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在岭南设置郡县后，使一些交通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逐步实现了封建制度。但地处僻远、生产力发展较慢的俚人聚居区，直到隋唐时奴隶制仍然残存。中央王朝占有岭南的目的尖于促进越人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掠夺岭 南财物。《隋书·食货志》云：“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取赕物，以裨国用。”因此，中央封建王朝只是采取“以故俗治”的政策来对付俚人。汉马援平定岭南后，即“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俚人奴隶制不同于商周时的中原井田制奴隶制，而是一种家长奴隶制。其特点之一是以农村公社为躯壳，以奴隶制为实质。农村公社是原始部落制向私有制过渡的社会经济组织，由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一群氏族家庭组成。其土地公有，分各家使用；但牲口、农具、住宅、劳动产品归各家所有，由此而演变为土地私有。公社贵族可通过占有奴隶而成为自己的氏族家庭成员，并称之为“子女”。

俚人奴隶制没有形成奴隶制国家，其首领是以氏族酋长的面目出现的。酋长是通过集会的方式推举出来的氏族首领。《桂海虞志》有“推其雄长者为酋领，籍其民为壮丁”的说法。

俚酋占据广阔的土地，拥有众多的人马。俚人冼夫人娘家“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北史》载，僚人”亲威比邻，指授相卖……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移良矣。更有卖其昆季妻孥者，乃自卖。“《梁书·王僧儒传》说：天监初，“（南海）郡常的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生口即被贩卖的奴隶。

酋长拥有无数的财富。《隋书·食货志》载：“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置之，以收其利。”《新唐书》载：“（冯）盎族人子猷以豪侠闻，卢观中入朝，载黄金一舸自随。”其富有程序可见一斑。

酋长拥有生杀大权，可以随意杀掉自己的奴隶。《岭外代答》载：“生杀予夺，尽出其酋。“”（峒丁）一直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

汉至隋，粤西的郡县制度还不很键全。《汉书·贾捐之传》说：“骆越之人……与禽畜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广州记》云：“诸县自名不骆将，铜印青绶，即令之长也。”事实上，粤西还多是俚僚部落首领的世袭领地，朝廷派来的官吏，因是“他乡羁旅”，所以“号令不行”，甚至有的官吏贪虐无道，使“诸俚僚多有亡叛”。为使俚僚顺服，封建王朝选择了一条“树其酋长，使自镇扶”、以蛮夷治蛮夷“的羁糜政策。

羁糜是指人把缰绳套在牛马身上而并不捆死，以便驾驭，比拟统治者不用僵硬的办法，而是用比较柔和的办法来使少数民族就范。也就是羁糜地区的社会制度在这些地区强硬推行。直到唐代，封建王朝对俚人都是采取羁糜政策。蛮夷内附，“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督刺史，皆得世袭。

《隋书·地理志》说：“岭南俚人，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变。“在粤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批的石铲、石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谷物加工具，说明俚人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活。在桂东、桂南的秦汉墓中，出土有稻谷、粟粒、芋头、麻、橄榄和荔枝等农产品，还有羊马猪鸡狗及仓库等模型，说明当时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不过，由于自然环境条件比较恶劣，直到隋代岭南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都是远不及中原的。“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特别是俚人所居的闭塞山区，生产力更加落后。

两广春秋墓中出土有不少具有明显地方色彩的青铜器以及铸造用的石范。广西北流还发现古代冶铜遗址，年代约从西汉开始延至隋唐。

俚人冶铜术中组有意义的是铸造铜鼓，史学上有“铜鼓文化”之誉，东晋《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铜鼓，直径165CM，通高67.5CM，重近达300公斤，被称为“铜鼓之王”，铜鼓制作工艺精良，鼓面和鼓身饰有太阳纹、云雷纹、菱形纹、水波纹等集合图案，还有骑兽纹、鸟型纹、虫型纹等。铜鼓是权力的象征，于庆祝、娱乐、作战等场合使用。

商周时岭南已出现种类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几何印纹陶。广州发现的南越过陶器有49种。茂名地区也出土有釜、壶、罐、盅、环等类汉代陶器。高州和广西象州等地还发现汉代陶窑遗址。

《汉书·地理志》说南粤“地处近海，多果、布之凑......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聚吞织绩。”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有丝绸、麻布、织锦、漆俪、纱帽等残片。俚人纺织品中最出名的是葛布，《广东新语》说：“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塷州，而织于雷。”张心泰《粤游小记》云：“粤中多产葛，惟郁林州着知名最久，齐武帝佐客乐曲，被管弦，乘龙舟游江中，令榜人皆着郁麻布——即今之郁林葛也。”

《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随赢蛤，不待贾而足。”可见汉时岭南尚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到南北朝时岭南农村已有集市贸易，刘宋《南粤志》说：“越之市为墟，多在村场。”柳宗元《柳州峒氓》诗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鲡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但是，“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贸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有的地方，俚人直到宋代仍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始贸易。宋代苏过《斜川集》载：“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金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

俚人俗尚赤足，《桂海虞衡志》说，（南蛮）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清花斑衣。赤足（冬天穿木屐）之谷在粤西一直延续到本世纪60年代。

拔牙之俗又称“凿齿”、“缺齿”。《太平寰宇记》载：“（贵州）有俚人，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宜州）悉是雕题凿齿，画面人身，“（钦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

原始婚嫁风俗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建武初，骆越之民无嫁取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区，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可见当时还保留着原始群婚的习俗。

《桂海虞衡志》记：“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这是原始抢婚俗的残存。

俚人还盛行“不落夫家”婚俗。元《文献通考》记壮族婚俗：“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僚。半年而后归夫家。”不落夫家习俗至今在粤西仍有残存，其形式为婚后新娘除节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直到怀孕临产时才定居夫家。

秦后抹黑

住干栏

干栏，即干栏式房屋。俚人先民开始时在树上搭巢而居。《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署也。”后来发展成为离地构筑的房子干栏式房屋。《北史·段传》云：“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今桂南偏僻地区的壮族居民仍为人居其上而畜处其下的干栏建筑形式。

喜食槟榔与鼻饮

俚人喜食槟榔。唐《岭表录异》说“岭表之俗，多食槟榔，日至数十。”粤西汉人后来也承袭了此俗，道志《电白县志》载：“俗尚槟榔连壳咀嚼，以扶留青叶和石灰掇之。”

俚人喜鼻饮。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南边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周去非《岭外代答》：“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饮时，必口噍鱼?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

今越南康族尚存此俗。

据以往考究，俚人“刻木以为符契”，本无文字，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借鉴汉字有关形、音、义规律，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一种独特的方块字。如将读音为“那”、意思为“田”的字写作“ ”，上音下义，易于记认。俚人各寨往往醵金延师，设立浇馆，教授自己的方块字，官方教育则用汉字。这在唐以前已遍及桂东南，直到高州一带。

但是2011年在广西大明山发现中国最古老最庞大的古祭坛并发现大量的表意图案及符号；同年，又在广西平果县马头镇感桑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表意文字。

在广西左江沿山崖上，分布有多处俚人先民绘作的壁画——花山壁画。这些壁画已有2000年的历史，仍然色彩鲜明，其图象之多，规模之大，气势之雄伟，在国内外都是少见的。其中宁明县的一个地点，画面宽221米，高约40米，绘有人物图象1819个。据研究，花山壁画所表现的是俚人祖先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集体歌舞的场面。

俚人崇拜雷神。其铸造的铜鼓乃雷的象征，铜鼓上的文饰、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关。青蛙是俚人的图腾。俚人认为雷王是上天的主宰，而蛙神则是雷王的使者，能呼风唤雨，格杀妖物，保卫人间和平、安宁与五谷丰登。

俚人的雷崇拜一直在其后裔民族中留存。海南黎族妇女文身的文饰，其主调是雷电纹。壮族巫师跳神时唱的《九天赞》云：“我是上天雷王子，显圣生化在云头....家住雷州雷王庙，年年行鱼教田畴”。粤西和海南的汉人也继承了俚人崇雷的习俗。方志记载，岭南的雷公庙以西江以南，高、雷、钦、廉等地为多，远达海南岛，其中最著名的是雷州雷王庙。雷州人十分崇敬雷神，家家户户都挂有雷神像，“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

宋代始‘俚’为‘黎’，黎始专以海南岛为聚处。

隋末唐初，海南岛发生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俚人集群式迁移海南，其首领就是被誉为岭南历史上俚族女英雄的冼夫人。

冼夫人是南北朝时期高凉郡（今广东茂名市）人，梁朝高凉太守冯宝之妻。她“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峒，部落十万余家”，对徙居琼州海峡两岸的俚人有很大号召力，仅534—545年中，海南与雷州半岛就有“千余侗俚人归附”，这是上十万人口的集群，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加之冼氏家族受赐隋皇朝，率兵南下海南平定割据势力叛乱，带来相当数量的俚人兵马渡海作战，这支部队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一支移民大军。使大批俚人入居于此，带来海南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数量上的急剧增加。

据专家学者考证，俚人入居，也改变了海南人口的地理分布。他们聚居的地域除岛西北外，还开始指向岛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一个除岛东北外的环状地带。儋州、临高、澄迈、海口、定安、琼山、崖城等地仍保存着冼夫人庙多座，就是明显的例证。

对于这次迁徙，在地方志上很少见到与此相关的记载，因此人们也有所置疑。我个人认为，海南岛方志最早的是晋代人盖泓所编撰的《珠崖传》，早已散佚。能见到最久远的方志是宋代所著，见不到这段历史详尽的记载，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散见于各种史籍还有可追寻的踪迹，学者也因此对这段历史做了令人信服的考究。

学者司徒尚纪在其所著《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一书中，对俚人迁徙海南岛一事做了极为详尽的考据，并对其迁入的规模和影响有如下的论述：

梁大同(534—545年)中，海南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在今儋县原梁崖州治中和镇有志称唐代建的纪念洗夫人的宁济庙，仍保存反映俚人归附的石雕。如果以每峒20户计算，这就是一支二万余户，上十万人口的集群。

儋耳仅海南—隅，没有这么多人口，这其中一部分是从迁来的俚人。因为这里所说“海南儋耳”，其地望除了海南本岛，还包括雷州半岛。“海南”一词，直到宋以后才专指本岛。道光年间，《宁济庙洗夫人加封碑记》追述此事，指出冼夫人“自高州以往海南招安千峒”，表示当时海南范围比后来要广大。如果再结合隋末唐初冯洗家族插于统治海南的情况，就更能说明俚人迁居本岛，不但在南朝末已经发生，而且在隋末唐初，由于以冼氏为首的从大陆到海南俚族大联盟的实现而达到高潮。而迁居的方向，除了岛西北，重点还指向岛南部和东南部，与唐代对这些地区的开发相吻合。

这种推论的主要依据是：(1)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赐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千五百户，为了接管经略这个最南县治，必须从冼氏在大陆的大本营派遣部分亲信和俚人随迁，不然难以驾御当地居民。(2)隋亡，冼夫人孙盎“奔还岭表，啸署酋领，有众五万”，冯盎渡海南征，扫荡逃入本岛的高法澄、冼宝彻等地刀割据势力。冯盎这支俚人部队，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兵马渡海作战，不然无法占有整个海南。这支部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支移民大军。(3)冯洗家族在海南的统治留下许多俚人移动和分布遗迹。唐初冯盎任高州总管，不但领有粤西高雷各州，还直接控制他亲自占领的崖、儋、振三州，揽取海南军政大权。又据鉴真等宁远河口脱险后，羁旅振州，取道万安州返回大陆时，沿途所见，冯冼子孙奴婢遍布，生活奢华、富甲一方。振州别驾冯祟债(冯洗族人)派兵丁八百沿途护送到崖州。而据《太平广记》载，当时海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琼山太守兼五州招讨使韦公干也只有五百名兵丁。冯崇债只不过 是区区一个州副长官，拥有兵丁居然在他之上。(4)地名左证，冯冼家族统治时间最长的岛西北如儋县，临高一带，俚人语言特征最为明显。如宋代： “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粤两许多地区的居民， 至今仍称山岭为“黎”，例如海康县，以“黎”字命名的村落就有十三处。又临高县城西北十里毗耶山，“顶有虫、似伏蛇，俚人以虫为毗耶。县西北有毗耶神”，这是俚人在那里栖息留过的语言上的痕迹。(5)铜鼓物证，现在海南陵水、昌江、东方、万宁都出土过广西北流型铜鼓(万宁为文献所记)，雷州半岛也有同类型铜鼓发现。北流型铜鼓分布在地域上是联成一片的。根据本岛历史条件和手工业发展水平，西汉以前不会制造铜鼓，以后直到晋代裴渊《广州记》才说：“俚獠铸铜为鼓”，《隋书·地理志》亦有同样记载。而北流型铜鼓流行时间为晋到南朝。只在南朝以后，海峡两岸俚人关系密切，活动往来多，铜鼓或其铸造技术会流传本岛。铜鼓集中区即为俚人分布区，这与冼夫人时代俚人南迁事件是吻台的。

俚人迁徙海南岛之后，对海南历史人文的影响也是有史可查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就是，俚人迁徙海南岛之后，海南岛居民开始称黎。这应该是俚人入居后，与先前的先居民整合之后的结果。

这个史实，可查的史料记载有：

唐德宗（780—805）时，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朱厓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这是史书中最早出现的黎族名称。朱厓即朱崖洲，指海南岛。

刘恂（887—903）《岭表录异》紫贝条中，亦有“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的记载。

清李调元《南越笔记》，檀萃《说蛮》，道光朝修《广东通志》等均持黎即古代俚人之说。

黎族名称虽早见于唐代，但较为普遍使用则始于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系对黎族名称来源的又一种解释。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赵适《诸蕃志》以及苏轼在海南岛所作的诗文中，也都提到黎族的名称及其情况。表明到9世纪时，海南岛黎族已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存在，并为当时的人们所记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也有这样的论述：岭南各地的俚人……另外，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来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

通过上面的论述和介绍，俚人作为海南岛最大的一次集群式移民，基本可信。但是，仅仅讨论到这里，还远远不够。

如果，这次集群式移民是毋庸置疑的史实，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对海南岛历史的认知体系。

提出这样的观点的依据是，在人文发展过程中，人文文化不是必然按时间顺序传承的，人文文化的形成，最终的结果是同化中完成的。这就是说，一种人文文化的形成，是以先进的文化为主干，覆盖或融合了先前的文化，成为这个地区的人文文化的主要内容。这在不注意保护土著文化的古代尤是如此。这也是历史上，许多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当俚人进入海南岛，当地以峒为单位的归附，都标志着这种人文文化的取代和覆盖已经成立，而作为遥控海岛的中原主流文化，能够对这次人文文化更新做出些表示的事，就是将这座岛屿上的居民改称为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居民称黎，也是自隋朝之后的唐朝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排序，并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其显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海南人称为黎族正是在俚化之后才开始的。

这是海南先居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如果我们在研究海南先居民时，不能审慎地辨析这个特定的历史区域，那么，步入误区也就难免了。

海南先居民文化基本定型，应该发生在隋朝唐初，也就是俚人集群式迁移，这是海南岛第一次成规模的迁移，而且其头领是海南先居民心甘情愿归附的冼夫人，归附的本质意义是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同化，所谓俚人同化了海南岛上先前的移民，这以后，海南岛上的移民便是以俚人文化为主了。我想，这个定型一直使得后来的历史人文学者在探究海南最早移民时受到干扰，甚至把这次文化定型的东西，当作了最初的移民特征，所以，海南移民一直被视作是来自古百越一族，是不是与这有直接关系呢？

或许更正确的认知应该是，俚人迁入海南岛，使得这座岛的先居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海南岛居民生活和文化的模式得以固定，以后，人们对海南岛历史人文的认知，好多都是对这次固化的成果的阐述，而在这次迁入之前的最早的海南岛先民是不是被掩盖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还是可以证明这个推测是空穴来风，或者说，这是面对考古发现与史论架构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一种较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直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九真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日南、合浦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指的都是埋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人的分布远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异物志》上说得很清楚；“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今天的粤东潮汕地区，也同样是古俚人的主要居住地。《粤东初民考》的作者窄其骧和《潮州志》的总编饶宗颐先生都称俚人是“粤东主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间粤东俚人的历史已难考释，但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却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俚人早巳成为粤东主人，所以与西来的僚人“固不相容”。隋唐政权也就据此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每每借助俚人之力“以平僚乱”。据《旧唐书》所载，仁寿初，隋朝就曾利用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征伐潮州、成州（今封开）等“五州僚”，后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20余州，自称总管。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粤东俚帅杨世略以潮、循二州之地，与冯盎同时降唐。

岭南各地俚人，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另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在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下，南越国丞相吕嘉率族人逃入海南。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古代对黎族的别称”。《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隋高祖时，海南“诸俚亡叛，吃敕夫人招慰”。可见，隋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铜鼓。关于铜鼓，我国历代文献多曾提及。《后汉书·马援传》就有关于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的记载。对于铜鼓文化的渊源，古、今学者有不少进行过探索、论述。我国古代曾传说铜鼓为马援或诸葛亮所创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铜鼓是出自南蛮天竺国(印度)。越南人陶维美所写的《越南古代史》，对铜鼓问题作了专章论述，认为铜鼓起源于北越，其创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骆越人。西方学者，如荷兰的狄葛乐则说铜鼓是中国南部诸省的产物，绝非“别处搬运来的”。尽管这个问题众说纷坛，但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百越人就已广泛地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裴骃的《广州记》说：“俚獠(即俚、僚的贬称)铸铜为鼓，唯高大者为贵。”《隋书·地理志》也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呢?《隋书·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畲歌时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但据记载，俚、僚人铸铜鼓，更主要的还在于显示权势，所谓“有鼓者，号为‘都老都老”转化来的。至今潮人称呼人还常加一“老”字，这就是古代俚人的语言遗习。

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示明，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

壮侗语各族同源于古代的百越族，皆亩百越后裔。越南的侬族、岱族、老挝的佬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撞族的族源应与百越有关。

百越之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百越包括许多支系，因而号称百越。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有的支系则继续独立发展，形成了我国南部，西南部的壮、布依、侗、黎、傣、水、仫佬、毛南等少数民族。百越中最重要的几个支系的发展流向大体如次：句吴，句或写作区，均念钩音。壮、布依、侗、黎、水、仫佬、毛南等7个世族和越南的侬、岱、高栏等民族都渊源于西瓯或骆越。滇越一支，与百越各支相距最远，分布在云南西南部和南部。傣族源于滇越。另外，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境内的佬、泰、掸、阿洪姆等民族是否与我国古代百越特别是西瓯、骆越、滇越支系有渊源关系，这一课题已引起国内外研究学者的极大兴趣。近年来，泰国学者多次广西半族地区寻找泰族的根。

由于壮侗语各族源于百越，有故壮侗语各族文化的底层根基是百越文化。其主要特征有：善种植水稻；制造和使用铜鼓；住干栏式楼房；语言与古百越语一脉相承；文身染齿；崇信巫鬼、尚鸡卜等。直至当代，不述不少特征仍为壮侗语各族所承袭。

秦代以前的西瓯、骆越，汉代以后为但、乌浒等称呼所取代。隋唐两代出了僚这一称谓。除傣族以外的壮侗族其他7个民族都是从俚、僚中分化演变而形成的。唐代，黎人之称在海南出现并沿用至今。“俚”与“黎”同音，黎是最早从俚、僚中分化出来的族称。广西的俚僚，宋代分化出僮和苑滩两个族称，明、清分化出姆佬。解放后分别以壮、毛南、仫佬为族称。贵州僚人，元代分化出仲家族称，仲家人自称布依，解放后以布依为族名。明代，贵州僚人又分化出水家族称并沿用。贵州、湖南、广西交界处的僚人，明代分化出峒（或洞）人族称，解放后以侗为族称。汉代时滇越，唐宋时称黑齿、金齿、雕题、茫蛮，元、明、清、民国时称为白衣、百夷、僰夷、摆夷。解放后以其自称傣为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