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8 11:15
喀尔喀蒙古的区域东接呼伦贝尔，西至科布多，南临大戈壁，北与布里亚特蒙古接壤。
元朝灭亡以后，蒙古朝廷退回草原，在蒙古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大小游牧集团，或称“兀鲁思”，或称“土绵”（万户）。15世纪初，蒙古分裂为东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卫拉特人（瓦剌），游牧在杭爱山以西、天山以北的草原，东蒙古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境内。蒙古大汗在东蒙古。蒙古大汗达延汗即位以前，在东蒙古中央地带已经形成了六个大万户，但是除了大汗所在的察哈尔万户，其余万户都在异姓贵族统治之下。达延汗经过长期的斗争，结束了异姓贵族对各部的世袭统治权，同时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到六万户，在东蒙古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接统治。
达延汗共有十一子。达延汗将其第六子阿勒楚博罗特与第十一子格哷森札札赉尔分别分封到喀尔喀万户的左翼和右翼。喀尔喀万户早在达延汗或者更早的时代就游牧在今哈拉哈河流域（“喀尔喀”是“哈拉哈”的不同汉语音译，该万户以河得名）。16世纪中叶，喀尔喀左翼随蒙古大汗打来孙南下大兴安岭驻牧，所部号称“山阳喀尔喀”，即清朝所谓“内喀尔喀五部”，实际上脱离喀尔喀万户而自为一部。入清后，该五部或设立札萨克旗，或编入八旗蒙古，均不再冠以“喀尔喀”名号。右翼领主格哷森札札赉尔从哈拉哈河流域向西面发展，与兀良哈万户接壤，并与之发生了矛盾。16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古大汗卜赤率领各部征讨并瓜分兀良哈万户，格埒森扎分得了原兀良哈万户的牧地和部分属民。其结果，喀尔喀万户的势力一直延伸到杭爱山，尽有漠北草原。16世纪末17世纪初，喀尔喀万户分布于东自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西至杭爱山、北自贝加尔湖、南抵南蒙古北部的广袤地区，即蒙古国的大部分领土。
格埒森扎死后，其七子分其遗产，形成七个游牧集团，习惯称“七和硕喀尔喀”或“七鄂托克喀尔喀”（“和硕”和“鄂托克”均为当时蒙古社会组织名称）。清代所说的“喀尔喀”，就是指这部分蒙古人。格埒森扎七子分掌喀尔喀左右二翼，右翼为格埒森扎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六子德勒登昆都伦及末子萨姆鄂特欢及其后裔诸兀鲁思；左翼为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四子阿敏都喇勒和五子达来（无后）及其后裔诸兀鲁思。
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喀尔喀左翼和右翼先后出现了三个汗左右二翼分成三个汗部。
在喀尔喀首先称汗的是阿巴岱汗。格埒森扎三子诺诺和，号伟征诺颜，为喀尔喀左翼之长，阿巴岱即其长子。他在1580年自称“”赛音汗“（好汗）。1586年，他又被三世达赖喇嘛授予“瓦齐赉汗”（金刚手汗）。其孙衮布又自称“土谢图汗”（可依靠之汗），从而形成了土谢图汗部。
喀尔喀右翼长赉瑚尔被阿巴岱汗立为汗。阿巴岱死后，左翼势力一度衰微，赉瑚尔汗之子素巴第乘机扩大影响力，1596年在塔喇尼河畔举行的全喀尔喀贵族会盟上被推举为“札萨克图汗”（有统治权之汗），从而形成了札萨克图汗部。
大致在1630年前后，后金攻漠南蒙古，林丹汗属下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为逃避战乱，投奔了林丹汗的盟友和连襟硕垒济农，与他的属下和阿巴哈纳尔等部一起，推举硕垒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简称“马哈撒嘛谛车臣汗”或“车臣汗”（贤明之汗），从而形成了车臣汗部。
喀尔喀先后有了三位大汗，全喀尔喀也随之分裂为三个汗部。阿巴岱汗时期，喀尔喀万户出现形成统一汗国的迹象，但因其去世和左右二翼的长期分裂而未果。后来三汗鼎立，喀尔喀分为三部，互不统属。
公元1636年，漠南蒙古16个部49个封建主归属于清朝。此后，漠北蒙古和青海的厄鲁特蒙古各部封建主先后向清朝遣使纳贡。崇德三年（1638），喀尔喀分别派使来盛京（今辽宁沈阳），向皇太极呈表称臣，献上“九白之贡”，即每年进贡白马八匹，白骆驼一头。皇太极大喜，他曾打算参照漠南蒙古设四十九旗例，在漠北亦设若干旗，不料突然病死，而未推行。另一方面，喀尔喀蒙古在1640年与卫拉特四部会盟于塔尔巴哈台，缔结《蒙古卫拉特法典》，联合一致地对抗清朝，使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趋于恶化。
1646年，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策动苏尼特贵族腾机思反清，额尔克楚虎尔等虏掠巴林部人畜，左翼二汗联兵抗击清军，右翼俄木布额尔德尼等抢掠归化城土默特部落。清廷针对喀尔喀部的新动向，派豫亲王多铎领兵镇压了腾机思之乱，击败了喀尔喀联军，并采取恩威并施，拉拢分化的措施，最终迫使喀尔喀服罪认输，恢复九白之贡。1655年，清廷初次定立喀尔喀八札萨克，分别是左翼的土谢图汗、车臣汗、丹津喇嘛、墨尔根诺颜和右翼的毕希勒尔图汗（札萨克图汗）、额磷沁罗卜藏、车臣济农、昆都仑托音，为实施多年后在喀尔喀推行盟旗制度、彻底收服喀尔喀奠定了基础。
康熙年间，喀尔喀的札萨克图汗部和土谢图汗部之间发生纷争，请求清廷仲裁。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派出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又作阿尔尼）和大喇嘛等到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阿喇尼在会盟时，向与会蒙古贵族王公传达皇帝的话：不要再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了，要尽解前怨，命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将所附人民各归扎萨克，“令其和协，照旧安居”。但两部纷争旋即又起，札萨克图汗沙喇被察珲多尔济杀害，漠西卫拉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乘机插手，于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向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大举进攻。察珲多尔济战败后，不得不在投俄和投清之间作出抉择，哲布尊丹巴一世（察珲多尔济之弟）认为：“北方名俄罗斯之黄契丹可汗之朝，虽云康平大国，而佛法未兴，衣襟左向，不可与之。南方黑契丹可汗之朝，平安康乐，且佛法流通。再满洲可汗之服饰，有如天衣，且其质料，乃属天龙之宝物，丝绒锦缎，无一不全，诚大有福之可汗也。我辈如去彼方，必享国泰民安之福。”在他的倡议下，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朝。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清康熙帝为加强长城以北的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内外蒙占各部贵族举行会盟（多伦会盟）。当时乌兰布通之战刚结束，康熙帝亲自主持内外蒙古克图王公大会，包括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都到会。康熙帝检阅了八旗兵，会上通过几项决定：
此次会盟标志着喀尔喀蒙古被纳入清朝版图，属于外札萨克蒙古，简称外蒙古。雍正年间，喀尔喀亲王额驸策棱击败准噶尔部有功，清廷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隶属于额驸策棱的赛音诺颜部（意为好官人），从此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札萨克，与三汗部并列，称为喀尔喀四部。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归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
1911年（宣统三年），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杭达多尔济为首的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在俄罗斯帝国的协助下宣布“独立”，私自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
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
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罗曼·费多罗维奇·温甘伦·冯·施特恩贝格），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政府为了使苏联做出不得援助中共的承诺，不得不接受事实。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
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