孩，陈阁老知道事关身家性命，不敢声张。那个抱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弘历即位为帝以后，知道了真相，便六下江南，探望亲生父母，并且六次南巡之时，有四次住在陈阁老家的安澜园，以便和父母相聚。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乾隆帝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他六下江南，开支浩繁，成为乾隆中叶国势渐衰的原因之一。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