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元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白话文登基诏书，按元朝的规定，登基诏书先由文臣以汉语文言文拟写，再翻译为蒙古文，颁行天下，但也孙铁木儿的登基诏书却纯用白话文，而且是由蒙古文直接“硬译”的文体，可见他即位时身边没有汉臣或精通汉文化的人士。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先在大赦中特别宣布赦免谋反、谋大逆、奴婢杀主等罪，以稳住谋杀英宗的铁失等一干逆党，而后又对铁失等人加官进爵。一个月后，他便将铁失、也先铁木儿等逆党全部诛杀。十一月，也孙铁木儿至大都，又处死和罢免了一批铁失同党，流放了涉嫌逆谋的五王。对于泰定帝迅速清洗铁失一党的动机，一种说法是出于朝中汉人重臣张珪（张弘范之子）向晋王“密书陈诛逆定乱之宜”；另一种解释则是杀人灭口。不管怎样，也孙铁木儿的权力得到巩固，改元“泰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泰定帝即位后，追崇父亲甘麻剌为显宗光圣仁孝皇帝，母亲普颜怯里迷失为宣懿淑圣皇后，并加封晋王妃八不罕（一作八八罕）为正宫皇后，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他在位的5年间，以守成和维稳为基本目标，这从他所使用的两个年号——“泰定”与“致和”可以看出，因此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

当时，元朝各地天灾不断，许多地方爆发饥荒。至治三年（1323年）冬，蒙古大寒大雪，许多畜兽被饿死。泰定元年（1324年）七月，“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泰定二年（1325年）十二月，同州地震。江淮严重水、旱灾。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宁夏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和宁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洛阳发生蝗灾。泰定四年（1327年）八月，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宁夏再次地震。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宁夏又地震。面对这种灾异连连的状况，泰定皇帝在上都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地位最高的汉臣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向泰定帝请求整顿弊政，提出了肃清铁失余党、对和尚和道士加以限制、裁汰冗官、停止广州珍珠采办等10余条建议，但泰定帝不予采纳。

泰定帝在位时，湖广、云南、四川等行省的少数民族多次起义反抗。泰定二年（1325年）六月，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以“弥勒佛当有天下”为口号反元，被后世史家视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先声。尽管这些起义并未成气候，但可以说元朝已在泰定年间进入多事之秋。

泰定五年（1328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十日，泰定帝驾崩于上都，享年三十六岁，葬于起辇谷。

泰定帝死后大都发生政变，燕帖木儿奉元武宗之子怀王图帖睦尔即位，是为元文宗，泰定朝的权相倒剌沙则在上都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是为元天顺帝。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是为两都之战，元文宗一方取得胜利，天顺帝与倒剌沙皆被杀。泰定帝、天顺帝父子被视为非法君主，没有上汉文庙号和谥号及蒙古汗号，甘麻剌亦被剥夺了“显宗”庙号，并撤出他供奉在太庙的神主。泰定帝的后妃也被送给燕帖木儿为妻妾。

泰定帝即位后，在人事上采取宥和政策，尽可能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所重用的是他在漠北晋邸的从龙之臣，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权臣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其中回回人倒剌沙是泰定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他的主导下，不少回回人入朝担任要职，回回人在泰定朝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高贵地位。倒沙剌“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以藏所得金帛珍异”，朝政也十分腐败。

泰定帝的宥和政策表现为：没有对铁失一党斩草除根，而是还给籍没的家产、停止追捕余党。他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后来的元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流放地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周王和世㻋（后来的元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御史台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泰定帝大封诸王，他在位时期封了24个王，而英宗只封了7个王。英宗时停止的诸王岁赐，也被泰定帝恢复。

泰定年间的汉人大臣从仁、英时代的意气风发降至较低地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唯一高官和唯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廷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但泰定帝在表面上仍对汉人大臣给予充分的尊重，张珪有病，泰定帝命其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年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泰定年间起用回回人理财，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

自延祐三年（1316年）以来，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元政府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1325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泰定帝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除了阿速吉八与懿璘质班两个幼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他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当时主政的回回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不过，汉儒实在是高估了经筵的作用，泰定帝开经筵只是出于笼络汉人、虚尊儒学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达到儒生们所期待的“致主尧舜政不惭”之效果。泰定帝显然不是一个好学生，首倡经筵的赵简就抱怨说“于是四年矣，未闻有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但是泰定帝并非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也通过经筵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曾书“雪蓬”二大字赐给大臣陈楚舟。

泰定帝继续维持蒙元一直以来对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并崇奉藏传佛教。他在位时动用大量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皇家作佛事。帝师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其弟琐南藏卜在泰定三年（1326年）被赐封白兰王并与公主成婚；当帝师抵达大都时，中书省官员都要奉命出城远迎。还命108名僧侣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不仅帝师的家庭成员得到极大尊崇，许多喇嘛亦得到封号并被赐予金、玉印章。不过他有时也对宗教加以限制，如他在泰定四年（1326年）下令“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

泰定年间，随着回回人地位的提高，伊斯兰教也在元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植。于泰定元年（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清真寺。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答失蛮）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温）的差役。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虽然累朝拖欠斡脱（回回商团）的债务已于1324年取消，但是元廷在当年付给斡脱的钱超过40万锭，在此后的三年中，又付出10.2万锭，以解决历朝售宝未付钞问题。随着泰定帝死去，人亡政息，伊斯兰教和回回人再度跌落低谷。

泰定帝在位时，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华，曾受到泰定皇帝的接见，留下《鄂多立克东游录》，对了解当时元朝的宫廷及社会状况有一定价值。

泰定二年（1325年），陕西黄帝陵轩辕庙西院保生宫发生火灾后，泰定帝亲自下旨保护黄帝庙宇，严禁破坏黄帝庙宇建筑设施，禁止砍伐柏树林木，并下令着专人看守保护（见轩辕庙内碑廊《元泰定二年圣旨碑》），这个圣旨是现存最早的保护黄帝陵庙的法令。轩辕庙内碑廊元朝《圣旨碑》，泰定二年（1325年）刻，圣旨全文如下（□表示文字模糊不清）：

皇帝圣旨，制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据道人罗德信状告：

西安路中部县住持道人，伏为状告，本县东古迹保生宫轩辕黄帝殿宇一处，并北山桥陵一所，迄今异代，每年春秋官降钱数□□□等。不畏公法之人，执把弹弓、吹筒，辄入本宫，采打飞禽，掏取雀鸟，将飞檐走兽损坏；又有愚徒之辈，泼皮歹人，赍夯斧具，将桥陵内所长柏树林木砍伐等事，乞禁治，得此检会到，钦奉圣旨节，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等□□□□□祝延□□□圣寿。但属宫观寺院里底田地、水土、竹苇、碾磨、□林，解典库，浴堂店□□□拣什么□休差要者，铺马祗只应休着者，地税、商税休与者□□□咱每明，降下圣旨，无得推称。着诸邑授下气力要呵休与者，别了的人每不怕那什么钦差，除钦遵外，今据见告省府，给榜文常训，张挂禁约，无得似前骚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施行，须议文字者。

右榜省谕，各令通知。

榜示

泰定二年六月八日

西蜀莹明子成善璋书

白水县樊裕刊

元泰定帝所颁发的保护黄帝陵庙的圣旨与许多散落各地其他元代圣旨碑一样，既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官八股，也没有古奥的文言文，而是使用当时的白话，并不时夹杂着汉字假名的蒙古语。也许就是采用这样较通俗易懂的行文，以便让百姓更易知晓。

这篇碑文距今已有六百八十多年，现保存在黄帝庙碑林里，这是中华民族在六百多年前颁发的第一份保护黄帝陵（庙）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