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3 21:49
“同光派”为晚清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同光派主张以学宋为主，即称“不墨守盛唐”，而不以宗宋自限。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以上承道光、咸丰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其实“同”字所指同治并无着落，改和“光宣”更切实际，这派诗人的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降，故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以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同光派诗人中以陈三立成就最高，沈曾植、郑孝胥、陈衍等为重要成员。同光派所形成的诗体成为“同光体”。
清代诗歌，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第一，时代气运的激发。“同光派”兴起的时代，正是社会大转型时期，与封建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士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态度以至于高度成熟的诗体形式都不可能再凝止不变。同光派的精神指向是处乱世、作衰音。在“变风变雅”的社会环境下，为诗势必很难取法高古华赡的汉魏，气象浑融的盛唐诗，而趋向于深曲峭折、细密洗炼的宋诗。概而言之，时代风云刺激着诗人寻思学宋，同时时代气运也使诗人在文化心态上必然选择学宋。
第二，家族文化的熏习。同光体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色，而这种特色与家族文化又有紧密关联。闽派头领陈衍九岁时其兄陈书就为其讲授唐诗。陈书与叶大庄、陈琇莹等倡导学习厉鹗、金农、万光泰等人的浙派诗。陈书诗风近于白、苏而出入后山、诚斋。这些对陈衍的诗学观和诗风皆有直接影响。
第三，个人倡导的作用。文学流派的形成往往还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大力提倡组织，不然“同光派”就很难由较强的地域性流派成为有着辐射全局能力的流派。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都属本意非以诗鸣世者，对诗派的组织并无热情，唯有陈衍自视为晚清之朱彝尊，思开派以扬名寿世。
第四，“同光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诗歌流派，地域诗歌传统对其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明代闽地诗风以盛唐为宗，至近代闽地反转为学宋之邦，其中有个复杂的过程。从明代郑善夫、黄道周肇始，经清初李世熊、黎士弘、许珌、许友、张远等人倡导，由郑方坤兄弟扬波于前，乾嘉间以陈寿祺为中心，萨王衡、谢震、郑振图、郑洛英、郑杰等辅翼的闽地“学人之诗”群体的形成。到近代林寿图受广西诗人孙衣言、王拯影响甚大，刻意学习黄山谷诗歌，闽地学宋诗风大盛。可见“同光体”的形成与地域诗学风气也有莫大关系。以上从时代风云的促动、家族文化的陶养和个人的组织推动论述了“同光体”兴起的原因，“同光体”的形成当然还有自清初至道咸以来学宋风气的高涨等因素，因学界关注较多，此不赘言。
以陈衍论诗的主张为例：
第一、提倡宋诗在章法、句法等方面的变化。看到了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也看到了只有在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才是宋人发展诗歌创作的唯一出路。
第二，陈衍看到了唐宋诗体制上的相通之处，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发展疆界。唐诗发展到杜甫、韩愈，撇开思想内容方面不论，即就章法、句法等形式要素而言，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是当今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宋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陈与义、杨万里、陆游诸家无不是在唐人的新变中发现出路，沿其波而发扬光大的。陈衍在世纪之初即反对诗分唐宋，虽然其目的在于抑唐扬宋，但其所言“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其错综，变本加历耳”的主张，确有独到之处。
第三，陈衍主学宋诗，并非以瘦硬苦涩为美，而主张渊雅有味。其《重刻晚翠轩诗序》云∶“后山学杜，其精者突过山谷，然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暾谷学后山，每以此类，在八音中多(木兄)、敔少丝竹，听之使人寡欢。若循此春夏行冬令，则四十五十尚何诗之可为。游淮北年馀，所作数十首，则渊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涩之境。
同光派诗人在诗论中主张诗人无须参政的自我隔绝于时代的命题，那种体现“学人之诗”特点的险奥僻涩风格，都显露出在清室覆亡，新文化兴起之际不合时宜的窘态。同光体在辛亥革命后虽仍称盛一时，但也正如柳亚子所批评的那样，它确实是晚清旧诗坛上比较保守的诗歌派别，部分作者因个人利害而耿耿于怀，诗作“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因此，“五四”文学革命一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