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周折的学徒之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后又再到天津献艺。这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词准确、通畅，在唱腔方面还吸收了一些农村小曲、地头调。他还有一种唱法，就是吸收老学究儿背诵古诗词的平仄韵味，这种演唱嗡声嗡气，用的是背工嗓（头腔兼脑后音），被人戏称“坛子大鼓”。

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公馆演唱。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主家不愿意，便拿刘文斌开心，说；“他长的那样子，哪能唱的了呀？”当时刘文斌正有病，穿戴也不讲究。后来经别人说情，还是让他唱了。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这些电台都是为商业服务，电台开播之前都由演员播上一段商品广告。那时经刘文斌报播的广告有延寿堂的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白喉蛾子，一世福，一家乐。”同时还介绍天津东马路药店的生乳灵。当时经济大战，也都利用电台宣传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时，也把演员推上了市场。当时拥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有的大买卖家为了招揽生意，店铺门口放一个大喇叭，每逢早晚，人们都到店铺门前听刘文斌演唱。有的干着半截活把活停下来，也有的正在生着炉子，因听唱把炉子给弄灭了，拿板凳坐店铺门前听。这时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京东是指通县、三河、武清、宝坻、蓟县、香河、宁河等县），就叫京东大鼓吧！”这就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过。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按刘文斌的话说：“树大招风了！”这是因为他的节目受到听众欢迎，同时有“中华”、“仁昌”两个电台抢着让他演唱并报广告。“中华电台”要给他提高播出费让他只在此独家电台演播，并说要付多出几倍的报酬。刘文斌为讲信义，毅然拒绝了“中华”的要求。他坚持在“仁昌”、“中华”两个电台演出，因此引起了双方电台矛盾和冲突。“中华”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乌烟瘴气，空气十分紧张。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他们提议找延寿堂的乐老板商谋对策。这位乐老板是河北省大城县人，在天津经商多年并且还有些威望。他反复考虑后说：“我去外边走动走动，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转机。要是不成就也只能回老家宝坻县再谋生路，天津卫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了！”他还把刘文斌留在后院暂避，亲自去西北角拜访王三爷（青红帮头目），请求他给予关照解决。乐老板叫刘文斌前来向王三爷述说原由，王三爷听罢马上拿起电话向警察局说：“谁想成心闹事……”接着又说了些让他们关照的话，警察局的官员们当然答应对这件事给予照顾。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

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正是奉军驻守天津。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又因他为人也非常朴实憨厚，能与许多艺人们同台献艺并成为益友。在天津曾与花四宝、张寿臣、陈士和、马连登、马宝山、翟青山、刘宝全一起同台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乐茶园（解放后改称红旗剧场）先后与刘文霞、常旭久、于瑞凤、程玉兰、郑蝶影、曹宝禄、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宝、白云鹏、戴少甫、于俊波、侯宝林、郭启儒等一起演出。在南市庆云茶园（解放后改称共和剧场）先后与常连安、常宝堃、常澍田、金万昌、马三立、侯一尘、张寿臣、王佩臣等一起演出，从在前几场位置一直到能攒底演唱。20世纪40年代，他在平安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49年天津解放后，穷苦艺人翻身当家做主，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刘文斌参加了河西区书曲队还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他精神奋发老当益壮，在年近花甲之年还编新、唱新。为了配合宣传他曾在电台演唱过《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现代曲目，为形势需要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还演唱过新编小段《送面汤》。20世纪60年代初期，天津市文化局领导多次推荐他到电视台现场直播，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应该多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青年一代。他曾在1960年到下瓦房闽侯路20号的河西区戏曲、曲艺培训学校传徒授课，当时跟他学习的有刘振东、王桂茹、李二景等同学。

逝世：1967年，农历丁未年

刘文斌的演唱能受到社会各阶层听众欢迎，这与他的弦师配合默契是分不开的。他的弦师李景山先生，也是他的同乡。刘老师在幼年时他俩就搭伴演唱，几十年来没有分开过，直至李景山先生于1960年病故为止。因李景山先生病故，刘文斌也就退出舞台不再演唱了。

刘文斌早年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时期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继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介绍刘文斌的艺术生平，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忆刘文斌的事迹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 李承秀、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其中董湘昆成就最大。

刘文斌在来天津前，原有说评书、唱大鼓的艺人都各占一方。评书艺人张杰鑫编演《三侠剑》，木板大鼓艺人“舍命杨”说唱《呼家将》以及西河大鼓艺人朱大官等都在天津献艺。刘文斌在电台、书场演出，越来越觉得曲目不够用。他有个盟兄弟告诉他说：“天津到处都是财，你就是没有取财的工具，工具就是新书。”于是刘老师就自己改编创作，边看书边演唱新书，很快增加了许多新曲目。他累的头晕脑胀把眼睛都熬红了，排练后的新曲目还请名人指导。因此他的曲目很宽，书目唱段越来越多。后来他在书场演出一个月，能做到每天唱两段从不重复。他当时的常演曲目有《十字坡》、《双锁山》、《刘金定观星》、《朱买臣休妻》、《诸葛亮招亲》、《诸葛亮押宝》、《借女吊孝》、《铁冠图》、《韩湘子上寿》、《郭子仪庆寿》、《昭君出塞》、《洪月娥做梦》、《探窑送米》、《倒娶连科》、《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罗成算卦》、《渔樵耕读》、《肃六篡位》、《隋炀帝下扬州》等上百段。中长篇大鼓书有《刘公案》、《呼家将》、《小八义》、《响马传》、《十粒金丹》、《回标记》、《玉杯记》等，这些都曾在电台演唱过。他生前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虽然在广播电台留有很多唱段录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都被损坏，天津电台只保留他一段《王三姐剜菜》以及那些唱片传世。

1938年，由国乐唱片公司邀刘文斌灌制唱片12张，计有《郭子仪庆寿》2张、《拆西厢》1张、《隋炀帝下扬州》2张、《庄子扇坟》1张、《王二姐思夫》2张、《刘公案》4张。唱片灌制完成发行后使京东大鼓传遍全国各地，在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唱片还流传于港、澳、日本等地，使之成为北方曲艺中主要曲种之一。当时有一行专门做唱片生意的小商贩，人们叫“放话匣子的”。他们是背着留声机走街串巷，放上唱片叫大家欣赏。常有人点名要听刘文斌的京东大鼓，因此有时在大街小巷不时也能听到他的唱段。那时是按唱片听的多少收费，36个小铜子儿能听6张唱片，60个小铜子儿能听12张。

刘文斌的京东大鼓能受到听众的喜爱，并达到日臻完美的艺术成就，主要原因就是没来津前，在农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炼。他幼年时就爱听大鼓书，受张瘸老、霍亮的影响，已经学会一些小段和长篇鼓书，边干农活儿边哼唱，同时也买些唱本改编演唱。比起其他艺人他能识字，但文化水平并不高。有一次唱《拆西厢》时，其中有一句“咱们老爷贪赃图了贿，屈了人家的好文才。”错把“图了贿”唱成“图了有”，让有文化的人喝了倒彩，结果闹出了笑话。这一次失败成了他的动力，一方面他又继续学习文化，另一方面在农闲或荒年旱月，去口外做些小买卖，开阔眼界闯荡锻炼。当时北口外是古北口、喜峰口的长城以外，那时人们“常去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地方。有时骑着毛驴，有时挑着挑，带些日用小商品，如针、线、顶针、火镰、灶王神马儿、年画、皮鞭梢儿等东西赚些小钱。有时到山里农家支起大鼓连说带唱，挣些粮食到集上换些铜钱。这样他既得到了锻炼又增加了阅历，也可赚些钱养家餬口。当时艺人演唱很艰辛，他有时连续唱五六个小时。唱得时间长了，嗓子哑了，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因为唱不出了声音心里着急，就用听别人传的偏方，用辣椒熬水一喝就是半碗。所以他的嗓子后来变成沙哑，因此他又坚持苦练，终于练出一条利用头腔和脑后音共鸣的坛子味。这种味道最有特点，一般人难以模仿，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给他来天津演出奠定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