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城位于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万山峻岭，沟谷纵横，虎狼昼行无忌，四时毒雾迷天，瘴疠盛行，北人视为绝境。加之瑶、僮等民族杂处，语言不通，纠纷时起，很难治理。于成龙受命时，罗城县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且几经战争蹂躏，已残破不堪。他之前的两任知县一死一逃。显然，把这个最荒凉、最贫穷而充满了危险的地方交给于成龙治理，亲友们都为他担心。他却不以为然，说：“君命也，独不闻义不辞险耶！”行前，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明知前途多艰，仍毅然接受任命。他辞别母亲、妻儿，跨上一匹驴，带了四名仆人，离家上任。他涉历重重险要，行程六千余里，终于来到了罗城，只见遍地蒿草，荒无人烟，瘴雾弥漫，群山隐现。县城仅有六户人家，城无寸墙，衙门仅是茅屋三间，门窗皆无。他一到，马上砍篱棘插地为门，在院中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只有一锅一盆。

于成龙到任后，就实心做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召吏民来“从容问所苦”，宣谕朝廷慰抚之意。在当时情况下，召集流亡百姓，保护他们安居，不再受战争袭扰，特别是打击盗匪的抢劫活动，使他们安心生活，就成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发现有抢劫、盗窃等事件发生，立即命随从侦破，审讯属实，迅速做出处理。经此不断打击，抢劫、盗窃以及危害百姓的不法事明显敛迹，地方渐获安宁，百姓也开始安下心来。

与罗城邻近的瑶族头人经常到罗城一带杀掠，成为当地百姓一大祸患。于成龙到任后，组织乡兵将其击退，并追剿残敌，欲一举捣毁其巢穴。瑶人头人非常害怕，发誓再也不敢侵犯罗城境，于成龙这时才下令停止进兵。百姓免去灾祸，安心于生产，专力耕耘。于成龙体恤当地百姓疾苦，屡次请求上司放宽徭役的规定，减轻他们的负担，还想尽办法，从内地运进当地百姓急需的食盐，解决了人们生活的一大难题。诸事稍有头绪，他便兴建一处学宫，开展文化教育，培养人才。他创设了一座“养济院”，救济衣食无着、无亲故的贫穷人和无人侍养的老人。

于成龙在罗城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大治，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他深为当地百姓所爱戴，彼此亲“如家人父子”。在每次缴纳田赋时，他们总留出数钱放到于成龙的案桌上。开始，于成龙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便问此为何意？他们说：“阿耶（‘耶’同‘爷’，此处指于成龙）不要‘火耗’，不谋衣食，难道酒也不买吗？”于成龙感动不已，仅留下够买一壶酒的钱，余钱全部退回。

在罗城，于成龙的生活十分清苦，他的四个仆人忍受不了，有的离他而去，有的受瘴疠之害而死。罗城人十分同情，每天早晚都去给于成龙请安。有时还凑些钱献给他，说：“知道阿耶苦，我们供上一点盐米费罢了。”于成龙笑着回答：“我一人怎需要这么多东西！你们拿回去，换些甘美的事物敬奉给你们的父母，就好像我接受了一样。”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有一天，于成龙的家人来探望他，消息很快传开，罗城人高兴得奔走相告：“阿耶人来，好将安家去。”他们以为于成龙家人来此取钱，作生活之用，而于成龙一定缺钱，于是便凑了不少钱献上去。于成龙婉言谢绝，笑着说：“这里离我家六千里，一个人拿着这么多钱，只能增加负担罢了。”让大家都回去。罗城百姓跪伏在地，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成龙受到感染，不禁为之落泪。最后，他还是不接受馈赠，劝他们把钱都收回去。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主政广西的金光祖（先任广西左布政使，后升广西巡抚）、广东广西总督卢兴祖等人的赏识。康熙六年（1667年），他们向朝廷举荐于成龙为广西省（当年）唯一的“卓异”。同年，康熙帝擢升于成龙为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知州。这年，于成龙已经五十二岁了。罗城人得知他将要远调四川，倾城出动，都拦在路上，失声呼号，哭着说：“阿耶今天离开，我们这些人失去了天啊！”在于成龙起程之日，罗城人追送数百里，痛哭而回。有一个瞎子不肯回去，于成龙就问他为什么不走。瞎子说：“我算计您袋中公费不够一千里途中用。我学过算卦，有这么点本事可以沿途挣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听后，便把他留了下来。由于阴雨连绵，在路上一再耽搁，钱也花尽了，多亏瞎子挣回些钱，做了路费，才使于成龙顺利抵达合州。

合州生活困难，与罗城不差上下。当地经济在明末农民战争、清兵进川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背井逃亡，州城仅剩下百余户人家。一年收缴正赋仅十五两白银，而供役相当繁重。于成龙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经济。他把一切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统统废除，招集百姓开垦荒芜土地，由当地官府贷给种子和耕牛，迅速恢复生产。他上任才一个来月，百姓纷纷迁回合州，骤增至千户。当时，巡抚旨令采伐楠木，于成龙直言上疏《采楠木详》，痛斥采伐之事劳民伤财。

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由于在黄州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札”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三百枪手（猎户）。十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

其时，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于是何士荣在永宁乡，陈鼎业在阳逻，刘启业在石陂，周铁爪、鲍世庸在泉畈，各自举兵数千，号称“东山贼”，“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他调集各乡乡勇两千人，派黄冈知县李经政攻阳逻，诛杀陈鼎业。随后亲自率千总罗登云、吴之兰与武举张尚圣，分道抵御来犯的何士荣。战斗激烈时，吴之兰中枪而死，官军稍稍退却，于成龙不避危险，策马向前，回头对千总李茂升说：“我若战死，由你回报巡抚！”李茂升奋力作战，右路张尚圣绕至何士荣军后，前后夹击，终于大获全胜，擒获何士荣。后又乘胜攻克泉畈，仅用了二十四天的时间内就平定所有地区的叛乱。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州出现灾荒，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于成龙修缮赤壁的亭榭，整日与僚吏在其中吟咏，这才使民心安定。不久后，他因继母去世需回家丁忧，蔡毓荣奏请将于成龙“夺情视事”。

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新设江防道，驻黄州，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防道道员。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兴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

尽管于成龙官运亨通，地位显赫，但勇于任事的锐气不减，仍以重民命为宗旨，关注民间疾苦，尽自己权力所及，不断为民请命。当郑成功入据台湾后，朝廷严行海禁，封锁郑氏与沿海人民的来往。地方官吏动则以“通海”之罪随意逮捕沿海渔民，株连数千人，皆判处死刑。于成龙此时正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而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率军驻福州，维持耿精忠叛乱后的社会治安。于成龙便去见杰书，力陈“通海”各案所涉及的人多是平民，应予释放。但地方大吏们以案已定，不好更改，感到为难。于成龙声色俱厉地用手一指庭堂中被审的妇女儿童，说：“此曹皆何辜乃樱斧锄？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缄阿从事！”杰书久闻成龙盛名，此时听了他的慷慨陈词，便采纳了他的建言，使千百无辜百姓得以活命。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直隶巡抚。翌年春，他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同年，于成龙又被升为江南江西总督（即两江总督）。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为朝廷的封疆大吏。

此时，权贵担心于成龙对他们不利，于是编织流言加以诬陷。这里面与于成龙矛盾最深的，是当时权势显赫的大学士明珠。于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在江南督造漕船的副都御史马世济，回到北京后，上疏参劾于成龙年老体衰，被属下中军副将田万侯欺骗、蒙蔽。马世济的奏疏非同小可，康熙帝让各部院大臣认真讨论，最后决定让于成龙根据参劾内容，“明白回奏”。

朝臣接到于成龙的回奏，再次认真讨论。最后，分管武官的兵部作出结论说：“既然于成龙说，田万侯倚势作弊，就中取利，没有觉察，那就应该革掉田万侯的副将之职。”分管文官的吏部作出结论说：“既然于成龙声称年龄太大，身体不好，那就让他退休吧。”处理意见送到康熙帝手里。康熙帝最后决定：于成龙留任，田万侯降级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于成龙呕吐不食，同月十八日（5月31日）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终年六十八岁。各将军、都统等地方大员及同僚、属吏都前来瞻仰遗容，只见室中空荡无物，仅在床头放着一个陈旧的方形竹制容器，里面装有一件绨袍，还有几只瓦罐，有的盛了一点粗米，有的盛了盐制的豆豉。仅此数物而已。江宁百姓听闻其讣讯罢市，聚在一起痛哭，家家绘图像供奉祭祀。每天有数百、千人拥至衙舍哭拜，以致衙舍内外拥挤不堪。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赐祭葬，赠官太子太保，谥号“清端”。

二十三载为官路，四十五年修身功。于成龙以天下为己任，兴利除弊，恪尽职守，严以自律，康熙皇帝称赞他：“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雍正年间，于成龙入祀贤良祠。乾隆帝即位后，分别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五次遣使祭奠于成龙祠。

于成龙在罗城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俯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清初，“盗”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十五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于成龙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于成龙从明末政治腐败、终致灭亡的教训中，深感吏治的重要性。长期生活于下层社会，使他耳闻目睹了封建官僚的诸多丑行并深恶痛绝，吏治的全面败坏是王朝从政治上走向末路的深刻而具体的反映。于成龙从中认识到，作为统治阶级，必须关注民情，肃清吏治，才能维护自身的统治。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为此，他把用人行政当作己任，视之为“保邦致政之本”。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民本思想是很深刻的。在初任县令时，他就积极向上司建言，指出贪官污吏是“害民害政之本”，“必按事而渐除之”，而今他身为管官的官，自然是身体力行，放手于吏治的整饬了。

在直隶和两江任内，于成龙都把整顿地方吏治放在首位。在黄州时，于成龙在衣内放置布甲袋，以便治盗。当他升任巡抚后，仆人请去掉布甲袋，于成龙笑道：“这袋子昔日‘贮’盗，如今用来‘贮’奸贪不省的官吏，不可去除！”他新到直隶就职，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十五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死板的任官“考成”制度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志向远大的人材被困于“百里”之内。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于成龙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瑶、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康熙帝曾破例亲自撰碑文并题写“高行清粹”匾额赐给于成龙，评价他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后来还说：“两江总督居官善者，于成龙而后，惟傅腊塔。”

乾隆帝曾御书“清风是式”四字褒扬于成龙。

熊赐履：“呜呼！余考传记，三代而后以廉干称者代不乏人，然类多矫饰沽激，流为刻核，以纳于偏畸。故措施建树、表里初终之际，往往难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质任自然，略无矫强刻厉之迹。而诚意感孚，无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于古人之上者。然后叹公为真不可及，而益信诚中形外之为不诬也！”

于准：“先清端平生从不讲学，而所行未尝不合于道。素景慕者，汉则江都（董仲舒）、隆中（诸葛亮），唐则邺侯（李泌）、宣公（陆贽），宋则魏公（韩琦）、温公（司马光），明则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然江都之正谊明道，隆中之淡泊宁静，邺侯之智识，宣公之忠悯，魏公之度量，温公之立诚，虽不树理学名，实归真于理学。先清端之景慕乎诸君子者，亦期无愧于真而已。”

戴震：“成龙清严忠直， 勤劳治事，官吏无不敬畏， 归于廉慎。”

武祗菼：“余由其言想其心，预信必为包孝肃（包拯）、赵清献（赵抃）、司马温公、海忠介（海瑞）一流人物。既而，由粤西而蜀而楚而闽，巡抚畿辅，总制两江，数十年如一日。其刚毅自矢，不畏强御，则包孝肃也；其精白一心，可对天地，则赵清献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倾，则司马温公也；易箦之日，仅余竹篓败笥，污衣旧靴，银钱毫无，则海忠介之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也！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公之谓也。”

彭绍升：“操执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独，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圣天子始终之恩，立百尔在官之准，永斯人没世之慕。区区发奸禁暴，岂足以见公之厓量哉。”

唐鉴：“圣贤之学，体用一源。有真体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体。如先生者，昕谓有真用者也，而真体即于用中见之。……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则以其出于诚也！真体真用于是乎见之。夫而后知先生之《政书》，即先生之学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诚，先生可无愧矣。先生，吏者之师也。”

赵尔巽等：“于成龙秉刚正之性，苦节自厉，始终不渝，所至民怀其德。……之五人者，皆自牧令起，以清节闻于时。成龙、世纶名尤盛，闾巷诵其绩，久而弗渝。”

周远廉、孙文良等：“康熙时期，社会趋于安定，扫除了前代明朝的一些积弊，居官清廉者不断出现。于成龙与张伯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名清官，被人们赞为‘江南第一清官’，‘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任罗城知县时，儿子从山西老家来看他。他只有一只咸鸭，于是就割了一半给儿子，作为儿子归路上的菜。由此，人们都叫他“半鸭知县”。后来，他的官阶越升越高，生活却更加艰苦。于成龙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时，“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遇上荒年，全家更是以糠屑杂米为粥，客人来了也不例外。有人问他何必如此清苦，他说：“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二十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二十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龙岩病故，于成龙推荐直隶通州知州、自己当直隶巡抚时期的老部下于成龙（小于成龙）接任。地方首长敦请朝廷补充干部不是问题，但指名道姓、指定岗位，还要由从五品越级提拔到从四品，则严重违反规矩。于成龙在奏疏中写道，陈龙岩忠诚可靠、廉洁自律，能力过人。陈龙岩去世后，他顿感失去了左右手，而在两江辖区内，尚未发现合适人选。于是，他恳请康熙帝特事特办，召集各大臣开会讨论，现场推出合适人选。在报告的末尾，于成龙巧妙地点了一个人：有皇上关怀，像通州知州于成龙那样的好干部，一定会脱颖而出的。

按照清朝的干部制度，地方官出缺的，应召集后备干部统一抽签决定。于成龙的请求，侵犯了原属吏部的职权。吏部指出：打破常规后，那些排着队等抽签的干部难以处理，而且，“廷臣会推”知府这一级干部，没有规定，没有先例，还是照章办事为宜。康熙帝决定越过抽签、“廷推”两个步骤，同意让小于成龙上任，并且在于成龙去世后仍然拔擢小于成龙。

一次，于成龙巡视属下州县到高邮。恰逢一大士绅家要嫁女儿，嫁妆准备得很丰厚，夜里却被盗贼穿墙进宅席卷而去。刺史没有办法破案。于成龙就命令关上所有城门，只留一个城门放行人出入，派吏目守着城门，严加搜查装载物品的车子。又出了告示，告知全城人都按户口各自回到住宅，等候第二天查检搜索，务必要找到赃物所藏的地方。于成龙又暗中嘱咐吏目说：假如有反复出入城门的人，就把这样的人捉起来。

过了中午捉住两人，除了身上穿的之外，并没有携带其它行李。于成龙说：“这是真正的盗贼。”二人不停地诡辩。于成龙命令解开他们的衣裳搜查，发现外袍内还穿着两套女子衣服，都是嫁妆箱内的衣物。原来（盗贼）害怕第二天大搜查，急于转移，但是物品多难以携带，所以秘密地穿在身上然后多次出入城门。

另外，于公担任县令时，一次到邻县去。早晨，经过城外，看见两个人用床抬着病人，盖着大被；枕上露出头发，头发上簪着一支凤钗，这人侧躺在床上。有三四个健壮的男子在床两边跟随着，时不时轮换着用手塞（掖）被子，让被子压在身底，好像怕有风吹进去。一会儿，他们在路边歇肩，然后又让两个人换着抬。

于成龙经过后，派遣随从回去问他们，他们说是妹子病得厉害，准备送回夫家去。于成龙走了二三里，又派随从回去，察看他们进了哪个村子。随从尾随他们，只见那些人到了村中一所屋舍前，两个男子把那些人迎入屋内。随从回来把所见的情况告诉于成龙。于成龙问该县县令说：“城中该不会发生了抢劫抄掠的事吧？”县令说：“没有。”当时朝廷考核官员的条例很严格，所以上上下下都忌讳说有盗贼，以致即使被盗贼劫杀的，也隐瞒忍耐着不敢说出来。

于成龙回到驿馆，派家中仆役细细察访这事，果然有一富贵人家被强盗抢劫了，主人也被烧烫死了。于成龙叫那主人之子前来，向他问明情况，主人之子坚持不承认。于成龙说：“我已替你们把大盗捕获到这里了，不是为其他事。”这时公子才叩头哀哭，请求替死去的父亲报仇。于成龙就去叩门见县令，派强壮的差役在四更天出城，直奔那村中房舍，捉住了八个人，一审问都认罪了。问那病妇是什么人，强盗招供说：“那一夜我们都在妓院，所以跟妓女合谋，把抢来的金子放置床上，让那妓女抱住躺着，到窝藏的地方再瓜分罢了。”大家都对于成龙断案如神很佩服。

有人问于成龙是怎么知道案情的，于成龙说：“这很容易解释，只是人们不关心罢了。哪里会有少妇在床上躺着，而允许别人把手放进被子底下的呢？而且几个人轮换着抬着走，那样子就显得份量很重；交替用手护着，就知道被子里必定有东西。如果病妇昏迷不醒送到婆家，必然有妇女在门口迎接；只见男子出来，而且也不惊问一声，所以可以断定他们是盗贼了。”

于成龙是个办案高手，在担任江防道台期间，曾经顺手帮助张朝珍办过一个案子。

江夏县有一名负责军饷的士兵，他弟弟是个市井无赖。有一天，游荡多日的弟弟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发生盗案，家里存放的一笔军饷被偷走了。丢失军饷是杀头的罪，做哥哥的自然不敢包庇，立即把弟弟捆起来送官。在官府的严刑拷打之下，弟弟承认了犯罪事实，并且攀扯了十几个市井无赖。官府把这批人全都抓起来审问，拷打以后都承认了。但是，那笔被盗的军饷却没有下落。犯人们交代，钱已经花光了。

正准备定案的时候，于成龙到武昌找张朝珍办事。张朝珍就顺口提起此事，说案子没有什么疑点，只是贼赃没有破获。于成龙说：“找不到赃物，这就是一宗疑案。偷了几千两银子，哪能很快全花光？”张朝珍笑着说：“既然如此，那就委托你来办吧。”

于成龙没有声张，秘密地调查了两天。把一干人犯提了过来，稍微询问两句，就下令释放。然后去向张朝珍汇报：“江夏盗案的人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盗贼。”

张朝珍吃惊地问：“犯人现在哪里？”

“全放了！”

张朝珍也是个急性子，立即就发了火：“案子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就随便放人？”于成龙说：“这些人都被打坏了，再过堂审问，肯定就打死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们受罪。再说，定案需要的是真正的盗贼，留这些人有什么用？”

张朝珍看于成龙胸有成竹，就缓了口气问道：“真盗在哪里？”于成龙却伸手指了指巡抚衙门里的一名军校说：“这个人就是主犯。他的余党现在到木兰山进香去了，今晚就能拿获。”结果，差役们拿下军校，到他家里一搜，被盗的军饷完完整整地藏在家里，连封条都还没有打开。当晚，军校的余党也果然被于成龙全部拿获。张朝珍惊奇地询问于成龙，案子到底是怎么破的，于成龙却笑而不答。

后来有人猜测，于成龙的袋子里装着那份详细的盗贼档案，而且在盗贼团伙内部一直有“卧底”人员，所以能尽快破案。于成龙这个著名的袋子，到后来上任直隶巡抚时已经十分破旧了，下属们劝他扔掉，于成龙开玩笑说：“以前，这袋子装盗匪名册，以后不抓贼了，就装贪官污吏的名册。”

于成龙在黄州时，就和熊赐履有过交往。熊赐履敬重于成龙，经常在京城的官员中间宣传于成龙的政绩名声，于成龙也将熊赐履引为知己。他到江宁上任后，经常去熊宅拜访。当时，于成龙多次受到康熙帝的褒奖，他担忧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遭到罢官或损害了名声，于是找到熊赐履解惑。熊赐履家中有两株梧桐树，每次于成龙来了，两人都在树下品茶。这次，仍然是坐在梧桐树下，于成龙谈起了自己的担忧，熊赐履慷慨激昂地说：“公亦虑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时，虽生死亦不可易，何况其他？”熊赐履认为，大丈夫处事，应该有明确的体会，坚定的信念，即使在生死关头也不会改变，何况是丢官背处分这样的小事。于成龙立即省悟，并在晚年的这个时期，自号“于山老人”，表达了自己期待退休归隐的愿望。

于成龙远祖于伯达、于建中、于仕贤在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迁至石州（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白霜里村。于仕贤生于渊，于渊生于坦等四子。于坦为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进士，官至巡抚。正德元年（1506年），其宗族一脉于素家族，迁居到石州北乡距城30公里的来堡村。于素便是于成龙的高祖父。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于成龙治家律己，形成“勤、俭、学、善、廉”的家风，其子孙也多以“仁存正德、乐善公益、博施济众”而闻名乡里，受人称颂。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子于准辑成《于山奏牍》七卷附录《诗词合选》一卷（《于山诗馀》）和《于清端公政书》八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于成龙故居位于山西省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廉政教育基地。2019年10月，于成龙故居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于成龙墓位于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横泉村南。墓前正中竖立着康熙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月十五日手书的“御制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操江谥清端于成龙碑文”的龙头御碑。近现代两次遭到较大的破坏。2014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尽快修复于成龙墓地和故居。随后于成龙墓被全面修缮。修缮后的于成龙墓保存在一阶梯状台地上，由园门、牌坊、甬道、台阶、神道碑、墓冢等组成。

于成龙公园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章罗村小潘屯附近，2011年由葫芦山水库改建而成。

当代作家王永泰有小说《清官于成龙》，曾被评书演员单田芳改编为一百回的评书，广为流传。

《碑传集》卷65《于公成龙墓志铭》

《碑传集》卷65《于清端传》

《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

《于清端政书》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