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成化改变了信息时代产业结构的传统分工模式，也改变了现代的“模块化”分工，它使竞争主体、竞争载体、竞争核心和竞争优势等都发生了变化，这样，市场被划分为若干个价值链条，它们共同推动整个市场的发展和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硅谷有今天的成就不应归功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鲍德温教授所说的“模块化”，而是以IBM、微软、英特尔等为代表的一批核心企业的产业集成化，集成化是企业经济复合结构的一种形态，是今天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战略。产业集成化引入集成思想，涉及产业结构、管理和经营战略，产生于产业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它把市场经济与业态革命向大纵深推进。产业集成改变了现代供应链模式，把工业生产管理和商业营销模式进行有机整合。

产业集成化以“模块化”为前提，它首先把价值链上的企业、组织和服务对象分解为可以进行独立运行的半自律子系统，然后按某种联系规则将子系统统一起来，构成更复杂的系统或过程，产生集成效应。青木昌彦先生称前者为“模块化分解”，后者为“模块化集中化”，但是他的研究侧重于“模块化”中子系统的独立性，而笔者侧重于子系统的集中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归宿，虽然两者不可分割，但是后者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产业“集成化”必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产业集聚基础上的“二次创业”，才能摆脱当前依靠人力、物力和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状况，才能杜绝重复性、低水平发展的现象，才能使市场竞争更加有序规范，才能使产业有质的变化，才能锻造中国的“硅谷”。

产业集成化是企业经济复合结构的一种形态，是当今更应引起人们重视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战略。它是信息时代产业组织结构的新本质，促使组织形态日趋扁平化，组织性质柔性化，组织格局分离化，组织关系网络化，组织边界开放化。而这些变化归因于产业集成化的两大特性：

首先，突出表现在发挥市场功能，即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有市场网络规模，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使社会生产增加，从而减少稀缺性。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产业集成化引入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理论。科斯(Coase，1946)指出，运用超边际分析时，报酬递增的行业就不会以边际成本定价，而会以总成本收益分析定价。产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是由交易效率决定，是建立在市场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效率之间的优劣比较之上的，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就会发生演进。

其次，产业集成化可以使产业组织形成“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的“正反馈”，一方面使“集成化”成为标准之后可以锁定合作伙伴和顾客，能增强报酬递增效应；另一方面，“集成化”使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成为市场的垄断者，其网络效应的“正反馈”使任何企业与其竞争都得要付出比以往大得多的代价，从而确立其在市场上的领袖地位。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产业集成化的两个特性：相容性和互补性。产业组织的集成化，一是以集成单元为基础的，这些单元具有相容性，由关联度和融合度高的集成单元组成集成系统。二是这些单元具有互补性，由于集成系统主体功能不足，需要补充，在满足集成整体功能条件下，组成最佳的集成单元集合。产业集成化的相容性和互补性(即分工与专业化)使得产业组织之间的依存度加大，进而产生相互“锁定”和网络效应。

可见，产业集成化揭示了信息时代商业游戏新规则，产业组织之间不仅通过生产、技术、资本等传统的途径来渗透、辐射、带动和引领，而且通过提升标准、锁定客户群、控制要素市场、左右资源渠道来影响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应该体现为对现实资源和潜在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的能力，也就是对多种系统的集成能力。未来产业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和资本运作，而转为更多的关注产品标准、客户群、要素市场和资源渠道等。如，我国有2万多项标准，虽然在数量上仅次于德国，但是，在现行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的比率不足40% ，并且和发达国家标准化水平差距大，突出表现在新能源、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专利影响的是具体企业，标准影响的却是产业。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渐趋合理，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在技术标准层次上的系统性体现已成为必然。我国许多产业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在技术标准的层面加以体现和保障，以改变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这种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迫使技术标准必须同步提升。

在产业集成过程中强调价值是其核心，价值增值过程是从实质性的合作产品开发开始，到产生最终结果(包括产品以及企业利润)，并通过生命周期服务来满足最终客户需求，逐步实现全部价值的整个增值过程，围绕这个过程就形成价值链。所以，当前产业竞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产品、技术或企业间的竞争，也不仅仅是产业链的竞争，而是产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客户关心的不再是单个企业所能提供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是整条价值链的集成竞争能力。集成价值的意义就是优化产业中企业联盟的核心业务流程，降低企业组织和经营成本，提升价值链的市场竞争力。它以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为背景，以流程管理为主线，最终目的是实现价值链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至于价值传递，是通过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过程来实现的，不当竞争或合作都有可能增加价值传递的成本，增加不确定性因素。企业要想优化价值传递过程，防范和减少不确定性，就必须选择合适的竞争或合作对策。如建立战略联盟，有助于合作伙伴之间在交易过程中减少相关交易费用。联盟伙伴之间经常沟通合作，可使搜寻交易对象信息方面的费用大为降低；相互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也可减少各种履约不确定性。战略联盟的建立还将促进联盟伙伴之间的“组织学习”，从而提高双方对不确定性环境的认知能力，减少因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而产生的种种交易费用；联盟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交易双方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一次性的背叛和欺诈在长期合作中会受到“针锋相对”的报复和惩罚，面临着逆向选择的高昂代价，这使得因交易双方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交易费用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波特认为，一国之所以在某一特定产业取得国际性成功的原因， 主要归功于四个基本因素的特点，这些特征构成了一国企业竞争的基本环境。这些基本因素主要包括： (1)生产要素条件， 比如某一特定产业发展所需的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条件； (2)需求条件， 国内对该产业或服务的需求状况； (3)相关或支持性产业的发展状况； (4)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这几种因素的影响或其作用增强导致了产业集成的形成、产业地理集中的流行和受重视。对于发展中国家，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源于基本的要素条件或异常旺盛的当地需求而兴起；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竞争性产业的初始决定条件则要丰富得多。

产业集成的形成机理是：各国通常是在某一产业内的一两个部门取得最初的优势，随后不断提升和增强这一竞争优势的要求，又进一步迫使企业在更加先进和复杂的部门进行竞争，并以此将本国产业的竞争优势扩大到包括需求优势、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专有生产要素的供给机制的形成等方面上来，其间这种向更新、更高技术和更加多样化的部门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创新过程的发生， 同时也意味着围绕着核心产业的一系列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形成。这一产业内的扩展趋势和决定其竞争优势因素的自增强机制又必然使得该产业朝着更为宽广的领域拓展，并且使其竞争优势更为强大。这一过程发生得越快， 国家竞争优势就愈强。一旦一个产业集成得以形成后，其构成的诸产业间会产生良好的互动支持效应，而且一个产业所获取的收益会向前、向后或水平流动扩散。无论是激烈的竞争、来自其他产业的新进入者，或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创新的扩散，这种产业集成内的内在联系都会出乎意料地引致新的竞争方式和全新机遇的出现。但与此同时，产业集成内的各种互动关联效应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当产业集成的某一方面优势下降时，这种互动机制的作用也会使整个产业不断走向衰弱。因此，创造多样化是产业集成在加快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功能之一。

事实上，产业集成概念的提出，是对各国产业发展实践的抽象总结，也是对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的一种创新。产业集成理论表明，同一个产业集成的企业间， 由于新知识的不断扩散和连续创新的结果，使得其所依赖的动态性的发展因素不断进化，从而促成了竞争优势的形成。它从动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特定区域产业内部和产业间存在的技术、资源、市场等既竞争又合作的内在联系，对于我国产业组织的调整，尤其是区域产业的调整，以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参考价值。

综述

无论是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结构特征的表现，或是作为一种产业内或产业问要素运行机制与运行过程的结果体现， 与国外相比，我国产业集成的现象都不大明显，产业组织分布和产业运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比较突出，制约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成

目前，我国对外竞争力强或较强的产业主要是纺织、服装、旅游用品与手提包、煤炭、鞋类、家具、烟草、食品、无机化学品、医药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橡胶制品、钟表、初级塑料等，这些产业几乎全部为资源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即便在这些产业内，我国也没有建立起独一无_二的世界级竞争力来对应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每年还需大量进口这些产业的高档次商品，如高档次服装面料、特新药品等。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产业本身缺乏相关支持性产业或上、下游产业的支持，无法形成产业间的互动和外溢效应来促进整个产业关联群的创新发展。

2：没有形成产业自身内在的发展机制

我国产业链条短，没有形成产业自身内在的发展机制

以汽车工业为例，我国引进汽车等新型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已十多年， 至今仍不能靠自主开发产品来降低成本，实际尚未脱离进口零件组装的阶段；再以电信产业为例，尽管我国电信服务业近年来保持超过20%以上的年均增长率，但是由于主要生产设备均为国外引进，使得我国电信服务产品的成本居高不下，并且减弱了电信服务业发展对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3：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既缺乏规模经济，同时“大而全”、 “小而全” 的现象又很突出。与国外大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并不大。1998年底，中国工业500强总资产和销售收入的平均值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收入分别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的24．62% 、12．3l%和9．5l% ； 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1．38% 以下，不足世界500强研发投入的三分之一， 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中国工业500强的竞争力仅停留在“国家级”水平，国际经济依存度较小；同时，国内企业问互补效应很差，大、中、小型企业问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共生互补关系，反而出现互相争资源、争市场的局面。

4：产业创新不足

部分产业相对“过剩” 现象较为突出，产业创新不足

所谓“相对过剩”，是指在一定价格水平的过剩或与需求不相适应的一种过剩， 它反映了供给结构的“刚性”，也反映了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按国际上公认的标准，一个行业的开工率降到75% ，就算是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而1996年，我国的棉纺业、炼油业的开工率只有70%；普通机械、铜加工、烟酒等行业的开工率只有60%左右；家电行业和铝加工工业则只有30%一50%。全国94种主要工业品，有61种生产能力过剩，开工严重不足，其中有35种开工率不足50%。

总之，产业间关联度不强、生产和配套体系不健全、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等，是我国当前产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和升级换代以及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构建。

不合理的体制因素

首先，不合理的体制因素阻碍了我国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实现。过去，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以纵向管理为主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企业之间基本上没有横向联系。改革开放后，这种以纵向管理为主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结构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且现行的工业分级管理体制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积极性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企业总是隶属于一定的地区或部门，其结果是条条或块块自成系统，切割了区域经济本来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许多企业的联系与协作仍局限于本部门或本地区，使得分布在同一区域内的相关企业在经济技术上难以协调发展，增加了企业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难以把技术经济和组织上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统一纳入区域经济整体。

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

其次，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我国企业呈现出“大而全”特征。我国许多特大型企业多半是在国家当时的政策和经济体制下，由国家投资建设，大都布局在工业化水平低下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矿产资源丰富的边缘区位上，绝大部分按照“全能型” 企业模式创建，把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功能集于企业一身，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大而全” 的高度封闭性。与此相应的内部管理结构也高度集权，使许多企业的近辐射功能很弱，基本上成为一个对当地经济、技术依赖程度很小的封闭体系，犹如一个“孤岛”，导致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游离于区域经济而孤立发展。

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使得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产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资源的配置机制上，我国长期以来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以计划机制来配置有限的资源降低I，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在改革以来的转型期内，受旧体制惯性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以充分发挥，尤其是竞争机制不能发挥淘汰后进、鼓励创新的作用， 因此，必然导致产业发展出现畸形。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营造形成产业集成所需的竞争性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重点是尽快改变国有企业按部门、按地区条块分割的隶属关系，推进国有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多种形式进行改革，使大多数属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内的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具有独立的利益函数，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来加强与区内各企业的分工协作；另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的影响，建立全国统一的、多层次性的、公平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营造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还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以使我国企业尤其是一些竞争实力不强的重复建设性的国有企业能够有产业退出的外部条件，使产业竞争中出现的优胜劣汰能够实现。

组织结构调整

积极引导区内现有大型企业加快组织结构调整，推进区内大、中、小型企业与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协作与配合，依托特定的产业格局，深化分工，形成集成产业的新局面。产业高级化要求以大企业为核心进行高度集中的专业化生产，这些企业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强大的竞争能力和雄厚的科技实力，而众多中小企业通过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协作， 以其小而专、小而精的优势为大企业配套服务。大、中、小企业只有紧密协作，形成一体化的大生产体系，才能提高整体效益。因此要充分利用大型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大企业关联效应的近辐射功能，加强大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前、后向联系，并使所形成的区域扩散效应尽可能在本区内实现；同时也通过加强与本地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联合和合作，通过信息和资源等的相互传递和流动，促进大型企业得到强有力的支撑，改变大型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孤岛” 状况，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树立产业集成的思想

在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上，要树立产业集成的思想，构建完整的产业链，促进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在新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可以从进口零件搞组装起步，但一定要尽快转入零部件、工艺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工作，形成综合配套能力。在新产业的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要考虑新产业的一体化发展， 建立新产业需要而国内又缺乏的新材料、新工艺等产业。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将以重化工化为主要特征， 而重化工化的核心就是由机械工业的大规模增长带动的，并且70年代后半期以来，电子工业进一步成为后工业化国家的先导产业：我国自90年代初以来，工业化重新出现了以重工业增长打头的格局，但机械装备工业仍不能满足要求，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对进口的依赖形成剐性。

因此，要加快发展机械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等产业，形成满足旺盛的国内需求的产业集成体系。

创造基础条件

政府部门要创造基础条件，并从产业集成的角度制定有利政策引资招商，以更好地发挥本地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避免重复建设，形成本地区独特的产业集成。按照波特的观点，政府通过对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基本因素对产业集成的形成产生影响。比如政府通过资本市场管制政策可以影响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状况；通过支持广告媒体控制或支持性服务的管制可以影响支持性产业的发展；通过税收政策等影响生产要素供给条件或国内需求状况。但是，政府只能通过影响这些因素而对产业集成乃至国家竞争优势产生作用，政府自身是不能够创造出这些竞争优势的。如美国“硅谷”地区就是利用周边地带高校众多、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建立了以软件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成。因此，我国地方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创造产业集成的综合配套环境，包括完善区域市场体系，使企业的各种生产力要素在本地区内得到有效扩散，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本区人力资源存量等，确保竞争性的产业成长环境的形成；同时，还要更新招商引资观念，通过税收和信贷政策等吸引与本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目标相适应的企业入驻， 以促进特定产业集成的尽快形成，构建有特色的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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