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09 01:56
吴蕴初,字葆元,1891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10岁入学,后入上海广方言馆学外语一年,因家贫辍学,回嘉定第一小学当英文教师养家糊口。15岁时考入陆军部上海兵工学堂半工半读学化学,以刻苦好学成为德藉教师杜博赏识的高才生。
1911年毕业,到上海制造局实习一年后,回学堂当助教,同时在杜博所办上海化验室做一些化验工作。1913年经杜博举荐到汉阳铁厂任化验师。在该厂试制矽砖和锰砖获成功,被升任砖厂厂长。不久,汉阳兵工厂聘他担任理化课和制药(炸药)课课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工原料短缺,燮昌火柴厂在汉口筹办氯酸钾公司,聘吴蕴初为工程师兼厂长,利用兵工厂的废料以电解法生产氯酸钾。
1920年,吴蕴初回到上海,与他人合办炽昌新牛皮胶厂,任厂长。这期间,日商在上海倾销的“味の素”,引起了他的注意,并摸索研制成功味精,后建成上海天厨味精厂。为使味精所需盐酸自给,1930年建成天原电化厂。该厂是我国第一家生产盐酸、烧碱和漂白粉等基本化工原料的氯碱工厂。1932年,吴蕴初了解到美国杜邦公司的合成氨试验工厂停业,有一套设备待售,便买下设备,建设了天利氮气厂。天利厂用天原厂电解车间放空的氢气制合成氨,部分合成氨再制成硝酸,这是我国生产合成氨及硝酸的第一家工厂。为使天厨、天原所需耐酸陶瓷做到自给,吴蕴初于1934年建成天盛陶器厂,生产多种耐酸陶管、瓷板、陶质阀门及鼓风机等,创国产耐酸陶瓷工业之先河。至此,天厨、天原、天盛、天利4个轻重化工企业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实力雄厚的“天”字号化工集团,在我国化学工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为使天利氮气厂和同时在建的永利公司南京铔厂之间避免矛盾激化,吴蕴初与范旭东坦率地通函协商,划定了各自的经营范围:永利在长江以北,天利在长江以南,从而形成了所谓“南吴北范”的格局。
吴蕴初热爱祖国,积极抗日。早在1932年,他就开始组织生产防毒军用面具,支援抗战。1937年后,为保存民族工业,吴蕴初积极组织内迁,于1939年建成了香港天厨味精厂、重庆天原化工厂及重庆天厨味精厂,1943年又建成天原电化厂宜宾分厂。
抗战胜利后,吴蕴初回到上海,收回了天原、天利两厂,并接收了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期间在浦东建成的一个小氯碱厂作为天原被严重破坏的赔偿。1945年底,这个小厂恢复生产,成为天原电化厂的浦东工场。1947年5月,天原恢复生产,并于1949年恢复到日产10吨烧碱的水平。 吴蕴初信奉实业救国。1937年,他受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托赴英、德考察,与德商签订购买人造石油的全套设备和技术;1942年,他与重庆国民政府人员同往新疆考察,准备筹建天山电化厂;他还制订了《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战时战后扩建计划》,将全国分为6个区,各有所重,形成电解食盐化学工业网,并自建盐场、碳精板厂、石棉厂等以供应氯碱工业的需要。吴蕴初的这些努力终因各种原因未获成果,但体现了他实业救国的抱负和雄才大略。
二三十年代,吴蕴初研究成功廉价生产味精的方法,在中国创办了第一个味精厂、氯碱厂、耐酸陶器厂和生产合成氨与硝酸的工厂。吴蕴初大力支持学会活动,资助清寒优秀学生上大学培养成高级科技人才。他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重庆期间,吴蕴初作为“国民参政员”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多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准备邀请工商界人士座谈,需要名人出面作东时,吴蕴初挺身而出,与王若飞共同签名发送请帖。事后,王若飞和邓颖超为此专程到他的寓所致谢并赠送了一条延安的毛毯、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王若飞说: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吴先生这样的实业家振兴工业。以上这些均给吴蕴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蕴初于1948年底出国。上海解放时,他在美国,听到上海天原等厂一切正常,十分欣慰。不久,他收到钱昌照来信,邀他回国,分外高兴。1949年10月,吴蕴初到达北京,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一见面,周总理就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周总理还说:“中国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吴先生能为化工事业继续努力。”吴蕴初受到极大鼓舞。这年11月,他返回上海,受到天原电化厂全体职工热烈欢迎。此后,他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化学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积极努力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1952年,人民政府委派他赴苏联访问,回国后,准备请他到北京工作,进一步发挥他的才能。不幸的是,他的夫人吴戴仪病故,使吴蕴初十分悲痛,加上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953年10月15日,吴蕴初在上海病逝,终年62岁。
吴蕴初生平重视对化工的科学研究和人才的培植。抗战前,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成立清寒教育资金委员会,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奖学金,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建立理化教室。抗战胜利后,决定将自己“天字号”股票集中起来,成立蕴初公益基金委员会,聘请社会名流共同管理。全国解放后,聘请黄炎培、胡子婴等为委员,并有意将公益金交给国家。1953年10月15日,吴病逝于上海。吴氏去世后,家属根据其遗愿将公益金向政府申请交公,1964年,交上海图书馆保管。
本世纪20年代初,十里洋场上海滩,外货倾销,到处是日商“味の素”的巨幅广告。吴蕴初发出了为何我们中国不能制造的感叹,便买了一瓶回去仔细分析研究,发现“味の素”就是谷氨酸钠,1866年德国人曾从植物蛋白质中提炼过。吴蕴初就在自家小亭子间里着手试制。没有现成资料,他四处搜集,并托人在国外寻找文献资料。没有实验设备,他拿出炽昌新牛皮胶厂支付他担任厂长的工资,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实验、分析设备。他凭着在兵工学堂学得的化学知识,走南闯北试制耐火砖、火柴、牛皮胶等积累的化学实践经验,认识到从蛋白质中提炼谷氨酸,关键在于水解过程。他白天上班,夜间埋头做实验。人手不够,拉着夫人吴戴仪作助手,经常通宵达旦。试制中,盐酸的酸气和硫化氢的臭气,迷漫四溢,邻居意见纷纷。吴戴仪只好向人家说好话、赔不是。经过一年多的试验,终于制成了几十克成品,并找到了廉价的、批量生产的方法。
1921年春,吴蕴初结识了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王东园,并经他举荐得到酱园老板、前清举人张逸云支持,愿意出资5000元,由吴蕴初出技术合伙试办。很快,首批产品问世。吴蕴初将这种产品取名“味精”;为了宣传其珍奇美味来自天上庖厨,再冠以“天厨”二字。他们打出“天厨味精,完全国货”的大旗,味美、价廉、国货,大得人心,销路一下就打开了。他们进一步扩资5万元于1923年8月成立天厨味精公司。在盘得新桥路房屋10间作为粗制工场,菜市路(今顺昌路)三北烟草公司旧址作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的当年,产量达3000吨,获北洋政府农商部发明奖。
天厨味精行销后,与日货“味の素”激烈竞争,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促进下,销路日广,尤其在南洋一带的爱国华侨中更是大受欢迎。1926—1927年间,为了进一步保障味精的产销,天厨在中国驻英、法、美三国使馆协助下,先后取得这些国家政府给予的产品出口专利保护权,开中国轻化产品获得国际专利之先声。继而又办妥了进入这些国家的食品入境卫生检验手续。吴蕴初由此成为闻名遐迩的“味精大王”。
天厨是以国货起家发展壮大的,然而制造味精的化工原料盐酸却多年依赖日本进口。对此,吴蕴初深以为疚。再加时局影响,盐酸供应时断时续,促使他燃起自己生产盐酸的念头。1927年起他就积极收集世界各种电解槽、发电机、整流器等资料,想创办中国自己的氯碱工厂。1928年秋他获悉法商设在越南海防的远东化学公司因经营不善,正待出售,便亲赴海防考察,以8万元购进远东厂全部设备,包括120只爱伦摩尔式电解槽、蒸发器、氢气燃烧器和滚动式漂粉机等。但办盐酸厂要比办味精厂困难得多,特别是电力和原料盐的供应难以保证。然而吴蕴初决心既定,排除一切干扰,又有从电解生产氯酸钾的经验,终于1929年10月成立了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吴蕴初任总经理,集资20万元在上海周家桥开始建设。取名天原,即为天厨提供原料的意思。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于1930年11月10日举行隆重开工典礼,吴蕴初亲自开车。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到会并致词,称赞吴蕴初:“独创此厂,开中国电化工业之新纪元”。
天原电化厂开创之初,日产盐酸4吨,烧碱、漂白粉各2吨,产品采用“太极”商标。由于吴蕴初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一时间,太极牌产品风靡市场。盐酸完全能满足天厨味精的原料自给,烧碱和漂白粉则影响了英日商人垄断中国市场的既得利益。外商压价倾销,吴蕴初采用降低包装费用等办法顽强抗衡。经过半年多角逐,天原取得了初步胜利,产品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以后,他又赴英考察,并派专人赴美学习,回国后将国外技术消化吸收,逐渐改进技术和扩大规模。他绞尽脑汁依靠本国的工业力量,参照外国的图纸资料,以平均500元/只造价仿制了90只爱伦摩尔式电解槽。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大量资金,而且也拓宽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至1937年,天原厂烧碱日产量已达10吨,资产逾百万元,成为我国实力雄厚的少数厂家之一。
随着天原的成功,吴蕴初逐渐考虑建立自成体系的天字号化工集团。
1932年,吴蕴初赴美国考察氯碱工业时,了解到杜邦公司有一套中型合成氨试验工厂停业,成套设备待售,十分动心。原来他早就想利用天原厂放空的氢气做合成氨,再从氨做硝酸,但是由于办氨厂和硝酸厂投资大,技术难度高,产品销路没把握而甚感踌躇。这次对方要价18万元,通过谈判,对方愿以半价成交。吴蕴初想:这些设备平时可以做氨水或肥田粉以营业,战时可以做炸药以卫国,“办工业应从大处落墨”,随即与张逸云取得联系,拍板成交。共筹集资金100万元,在天原厂附近的河对面,购地造房,开办天利氮气厂。取名“天利”,意为利用天然氢气。1934年春,吴蕴初又亲赴西欧考察,买下了法国的硝酸设备。他自己还较长时间留在法国学习硝酸生产技术。回国后,他亲自主持安装、试车。1935年秋,天利氮气厂合成氨正式投产。开工典礼十分隆重,蒋介石题词“工业救国”,以示祝贺。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上海市长等达官名流亲临致贺,反映了各界对我国第一家合成氨工厂的高度重视。
在美考察期间,吴蕴初还详细了解了美国通用陶瓷公司及所属厂家。因当时天原厂所需的耐酸陶器均向法国购买,价格奇贵。凭着他当年做矽砖的经验,他认为,耐酸陶器必须而且可以自给。以后,吴蕴初就着手筹建工厂。他聘请从事制陶工业的李恩敬做厂长,于1935年在上海龙华镇济公滩开办陶器厂,取名“天盛陶器厂”,意为给天原解决盛器,也含有天原昌盛的意思。该厂开工后,生产出多种耐酸管、瓷板、陶器阀门和鼓风机等,填补了我国化学陶瓷的空白。
天厨、天原、天利、天盛4个轻重化工企业的创办,不仅形成了自成体系、配套发展的天字号集团,而且也带动了一系列有关工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计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日本侵略军向我国大举进攻,战火燃到上海。吴蕴初是个有强烈爱国心的实业家。他常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在面临日军炮火威胁下,为保存民族经济,吴蕴初积极组织天原、天利、天厨、天盛4厂内迁。他兵分二种,一路派人到重庆选点,把天原、天利两厂的主要设备运走,准备继续生产;另一路将天厨味精存货运往香港变卖,作为筹建香港天厨味精厂之用。在敌机的盘旋扫射、轰炸下,吴蕴初亲自组织员工昼夜拆运设备,并率员先行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委员会,选定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作为厂址。设备物资由上海水运至重庆过程中,因武汉、广州失守,许多管件和材料只得通过海防运至云南,再转运至重庆。历经千辛万苦,重庆天原化工厂终于在1940年5月建成投产,以氯碱产品供应抗战后方的需要。天盛陶器厂作为重庆天原化工厂的一个车间,于1939年11月建成投产。天厨味精厂于1940年12月在重庆天原化工厂旁建成投产。由于重庆电力供应不足,1943年吴蕴初又在宜宾筹建天原电化厂宜宾分厂,于1946年12月建成投产。
这几个工厂在四川建成投产,不仅在大后方填补了产品的空白,解决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工业经济落后的大西南,播下了轻重化学工业的种子,对后来大西南化学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蕴初自从人上海兵工学堂学化学开始,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他从事一系列实业救国活动中,总是把科学技术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总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人才。
1928年,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进行分析化验及科学实验。
1929年,原设在北平的中华化学工业会因北方政局动荡,学会活动被迫中断两年多。吴蕴初甚为关切,热情欢迎该会南迁上海。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提供部分房屋并与该会合址办公,与该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协助该会迅速恢复了学会活动。天厨味精厂和天原化工厂积极加入该会为团体会员。1937年,吴蕴初还捐赠了上海市南昌路的一栋房产作为该会会所,这对于该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蕴初出身清寒,对于有志青年没有钱而想读书深有感受,特于1931年出资5万元,成立清寒教育委员会,聘请几位化学界知名人士任委员,每年考试选拔大学一年级化工系学生及高中学生各10余名,发给奖学金,送到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学习。同时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奖学金。先后培养了上百名优秀的高级科技人才。
吴蕴初也很重视对公司职工的教育培训。经他提议,天原厂董事会决定,从1932年6月起,每月拨款800元,作为工厂技术人员出国考察进修经费。
吴蕴初认为,他的财产是“取之于社会,应用之于社会。把财产集中起来,为发展事业,培养化工人才,对国家,对社会才会有好处。”1945年,他决定组成“吴蕴初公益基金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将他投资化工事业的全部股票拿出,交给基金会统一保管。抗战胜利后,他又将味精发明权所得的收入全部归人基金会。1953年吴蕴初去世后,家属根据他的遗愿,将他所有的其他股票也一并归入了这个基金会。这些基金,对培养我国科技人才,促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蕴初刻苦钻研、不断进取、自学成才的精神,独立自主、力克艰辛、发展民族工业的爱国主义精神,重视科学技术、积极培养人才的孺子牛精神,正在并继续为后世传颂、学习。
1891年9月29日,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
1911年毕业于上海兵工学堂,主读化学。
1913年在汉口汉冶萍公司任汉阳铁厂化验师。
1916年在汉口汉阳铁厂任砖厂厂长。后在汉阳兵工厂任理化课课长及制药课(制炸药)课长。
1919年在汉口任燮昌火柴厂工程师兼厂长。
1920年在上海创办炽昌牛皮胶厂任厂长。
1923年,成立天厨味精公司,任经理、技师。
1928年当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理事长。
1929年,成立上海天原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1939年,迁工厂赴重庆发展实业,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被公推为中华工业协会理事长、迁川工厂联合会副理事长。
1949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委员、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上海市化工原料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
1953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副主任委员。
1953年10月15日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