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满洲贵族和重要官员时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哈喇和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唯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前代少数民族政权中，前期基本上都是抵制汉化，保持本民族风俗，所以强盛。但后继者往往羡慕汉文化，而进行汉化改革或者自上而下提倡汉俗，导致数世而亡。乾隆帝曾说：“北魏、辽、金、元凡必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为了保护满族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禁止本民族汉化的同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汉民族移风易俗，剃发易服，就是手段之一。

满族人在刚入关时只有十余万八旗军，在辽东、辽西的满族人迁入关内后，也只有五十多万人口，并很快随着战争和“圈地令”的下达而散往中原、南方各地，而各地的汉人（还有西南地区的苗人）人口在5000万以上，这对实行“投充法”，“逃人法”等暴政的清朝政权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剃发易服”就是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强迫关内各族人民剃成满洲发式，使得人难以辨别之，达到其他民族不知道本地有多少通过“圈地”、“投充”的满族人。

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之后，让汉人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暴政对汉族以及汉文化的迫害极深。

宋代期间金朝人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早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发之荼，满洲建国时期，满洲统治者就强令投降的汉人效法满洲人的发式，把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如天聪五年，清太宗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剃发”，崇德三年又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清军入关后继续推行这个政策。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有些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二十日谕旨，意思是允许百姓保留旧时发型。

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衮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年七月，又下令“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政局不稳。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强制汉人剃发，强行改变民族习俗。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

《清稗类钞》之“容止类”、“发作金钱式”条云：“董志学为江西巡按，按部吉安，饬守令礼请缙绅子弟及举贡监生饮宴。酒酣，起而言曰：‘当朝重剃发，式当如金钱，请脱帽验之。’因尽去其帽，则皆略去鬓发，余顶结如故，惟一人如式，得放出，余悉系之于狱。”

《清稗类钞》“三圣不剃发”云：“满俗剃发，自世祖入关定鼎，汉人亦遵行之，有不从者，辄置重典。然热河行宫所藏世祖、圣祖、世宗三代御容皆不剃发，诚可异矣。”

《榕城纪闻》云：“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纪程图记》载：“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海外散人著《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清中叶后，出现了留发越来越多的趋势，如日本《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其中蓄发部分从清初的一个铜钱大增加到了四五个铜钱大，但仍然远少于清末及清装剧留半头的发型。

根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写实画稿，可知迟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时，清朝所留头发仍然极细极少，与现今清装戏中的发型不同。

清廷在顺治九年（1652年）确立官服的最终标准，见于《服色肩舆永例》。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

满族服饰特点：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女性旗袍下摆至小腿，有绣花卉纹饰。男性旗袍下摆及踝，无纹饰。20世纪40年代后，受国内外新式服饰新潮的冲击，满族男性旗袍已废弃，女性旗袍由宽袖变窄袖，直筒变紧身贴腰，臀部略大，下摆回收，长及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辽阳，“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

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攻下辽阳，“生擒御史张铨，其余官民皆剃发降”。不久辽东各地大小城池尽入金人手中，“官民皆剃发降”。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攻至汉儿庄城外，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城内民剃发出降”。同年，金军进攻遵化，明中军臧调元被擒投降，“遂令剃发”。

崇祯三年（1630年），后金军降沙河驿，“招降城中人，皆令剃发”。

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并且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三年，（1638年）；“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

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大顺兵入北京，中国东北兴起的清朝在明朝降将吴三桂协助下占领地区，而后对其他民族强制实行剃发措施，摄政王多尔衮鉴于全国局势尚未明朗，暂缓汉人剃发。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平定南京，清廷遂下定决心，相继颁布了“剃发令”和“易服令”。

顺治二年（1645年）6月28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剃发成了绝对命令。

顺治时，朝廷仪节尚未成规制。上朝时，满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互不掺和，满臣身着满服，汉臣皆着明朝官服，彼此相安无事。孙之獬为讨清廷欢心，有意打破这个“潜规则”。一日上朝时，众人发现他剃发留辫，改穿满族官服，还上疏说:“臣妻放足独先，合家剃发效满制。”

随后，他竟自然地退到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眼高于天，哪能容忍既是下属又是汉臣的孙之獬与他们同班?遂将他逐出。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回撤汉班。汉臣恨他趋炎附势，逢迎求宠，一个个紧挨着，毫不松动，不让他入班。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不堪。

恼羞成怒的孙之獬在退朝后，回家又疾书奏折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多尔衮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间，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清朝入关之前，为了易于辨识顺逆，便已强迫异己剃发易服。如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薙发”；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即规定了官民帽顶制度；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规定了服色制度；明崇祯九年（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清朝入关前的剃发政策，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的剃发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在一片石打败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山海关，即令城内军民薙发。即入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一日，摄政王多尔衮率兵过通州，知州投降，多尔衮“谕令薙发”。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北京，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正式下达剃发令和易服令。此后数日又多次颁布命令，要求华夏关内各民族薙发易服作为效忠的标志。此令引起汉人极大的反抗，如京东三河民众就起事反对剃发。多尔衮随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暂缓薙发易服令。迫使清朝统治者暂缓剃发衣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下未定，抵抗者众多，南明政权仍在，故而暂时妥协。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进军江南，占领弘光政权首都金陵，统治初步巩固，多尔衮于五月二十九日重颁薙发令。六月初五日，多尔衮给江南前线总指挥多铎下达指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要求在江南推行剃发令。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军民剃发。下令各地限公文到达的十日内完成剃发，违令者死。地方官员如果上奏反对，“杀无赦”。六月，多尔衮颁布薙发令时，对于人们的衣帽装束，也要求更换，但未严令实施期限，“许从容更易”。然而没过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此外，关于剃发令的推广，还有以下文献：

康熙六年（1667年）到北京的朝鲜使者回国之后，在其向朝鲜国王的报告中感叹道“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他并且说，当时的北京居民，见到他的衣服，低头哭泣，神情悲惨。“见臣等着冠耳，指示其儿曰，此乃明朝旧制，垂头而泣，见来惨然矣。”

汉族包括除满族外其他民族为了文明和自由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清朝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即与“剃发易服”有关。“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陈名夏曾说过：“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最后由于多个原因反而加速了满人的汉化。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

《清史稿·太宗本纪二》：“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将良骐《东华录》卷五“于众人未剃发之前，即行剃发，举家男妇皆效满装。”

鲁迅《呐喊》：清军在街道、路口搭个棚子，旁边竖一根旗杆，上面悬挂着‘薙发令’圣旨，谁要敢不剃头，割下头颅挂在旗杆上；剃发匠人被命令游行于市，见蓄发者，不问青红皂白，按住脑袋就剃，稍有反抗，即杀之。”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

陈确：“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

杜车别《明末清初清朝屠杀人口总数之初步考察》：整个明末清初（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康熙二十年）死于清朝屠杀的总人数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两亿以上。（明末人口总量在三亿到四亿）

张怡《搜闻续笔》：“清朝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朝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

清初《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朝鲜李㴭《燕途纪行》：“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汉族朝代——引者注）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朝鲜闵镇远《燕行录》：“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

朝鲜李坤《燕行纪事》：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下剪辫子令。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汉人恢复长衫、对襟褂子、大襟衫、旗袍等新式的中国服饰。许金城在《民国野史》“记述道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

尽“剃发易服”政策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清代风格的服饰早已深入人心，旗袍、唐装等满族或满族元素甚至“走向世界”，被误认为是中国服饰的象征。

发饰争论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影视作品中的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俗称金钱鼠尾 。

网上传闻清初剃发有“金钱鼠尾”之说，当时的确这一词“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是袁彭年湖北公安县人袁彭年（崇祯七年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后随佟养甲、李成栋入粤，任广东学政署布政使）起草告示。

金时女真人“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後，耳垂金环，留脑後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

《大金国志》：“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契丹皆削顶重发），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2006年5月，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现场意外挖掘出一具清代龙袍干尸。棺头上所载为：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拙吾黄公之灵柩。干尸的身份为清康熙时期的“中宪大夫黄拙吾”清代发式为前面坤发，后面辫子，而干尸的这种“发髻”发式与清规“剃发令”不符，经过专家考证，黄拙吾死后其家人将其发辫挽成发髻，依然保持明朝发式入葬，以示慰藉。

CCTV曾解释（中宪大夫黄拙吾）：干尸是明朝遗民，还穿龙袍，本来就很蹊跷。如果以这个干尸来否认金钱鼠尾，岂不是还可以否认清朝的辫子吗？因为这具干尸是明朝汉人的束发，不是辫子。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的纪实画稿证明，乾隆时期还是金钱鼠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中译本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朝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647年清军攻占广州剃发易服令：“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

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

顾炎武《断发》诗：“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民族气节，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总，政治上统治宽松，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

至于汉家衣冠，看似无关紧要，然而民族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放弃其民族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