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后不久，战国时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称儒教为“道教”，因为儒者们奉行着自认为正确的“道”。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汉学，成为中国的正统。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自汉高祖以来，历任帝皇比较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但从汉武帝开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儒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经过70年的黄老之学治理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了。生产资料的大幅度积累必定促使国策发生变化，既然有了钱，再加上手里的皇权，汉武帝开始思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成为 “万事之统”、“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绝对权力独裁者。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董仲舒的上书——“天人三策”为皇帝解决了疑惑，同时也标准着儒家文化的脱胎换骨。

天人三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

董仲舒为儒家文化灌输了宗教的框架结构与宗教教义。儒教信奉的神就是“天”，“天”在凡世间的代言就是“天子”，也就是皇帝；而皇帝又是儒教的教皇，他手握神权，主管天下的教徒与教会；朝廷是整个中国的总教会，每个家庭则是小教会，每个家庭的家长就是教会的主教或者牧师，每个中国百姓便是儒教的教徒......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

汉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汉代末年，一部中国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中，也称孔子的教为“道”教。

魏晋时代，“儒教”概念逐渐流行，以家族式的形式存在并影响了汉传佛教与道教的形成。

直到晋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务的诏书中，仍然称儒教为“道”教。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又叫做“圣教”。“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

隋唐以后成为指称由古代圣帝明王开创和不断改进的、由孔子加以综合创新的、在汉代被国家立为国教的宗教。儒教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

隋唐时代，礼仪制度的建设达到了高潮。唐代中期制订的《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这样的制度建设本应使国家趋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国家从此陷入混乱，唐代政权从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后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张应该坚决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认为应诉诸人们内心，培养人们遵守礼仪制度的虔诚，因而对于心性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儒者们最重要的理论方向。《孟子》、《大学》、《中庸》等过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别重视。

到了宋代，经过程颢、程颐兄弟和他们的后继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论语》一起，被称为“四书”，成为儒者们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南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天地万物说起，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其施政方针。他用毕生精力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代以后官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教科书。理学以及心学又被称为宋学。

明代，陈献章开明代心学先河，从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教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明中晚期，湛若水与王阳明是当时心学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的学说被称“王湛”之学。

儒教经过汉魏谶纬神学、宋明道德神学之后，随着清王朝没落体系开始崩塌。自清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为求存图强，发动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

1912年民国成立之前，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确定为“国教”，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后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等人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康有为所找到的中国落后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儒教未能像基督教那样，教堂林立，人人都很方便地与上帝沟通。于是在要求变法的同时，也要求变革儒教的祭祀制度。“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是，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康有为主张把宗庙、孔庙以外的儒教庙宇，甚至把佛寺道观，都改建成孔庙，以便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孔子的思想真正传播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从而使中国富强。

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到国民政府后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

儒家与儒教有本质区别，儒教不能代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派，它只是以神道设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未曾中断，儒教思想与儒家学说在数千年的演变和发展中也未曾中断。

毛泽东时代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儒教重新逐渐得到重视，又重新评价儒家思想，把孔子祭祀上升到一个大的范畴，几乎有国家祭祀的意思。

儒教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昊天上帝创世化育万民，自先秦起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圣教尊敬的神仙是仁义圣道的体现。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因此这些神祇在道教里供平民崇拜，道教里的高级神祇除了三清，大多数来自儒教，品级也与儒教类似，天神比地神尊贵，也比人神尊贵。

不同的是儒教昊天上帝只有皇帝与大臣可以祭奠并只可以由皇帝主持祭祀。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经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称号是上帝，或称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称来自《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论语·尧曰》：“敢诏告于皇皇后帝”。《尚书·尧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国古代的上帝，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祖宗神。其中最优秀者，是黄帝和炎帝。而所谓“炎黄子孙”，首先是说，天子们的家族，乃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后来就成为中国一般人祖宗的代称。也就是说，秦汉及其以前，中国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们的祖宗。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据《周礼》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义，则依据儒者毛氏对于《诗经·黍离》中“悠悠苍天”的解释，认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气”，而上帝的意思是说，天就像君主一样统治着世界。按《开宝通礼》，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宋史·礼志》）。

到了宋代，儒者程颐对于昊天上帝作出了进一步解释，认为那一团元气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体；存在于元气之中并且和元气不可分离、主宰着元气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或者上帝，就是理。这样的上帝观经过儒者朱熹的认可，成为元明清时代上帝观念的正统解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们认为，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代表。“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测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知周万物，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范围天地，曲成万物，通乎昼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圣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虽是神之所为，亦是圣人所为。”“神道微妙，寂然不测。人若能豫知事之几微，则能与其神道合会也······言凡物之体，从柔以至刚，凡事之理，从微以至彰，知几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为万夫所瞻望也。万夫举大略而言。若知几合神，则为天下之主，何直只云万夫而已，此知几其神乎者也。”“圣人之神道设教，观乎天而得之，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天之所以为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圣人之所以为神也。”“阴阳所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祇之意。”

君王是昊天上帝之嫡长子，其权力出于神授，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故称天子。君王（皇帝）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最高权威，垄断了世俗与精神世界的权力。儒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始终是通过科举考试掌握在皇帝-官僚手中的。

孔子死后第二年(西元前四七八)，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即曲阜孔庙。孔子生前所住的三间房屋改成寿堂，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并且按岁时祭祀。这是诸侯祭孔的开始。汉初，刘邦路过孔子家乡，曾经祭祀过孔子，然而那仅仅是个人行为，是一个后人对于先圣或者先贤的崇拜。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当时的国家政权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到东汉，国家才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是国家公神，儒者们的宗教地位普遍较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

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而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则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种自然现象，风雨雷电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对人有益或者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也可以成为儒教的神祇。各种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们成为神祇，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纳入祀典。否则被认为是“淫祀”，即超出规定的祭祀。这样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对，认为它不会带来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所谓“非其所祭”，就是说祭祀那些不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制度，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诸侯不能祭天，只能祭祀处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够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几乎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国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规定，只能由儒者进行祭祀。官员可以祭祀孔子，因为独尊儒术的国家，官员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天子视学，也须祭先师。天子出征归来，要向先师行献俘礼，报告成功。”

在历史上，儒教国家对于民间不断兴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种态度。

其一是将它们“招安”，收归国有。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城隍、关帝、梓潼神（文昌）和妈祖。

其二是禁止。历代都有作为国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杰等，禁止他们认为危害社会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毁庙宇，破坏神像。

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国家遭遇大难大灾时，甚至也会委派国家官吏去向这些神祇祈祷。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们所从事的教育、教化。这个教育、教化，不仅是指学校贵族教育，而且是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这个教，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设教”。依照儒者们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众，民众容易接受和服从。后世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儒者们自己不信神祇，而仅仅用神祇来教育民众，乃是对儒教的误解。现存所有的儒教文献，都找不到儒者们不信神祇的记载。儒者们有时抨击或否认某些低级的神祇，那是为了维护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都常常抨击该教之外的神祇一样。

神道设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这个概念，被学界，包括宗教学界认为是个“外来语”，实际上，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词汇。其意义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众，也就是神道设教。据许慎《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宀”表示的是一个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代表天。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盖个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众，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迄今为止，但凡至少脱离了原始状态的宗教，无一不是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来教育民众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宗教这个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说是更加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的本质。

与圣教相伴的一个名称是“圣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圣经”一词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们的言论中，这指的是儒教的经典。“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圣经贤传所云忠孝节义之事不少”。欧阳修诗曰：“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又说“当汉承秦焚书，圣经未备”。“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更有“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或言“亦以为绎圣经尊王制无所苟而巳矣”“若孔孟以后之儒有功于圣经者无不祀矣。”皮锡瑞《经学历史》亦曰：“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

儒教圣经是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为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诗经》教以言语文学，《尚书》教以政事，《礼记》教以宗法纲纪、君子修养，《易经》《春秋》教以道义智慧是非。“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五经基础上加《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唐六典》曰：“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 《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重要教参。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道家术数之术藏、佛教的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著作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预计耗资1.52亿元，是中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将包括收入近五百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即《周礼》的官职结构。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则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

《周礼》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礼，吉凶宾军嘉礼以及玉帛钟鼓等文物的太常寺官职，都是儒教的神职。太常的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分别执掌音乐、祝祷、供奉、天文历法、卜筮、医疗。

水：西方学者用「水」的汉字代表儒教象征。认为孔子论水，君子如水，是中国哲学五大元素

囍：西方学者也用「囍」的汉字代表儒教象征。认为这个字代表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相处之道

木铎：《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比喻木铎为宣扬教化的人

黼黻：古代礼服边上规律的的花纹，后形容人的文章写的好、有文采。表示孔子重视「礼」和文教

孔子像：最普遍出现，古代学堂都有孔子画像，近代教育场所也有孔子铜像

三辰旗：代表华夏的最高象征「天」，天地君亲师，同时也是儒教的最高信仰

周礼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对服制、道具、仪式、过程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冠礼是华夏礼仪制度之首，又称成人礼，是对汉人进行礼教的开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礼，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礼记·冠义》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吉礼包括郊祀、大雩、朝日、夕月、方丘、祀社稷山川、享宗庙、祭孔、祓禊，祭祀的神祇如下：

凶礼包括丧礼、葬礼、致奠。

宾礼包括接见、宴请外宾。

军礼包括乡射、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嘉礼“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

历法是儒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儒教服饰是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相加不仅象征天之大数十二，也分别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

冕服体现了“绝地天通”的华夏信仰，更是汉人千年来祭神祀祖的吉服。祭天在礼经里有严格的服制规定。《周礼·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议》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万世不易之法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仪，愿罢一切伪饰。”“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则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驾、吾礼之所施设文饰，莫非天之象焉。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祭天服饰象征着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纹章衮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绣、爵弁等冕六，韦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无火冕。公卿七，又无毳冕。上大夫六，又无藻冕。中大夫五，又无皮弁。下大夫四，又无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儒教的主旨是“圣人神道设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爱。“礼”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先儒有言，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礼之终也则与民由之。与民由之然后礼达而分定，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则必有以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为主者，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观之，则圣人制为祭祀之礼者非但以致吾之诚、报神之德而已也，而实因之以设民之教，使咸安其分，尽其职以报乎上焉。”

除了礼教仪式以外，还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诚之道。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中国两汉时期的一种儒家学说。“谶”，即一种神秘的预言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又分为符谶、图谶等；“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为依据，流行一时，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魏晋日渐衰落，刘宋后谶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等辑本存世。谶纬之书除其中包含的迷信成分外，还含有某些古代自然科学知识。

理学，又名为道学。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敬天除了要行天道，还要祭祀上天。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人感应是儒教的教义之一。《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应思想源于《尚书·洪范》，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因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谓五德之帝，上帝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谓大微五帝，应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谓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义，火神礼，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

儒教信奉“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书·仲虺之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现代人的儒教，敬天，更要人和，对天尊重，也应该对人性关怀。儒教的礼和人性观，是人性的根本，所以心莫若和。中国文明有和谐性，天命地利人和是辩证合一的。

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宋明理学尊四书为孔门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种修行方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为道、为德、为事，“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理学以《大学》为间架为纲领，以《论语》为根本，以《中庸》为“天人一理”“道统之传”，从大学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后诚意”。

“盖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天下之达道也，必从事於修道之教，然后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惧慎独，所以修道也”。

理学宣扬《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庸》的“三达德”以及《孟子》的“诚”，推崇《论语》的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概括而言就是“三纲八目”：

《孝经》：“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易传》：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持志养气”，“养浩然之气”。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周敦颐：“三希修炼”：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尚书·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儒教坚信一个人若成就了绝对的善，那个人就永远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会再有死亡。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以说主要以实现三不朽之一或多来达到“成圣”的水平。

总而言之，儒教在生死观上更加追求的是生的价值而不是死的价值

儒教强调“先王之道”，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无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把人道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则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则，再配合着大一统的天下模式，任用贤能的用人主张，德治与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天下即可“大同”。

国际儒学联合会（英文名：International Confucian Association，简称：ICA）是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1994年10月5日在中国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995年7月在中国民政部注册登记，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性学术团体。联合会永久会址设在中国北京。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科学发展观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方法，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大众儒学是当代一种新的儒学研究派别，是新时期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儒学思想在当下社会的意义影响作出了较广泛深入的研究。

儒学中“仁”和“礼”的关系应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学“民贵君轻”的思想，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儒学“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暨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在破坏和谐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儒学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就是和谐文化。

香港孔教学院是大陆孔教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博士、进士，于1930年在香港创办的。他自任院长，以弘扬孔道及兴学育才为宗旨，设立孔教中学(后易名为大成学校)，并以宗教形式弘扬儒学，将孔教的圣火保存下来。第二任院长朱汝珍，将孔教学院注册为慈善组织。第三任院长卢湘父也是康有为的弟子，很有办学经验，办学认真，重品德教育，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躬行实践，还创办了孔教学院下属的中学及小学。第四任院长黄允畋，1978年同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个宗教团体组成“香港六大宗教领袖座谈会”。1992年，汤恩佳当选为孔教学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提出要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重新点燃孔圣之火。从此，以孔教儒学为主轴的宗教文化复兴运动蓬勃展开。孔教学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为一体的多功能爱国爱港团体。

1909年成立，初附属于北京孔教总会 ，后才独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发扬圣德，兴学育才，增进文化”为本。华人向来重视道德教化，为弘扬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文化，澳门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小学堂，以推动民间教育，1960年，更编印《孔教中学经选》，选录了共74条自《 论语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经典中就孔儒仁义礼智信的名言，供学生背诵学习。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圣诞 ，澳门孔教会带领社会各界华人和学校举行纪念与祭典仪式。其举行的仪式采用古制，包括：盥洗礼，迎神礼，奠帛初献礼，晋祝礼，亚献礼，三献礼，受胙礼，送神礼，望燎礼等，仪式由澳门孔教会主持。

“中国儒教会”前身为“台湾省圣教神明会”鸾堂系统，的确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民间宗教团体。晚清以来鸾堂信仰（鸾堂是台湾民间信仰颇为兴盛的宗教流派，又称鸾门、圣堂、圣门、儒门，或称儒宗神教、儒宗圣教、儒宗鸾教等。鸾堂标榜以儒为宗、以神为教，主祀恩主公）传播至台，在发展过程中部份鸾堂以儒为宗、定名儒宗神教，并成立中国儒教会。

印尼孔教总会在印尼各地设有200个左右的分会——孔教会（MAKIN）。孔教会组织教徒定期以礼堂为主从事宗教祈祷、唱圣歌和学习经书等活动，还开展的活动有华夏传统节日、圣诞日的祭孔仪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结婚公证和举办婚礼，老人故去的丧礼举办，慈善、赈灾等活动。孔教会出版各种儒家经典以及《孔子圣迹故事》、《孔教圣歌》、《礼仪手册》、《中国文化》等书籍，并制作圣歌碟片、龙和麒麟图案等各种用具和纪念品。由于曾经几十年禁止华文，因此出版的书籍几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学会华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圣地”，希望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现任会长是郭文龙先生。南洋孔教会的发展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20世纪初，在国内孔教运动的影响下，南洋各地纷纷响应，槟城、诒保、马六甲等相继成立了孔教会。1914年，林文庆博士等发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实力孔教会，会址设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员数百人，大多是商会会员。南洋孔教会积极组织讲座、课程等活动弘扬孔子思想，对新加坡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以及促进这个多元文化宗教的国家和谐方面有积极的贡献。

马六甲孔教会据说在战前已经成立，当时称为联邦圣教会，成立日与初期领导的资料已难于找寻，可追溯的会所是在马六甲板底街桥头的云林阁。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团注册委员会，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获得批准，定名“马六甲孔教会”（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华丽园。 2004年8月1日马六甲孔教会举行了自己会所的动土兴建仪式。新址于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举行开幕典礼。会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国山东省政府所赠送。

把儒教当做学问来研究，当做思想来发展。1985年立志发展儒教的韩国学者发起儒教学会，把儒教当作学问来研究，当作思想来继承和发展，实现儒教的系统化、现代化、大众化做出贡献是这个学会的宗旨。其办公室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内，设有总会和理事会。进行组织儒教思想学术会议、学术发表会、儒教思想讲演会、学术讲座，办理发放儒教思想学术研究费、补助费及奖学金，听取汇报，发行研究杂志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开儒教思想学术会议，以培养有利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提高儒教思想讲座水平和道义精神为目的而召开的儒教思想全国巡回讲演会，为儒教的大众化及确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6年开始，每年发行学会杂志《儒教思想研究》。

对于儒教是否是一种宗教历来有争议。反对者的意见如果归结为一条，就是说儒教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比如：儒者一般不信鬼神，儒教无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儒教无彼岸世界等等。实际上儒教是有的，儒者信奉上帝（天）。依儒经，上帝“作之君、作之师”，教给君师的任务，不是让他们带领人们到上帝的世界里去，而是要他们“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即辅佐上帝，把天下治理好。这只是教义的不同，并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1902年以前，儒者们一致认为，儒教是和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一样性质的宗教，区别仅仅在于儒教是“圣教”，而其他的不是。

第一次关于儒教是教非教的争论，是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礼仪之争”。所谓“礼仪之争”，是早期在华基督教内部，争论儒者们祭孔、祭祖是不是宗教活动。假如是宗教活动，则从事此类活动的人就不能加入基督教；假如不是，则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利玛窦来华，为了打开传教的局面，自辟蹊径，允许那些保持祭孔、祭祖传统的儒者加入基督教，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他在给罗马公教会的报告中，声称这些活动仅仅具有纪念意义，并不具有宗教意义。而在他撰写的中国札记中，则把儒教作为中国宗教状况的首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儒者们“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儒者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从这些札记中，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利玛窦说儒教不是宗教，仅仅是他的传教策略而已。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叶。康有为主张改革儒教，他的学生梁启超追随他的主张，在湖南自强学堂讲学，力主儒教就是宗教。但是变法失败以后，梁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梁的意见立刻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强烈指责，但是未能改变梁的主张。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的观点就逐渐流行开来。另一个流行观点是道家非道教说。

10年后，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在此以前，蔡元培曾经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包括他在德国写的学位论文，都曾明确主张儒教是教。在担任教育总长后，他首先取消了学校中保存的尊孔读经制度，不久又明确宣布儒教不是宗教，并且主张用美育取代宗教。

数年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上多次著文，明确指出儒教之教只是教化之教，而不是宗教之教。

这次争论，儒教不是宗教的主张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从此以后，儒教不是宗教，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就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定论，成为一切有关传统文化著作的立论基础。

第三次争论从1978年年底开始，任继愈先生在南京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儒教是宗教的演讲。后来又就此题目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论证儒教是宗教。然而在近1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人赞成，而只有任继愈先生一人在坚持着他儒教是教说。

1986年，何光沪首先著文，支持儒教是教说，后来又有赖永海、谢谦、李申，相继以不同形式，公开赞成儒教是教说。到1999年，10余年间，有案可查的、明确支持“儒教是教”说的学者，加上任继愈先生，共5人。

1999年、2000年，李申两卷本的《中国儒教史》相继出版。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是“划时代的著作”。反对者认为该书是“国家级的豆腐渣工程”，是不通训诂、没有读懂古书的结果。激烈的争论持续了近一年，零星的争论仍然在进行。

围绕《中国儒教史》争论的结果，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儒教是教说。其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合作，召开了“儒学、儒教和宗教”的学术讨论会；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中心大会，表示国家最高的宗教研究机构和宗教管理机构，都正式承认了儒教作为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三是这个“宗教蓝皮书”，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