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领漠南前后，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些人中的汉族成员大都是中州精英和硕德耆儒。他们多数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者旋召旋归，并不久留。此外还有众多出自蒙古、色目，或具有宗教身份的人士。按后人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数种：

（表格参考资料）

忽必烈对出身、目的不同的“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大抵是礼贤下士，虚己而问，兼容并蓄，不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而从。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失礼。如有一次，忽必烈召见了被俘北上的南人赵复，希望他作为自己攻南宋的向导，但赵复回答∶“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听罢，并未怪罪赵复，也不强迫他入仕蒙古。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并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良好开端，在一定程度上也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的联系。从长远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和官员准备。

蒙哥即汗位之初，忽必烈以皇太弟日侍圣驾，开始进入汗廷决策圈。他根据藩邸谋臣刘秉忠、张文谦等人的谋划，论奏时务之急，替汗兄出谋划策。对忽必烈的上奏，蒙哥大率言听计从。不久后，为让忽必烈替自己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以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蒙哥降诏∶“凡军民在赤老温山南者”，听忽必烈统辖领治。随后，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请求只掌漠南军事，不领民政，从而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兄弟间的猜嫌。

忽必烈仅掌军事以后，仍关注漠南的民事刑法。当时，蒙哥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二人随意诛戮民众，招来忽必烈严厉的指斥。他后来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赶来晋见的地方官大多是向忽必烈请求开恩庇护的，只有延安路（治今陕西延安）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以及相应革除的办法。忽必烈一面采纳袁湘的意见并加以赞赏，一面训戒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巩昌总帅汪德臣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事宜的请求，也得到他的批准。总之，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借此机会在陕甘一带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美名。

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允许忽必烈自择南京（汴梁）、京兆（今陕西西安附近）中的一地，忽必烈采纳姚枢的建议，选择了京兆。元宪宗六年（1256年），蒙哥又以京兆户口过少，特意为忽必烈增封怀庆路孟州（今河南焦作）。至此忽必烈拥有封户四万五千余户，是为蒙哥统治时期获得汉地食邑封户最多的宗王。

忽必烈以便宜之权治理河南、关中，设立河南经略司，后更相继设置宣抚司、从宜所、行部等，负责其京兆分地和陕西地区的统辖管理。在封地中，忽必烈延续此前的政策，任用部分中原士大夫，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忽必烈运用汉法的成功治理，使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称忽必烈为“圣王”。忽必烈还成功拉拢到了部分汉地世侯的支持。

在选择驻屯地点上，忽必烈先把与蒙古风俗接近的突厥后裔居栖处回鹘（畏兀儿）当作首选地，但后来他听取了木华黎之孙霸突鲁的意见，决定打破游牧旧习，迁于幽燕一带。元宪宗六年（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造北连朔漠、南控中原的开平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作为自己在漠南的固定驻所。

主词条：蒙古灭大理之战

元宪宗二年（1252年），南宋军队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因而请求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蒙哥同意，并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六月，忽必烈前往曲先脑儿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十万出征西南的大理国。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项重大军事征伐。七月，远征军从漠北祃牙祭旗出发。遵照蒙哥的旨意，全军军事由大将兀良哈·兀良合台节制管领，忽必烈负责居上统辖。十二月，大军渡黄河。翌年（1253年）春，经原西夏腹地盐、夏二州。夏四月，出萧关，驻军六盘山。

元宪宗三年（1253年）八月，忽必烈所率大军到达临兆，九月，抵忒剌。然后，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亲自率领中路军。由于四川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南宋控制，三路蒙古军队只能取道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艰难跋涉。经雪山时，山路盘旋曲折，所有人都必须徒步前行。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随从郑鼎等背负以行。十月，过大渡河，军队在山谷中行进二千余里，忽必烈率劲骑行进于前。

入大理境后，蒙古军乘革囊和木筏渡金沙江，攻下众多砦栅（参见词条元跨革囊）。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军先行包围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也在攻取龙首关后，抵达大理城下。忽必烈先派三位使者入城劝降，但却被大理人杀死。大理皇帝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背城出战，被蒙古军打败。忽必烈下令攻城，还亲自登上点苍山临视城中战况。是夜，大理守军溃败，段兴智和高泰祥率众逃遁。入城后，忽必烈最初见三使者被杀，大怒，一度欲屠城，但在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人的劝说下，特免杀掠。他命姚枢裂帛为旗，上写“止杀”，分头号令各街巷，使一城军民安定。姚枢还搜集了大理的图书档册。同时，忽必烈令大将也古领兵追击大理残部，擒杀高泰祥于姚州。

元宪宗四年（1254年）初，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戍守云南，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抚治云南。同年秋，段兴智投降，大理灭亡。

远征大理的成功，展示了忽必烈的军事征服才能，有助于他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赢得相当的蒙古诸王贵族的拥戴。忽必烈本人亦对大理之行极为重视，直到二十余年后仍能记忆，并将此役比于成吉思汗的班朱尼河盟誓。

忽必烈在辖地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加之其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使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日深，最终爆发。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哥命陕西行省大必阇赤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作为人质，自己则于十二月亲自在也可迭烈孙之地入觐蒙哥。蒙哥看到皇弟遵旨而来，开始转怒为喜。朝会之后，蒙哥两次亲自为忽必烈斟酒，忽必烈则拜退如礼，兄弟二人相对泫然而涕下。蒙哥汗竟不让忽必烈禀白情况，就下令停止钩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迫使他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

元宪宗八年（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南下攻宋。元宪宗九年（1259年）初，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城下攻势受阻。而忽必烈率军抵达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之后，他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蒙哥在久攻钓鱼山不下，转而南攻重庆的过程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九月，忽必烈从使者处得知了兄长死讯，使者促请忽必烈北归。忽必烈认为：“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仍继续南征，围攻长江中游的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

后来，忽必烈的正妻察必派使者密报，和林众臣谋立忽必烈之幼弟阿里不哥，而且阿里不哥已经派阿蓝答儿在开平附近调兵，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速返。年底，郝经上《班师议》，陈述必须立即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的决心。忽必烈声称要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留大将继续对鄂州的围攻，增加对南宋的军事压力。不久后，南宋鄂州守臣贾似道遣使请和，约定南宋割地，并且送岁币。忽必烈在当日撤兵，轻骑北返燕京。

中统元年（1260年）初，忽必烈率军抵达燕京，在燕京近郊驻扎，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民兵，“民心大悦”。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他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而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

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塔察儿“率先”劝进，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合辞推戴，于是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皇帝即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在践祚次月发布的《皇帝登宝位诏》中，自称为“朕”，称蒙哥为“先皇”，并且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发布《中统建元诏》，正式建立大蒙古国的第一个年号“中统”。改元“中统”，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

在登基后，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赵壁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或祖居中原的契丹人、汉化程度较高的色目人）为使。到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以亲信董文炳等统领新组建的侍卫亲军。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还将马匹、粮食大量运至漠南沿线，完成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同时对南宋保持克制态度，以集中力量解决阿里不哥。

在得知忽必烈于漠南抢先召开忽里勒台后，阿里不哥只得匆忙于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这样，蒙古帝国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

忽必烈在缓和了与支持阿里不哥的西道诸王关系的同时，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与阿里不哥展开了数年的内战。他首先成功抵御了分兵两路南下的阿里不哥部，迫使阿里不哥撤出和林，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在短暂占领和林后，忽必烈以宗王移相哥（一译也松格）留守和林，自己退回漠南，并派军援助宣抚京兆的廉希宪，击杀了在陕甘一带握有重兵的、阿里不哥支持者浑都海、阿蓝答儿等，稳定关陇局势。

中统二年（1261年）初，忽必烈在开平集会，会议军国大政，调整行政中枢。同年秋，阿里不哥又举兵东来，用计诓骗移相哥，击溃其部，占领和林。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与阿里不哥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西”，虽在局部取得战果，但难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形势有缓和的迹象。次年（1262年），漠北发生饥荒，忽必烈又禁绝通往和林的粮道。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西迁攻击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阿鲁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于是忽必烈所部不战而收复和林。中统五年（1264年），阿里不哥因驻地阿力麻里出现饥荒，军心涣散，只得向忽必烈输诚。自此，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年）春，管理益都行省的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派兵迅速镇压。李璮叛乱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手下部分汉臣与汉人世侯的猜忌，李璮的岳父、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以与李璮“同谋”的罪名被诛杀，廉希宪、商挺、赵良弼、游显等藩邸旧臣也受到牵连、追究。同时，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世家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立枢密院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在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

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今北京市）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十六日，忽必烈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之义，改“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他还相继下诏进行官员俸禄、考核、品级及地方行政区划的裁汰等方面的改变。经过从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

至元八年（1271年）底，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从大蒙古国皇帝变为大元皇帝，“大元”国号正式出现，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任皇帝。

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至元十年（1273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1274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该处。在地方上，忽必烈建立行省，开创中国当代省制之端。两都畿辅，成为元朝的“腹里”之地。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管理，开辟中外交通，在各地建立驿站，巩固了对全国各地的统治。

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总的来说，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元朝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主词条：忽必烈灭宋之战

忽必烈即位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反叛，对蒙宋边境实施以防为主的策略，力求使双方大体保持和平或休战状态。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作为国信使，出使南宋，全图与宋谈判。但专制南宋国事的贾似道为隐瞒自己在鄂州之战媾和的行为，竟将郝经秘密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达十六年。由此，蒙（元）宋议和的可能不再。

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而夺得汗位后，积极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至元五年（1268年），他用宋降将刘整之策，改变主攻四川的方略，命阿术、刘整等率大军围困南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至元七年（1270年），刘整奉命在襄樊前线造战舰，练水军，并用威力巨大的回回炮攻城。宋廷数次派重兵破围，均未成功。至元十年（1273年），樊城先被攻破，继而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投降。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出兵平江南。忽必烈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三月，他调兵数十万，分三路攻宋：

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要求伯颜以宋朝大将曹彬为榜样，不嗜杀掠，“为吾曹彬可也”。伯颜与阿术统中路取鄂州、汉阳等地，沿长江东下，取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等地，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大败宋宰相贾似道军于丁家洲，收降太平州、滁州，下建康，不战而降镇江。入秋后，阿术又在镇江水面击破宋将张世杰等所部舟师。自此，宋军失去与元军正面作战的能力。

至元十三年（1276年）初，元军至皋亭山（今杭州东北），宋廷奉表投降。随后，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带宋恭帝出降，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此后，元军开始着手消灭宋的残余势力，迫使南宋益王、卫王朝廷一路南奔。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元双方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外海进行了大海战，史称“崖山之战”，宋军战败，南宋至此灭亡。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等地也渐次被攻克，于是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元朝正式实现了自唐朝以来的又一次大一统。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伴随着一定的杀戮与破坏行为，但在忽必烈不嗜杀人和尽力谕降安抚政策的指导下，这种行为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节制。伯颜入临安后，执行忽必烈的“奉扬宽大，抚戢吏民”政策，忽必烈也委付南人官僚就便管理，以“安业力农”，这对于恢复南方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他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自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所依任的理财大臣是察必皇后及忽必烈的家奴、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长期主管中央财政。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凭借着理财聚敛的本事，阿合马权势日重，一度官至中书省左丞相兼领制国用使司，并常主持朝廷庶政。他在为官方搜刮的同时，也积极为自己牟取私利。而忽必烈因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满足了应付国家浩繁费用支出的需要，且其人“狡黠诙谐和善于向主人表白的奴才习性”颇招自己喜爱，所以始终偏袒阿合马，逐渐疏远不满于阿合马所为的汉族儒臣，这促使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

此时，汉人儒臣许衡、廉希宪、张文谦等在受到儒学影响的蒙古勋贵安童、太子真金的支持下，与阿合马展开激烈斗争，使朝廷中义与利之争，汉法与蒙古法、回回法的斗争愈演愈烈。忽必烈本人也有意利用汉人、色目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使得局势日益复杂。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因征调财赋的现实要求，将安童调离相位，阿合马得以独当国柄，更加专横跋扈，打击、残害政敌，在朝中布置党羽，在府中聚敛了巨额财富。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成为当时社会矛盾加剧的体现。此事发生之后，忽必烈更加不信任汉人臣僚，且对在大都的前南宋宗室采取防范和迁徙政策，还支持和纵容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迦挖掘毁坏南宋诸帝陵墓。阿合马死后，中书省右丞相和礼霍孙在真金的支持下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但未能解决理财问题，其当政不过两年，元朝财政已陷入崩溃，政府不得不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又先后任汉人卢世荣、吐蕃人（一说畏兀儿人）桑哥专理财政，试图解决愈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百物愈贵”的问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汉法派”在至元二十二年底（1286年1月）真金去世后也彻底失势。

同时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对外征伐，其结果多以失败告终：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归顺元朝的高丽为基地，派蒙古及高丽联军2.5万人、船900只攻击日本镰仓幕府，登陆后方与日军接战，因夜中台风来袭而撤退，结果半数以上士兵淹没海中。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分兵两路渡海攻日本，兵力达14万。因日本已有防备，元军作战未曾得利，又遭台风袭击，毁船无数，将领乘巨舰逃归，被遗弃的士兵则被剿杀或发配为奴。至元十九年（1282年），发兵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发兵攻越南（时称安南）陈朝，次年（1285年）因疫疾而撤退，遭安南军队追击，损失惨重。以后再攻安南，虽一度攻入安南都城升龙，逼陈圣宗、陈仁宗入海，但回师时遭追击，重演初攻安南的故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兵攻爪哇信诃沙里王国，次年（1293年）损兵折将而归。外侵战争对邻国造成破坏，而为满足频繁征战需要而转嫁于人民身上的沉重的赋役也引发了社会动荡。如元朝为东征日本而要求江南人民服役造船，导致不少人发动了反元起义，规模最大的是福建黄华起义，小规模的“盗贼”不下二百处，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盗贼”更是达到四百多处。不过这时期的起义往往未成规模，故而被政府一一镇压。

主词条：忽必烈诸王之战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多数西道诸王均支持阿里不哥。为了争取宗王势力的支持，忽必烈默认了术赤兀鲁思后王别儿哥、察合台兀鲁思后王阿鲁忽、八剌以及统治后来被称为伊利汗国（旭烈兀兀鲁思）的六弟旭烈兀对各自封地的合法统治权。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继承了原蒙古帝国的法统（忽必烈号“薛禅汗”）。但窝阔台兀鲁思的海都联合术赤系诸王展开了反对忽必烈的斗争。钦察汗国的忙哥帖木儿本为忽必烈提名，但很快转为支持海都反对忽必烈。忽必烈命察合台的八剌进攻海都，先胜后败。结果，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在至元六年（1269年）的塔刺思会议上决定联合反对忽必烈。

为遏制日益强大的海都势力，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又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安童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至元十三年（1276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先叛，继而诱引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等实行兵变，企图与海都等结盟，对抗元廷，还在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的途中，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的部众合并。为镇压这一连串的叛乱，忽必烈派出伯颜统领岭北诸军平叛，连破叛军，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结束昔里吉之乱。岭北局势逐渐平息。而在岭西地区，元廷为收复天山南路诸城，与海都展开激战，重新夺回畏兀儿之地。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东道的斡赤斤后王乃颜发动叛乱（参见词条乃颜之乱），忽必烈亲征。六月，双方在辽河附近会战，汉军力战击溃叛军。后在玉昔帖木儿等的指挥下，乃颜被擒杀。乃颜败死后，哈丹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海都方面重新拉开战幕，兵锋直逼岭北。次年（1289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海都闻风西走，元军收复和林。此后，忽必烈派伯颜、玉昔帖木儿等主持军事，展开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忽必烈为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必须确保“祖宗根本之地”岭北的稳定。但他难以同时保持对西域的绝对控制力，遂被迫收缩在西北方向的战线，以别失八里作为元朝在西北前沿的边城。

按照蒙古习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处四皇后。大斡耳朵属于最受忽必烈宠爱且禀性聪明的长妻察必皇后。至元十八年（1281年），察必去世，继娶其妹南必皇后。数年后，太子真金因所谓的“禅位风波”忧惧不已，英年早逝。真金死后，忽必烈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将”皇太子宝”授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

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对朝政逐渐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的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由于忽必烈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见，往往通过南必奏事，南必因此得以干预国政。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初，忽必烈病重，托付皇孙铁穆耳于知枢密院事伯颜。正月二十二日（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病逝。在位三十五年，享年八十岁（虚岁）。五月，元成宗铁穆耳为忽必烈上谥号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庙号世祖。忽必烈的蒙古尊号为“薛禅汗[或薛禅合罕]”（清朝译为彻辰汗，拉丁蒙古文：Secěn qahan，大意为“大贤之君”）。与此前的蒙古诸大汗一样，他被安葬于起辇谷。

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采纳了刘秉忠、许衡等人的建议，逐步实行了“汉法”，基本上沿袭了金、宋的旧制，但同时也对蒙古“旧俗”进行改造。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下令建造太庙并且制作祭奠祖先所需的祖宗牌位，而且他选定了国家的历法，这是农业社会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工作。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发布《建国号诏》，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大元”为国号。在建元表岁、建立国号的同时，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适应统治地区南移的特点，将金朝的中都改名为大都，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式迁都于此地。

忽必烈根据汉族谋臣的建议，采用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发展。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由太子任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等，下辖六部。这是对金朝尚书省的沿续和改造。元初的中书省、尚书省曾一度并存，尚书省专管财赋，不久并入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沿宋、金旧制，设枢密院，负责全国军务。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没有专门设置总领全军的机构，蒙古的军队由大汗和宗王各自统领，由怯薛协助处理军务。枢密院的设置，标志着元朝军事制度的逐步完善。至元五年（1268年），忽必烈为纠正“任职者多非其材，政事废弛”的现状，根据汉臣张雄飞、西夏儒臣高智耀的建议，在中央设立御史台，“为天子耳目”，负责“纠察百官善恶”，谏言“政治得失”。

此外，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原传统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将前代的翰林院、国史院合并为翰林兼国史院，提高级别、扩大规模，给翰林兼国史院赋予修史、著史以外的更多的职能。而另立蒙古翰林院，专门典理蒙古文书制造，间亦协助翰林兼国史院的工作。

经忽必烈的以上举措，元朝的国家政治制度在他在位时期基本得以确定。

主词条：行省制

元朝的地方行政机构继承金制，并加以改造。金朝尚书省臣前往地方统领军政，称“行尚书省事”。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派遣中书省臣赴地方执政，作为朝廷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称“行中书省事” 。以后“行中书省”就变成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名称，又成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简称行省或省。忽必烈所设置的行省主要有：江淮（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陕西、甘肃、辽阳、河南九行省。行省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奠定了明清以来直到现当代省制的规模。

元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都元帅府，其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乌斯藏地区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管理（宣政院还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设立了澎湖巡检司，负责管辖澎湖和台湾。但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忽必烈仍承认蒙古诸王的权利，中原各地的贵族食邑也可以照样世袭。蒙古原来的斡耳朵制、怯薛制和投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由此出现了诸王、封君和行省并立的局面。

出于统治的需要，忽必烈对各级官吏的任用和调整尤为留心。他极为注意任用贤能，惩治贪污。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诏，但凡有不勤于工作的官员，无论汉人、回人，一律诛杀，籍没其家。另有大量以贪污、盗窃罪名被处死的。忽必烈的为政宗旨是：“顺民心之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他还规定，如果官吏受贿或仓库官进行侵盗行为，台官“知而不纠者”，那将按程度轻重论罪；各级官吏犯赃罪的，“轻者杖决，重者处死”，言官如不及时揭举，则与受赃者一同论罪。有研究者认为，忽必烈时期是“元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蒙古人南下后，草原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冲击了先进的生产区域，社会经济出现暂时的破坏和衰退。忽必烈即位后，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开始实行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和营田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颁行全国，以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忽必烈不仅在中央和各路设立了专门负责农业生产的机关，而且专门派出了督促农业生产的官员，还责成各级官吏、各有关部门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过问农业，并把农业生产好坏作为官吏升降的主要标准。为了达到开发土地、增加户口的目的 ，忽必烈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大力禁止蒙古军队的掠夺、屠杀及其它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以上这些措施使全国的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缓慢的发展，即使因战争严重破坏的中原地区的农业也有了逐步恢复，户口得到增长。王磐在《农桑辑要·原序》中赞道：“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元史·食货志》则称：“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对于屡经战火涂炭的襄、郢、东西淮之地，忽必烈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使农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江南经济则基本维持了南宋时期的水平。忽必烈时，政府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与此同时，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漠南支援的情况下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

为了备荒救济，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他还组织了公众救济，将稻米和玉米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中统元年（1260年）的诏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至元八年（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曾号召建医院。

在戎马倥偬之际，忽必烈还不忘水利建设。中统三年（1262年），他命郭守敬开玉泉水通漕运；王允中开漳、澄、洋等河，灌溉农田，改造水利。之后又命郭守敬巡视原西夏地区的河渠，准备对河西水利进行整治。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实考察黄河源头，并发动肃州等地军民凿渠灌田。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海道运粮。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诏开凿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经郭守敬建议，忽必烈又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自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加强了大都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联系。

元初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达。忽必烈虽继承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农桑为本”的重农政策，但却实行了保护、发展商业的方法。

忽必烈掌权时，明确规定不准进行掠夺和屠杀，面对着接连不断的战争以及迫切需要恢复的各项事业，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只靠农业税收难于支持，因此发展商业、信用商人成为忽必烈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元朝政府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级政府的官吏。如花剌子模商人阿合马、畏兀儿商人桑哥以及汉人卢世荣，先后以理财之能爬上高位。在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利用这些人理财经商，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元朝积聚财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战争，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同时却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汉族地主阶级。忽必烈为了解决实际困难，信用商人，又屈服于汉人地主阶级和汉化较深的蒙古贵族的压力，处罚商人。

同时，元廷直接派人经营多种官营商业，实行政府专卖，垄断专利，而且蒙古贵族也多与商人相结合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或进行高利贷剥削。因此元朝的商业、交通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比较发达。

忽必烈在位时，大力推广“钞”（即纸币），并将之引入流通领域，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早在中统元年（1260年），他便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史称中统钞，各地通用，可用于交纳赋税。同时在各地设置平准行用库，拨付白银作钱本，即发行准备，用以调剂物价，推行钞法。中统钞虽以文、贯为单位，但其发行准备是白银，1贯中统钞值白银1两。这就意味着货币向银本位方向过渡。中统钞有白银作十足保证，发行量又不大（至元十年，即1273年以前，每年不超过十万锭），政府又随时用银收回旧钞，所以在颁行之初，钞值稳定，行用十七八年，也没有发生货币贬值的现象。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收兑江南流通的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钞也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以统一全国纸币。但随着发行的额大增，其购买力则开始不稳定，此后即一再贬值。统一后的元朝继续使用纸币，并整顿钞法，规定了金银的收兑价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发行至元宝钞。

总的来说，元朝初年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纸币管理制度，对纸币的发行与流通都作了相应的规定。它比宋朝的“称提之术”要明确细致得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纸币条例。元代大规模地长期实行钞法，在商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元朝都城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各级政府机关、军队以及“编民”的物资供应，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陆交通。正是由于这种社会需要，使元朝形成了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

蒙古的驿站（即“站赤”）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就开始建立，当时是为了解决使节往来、消息传递和物资交流问题。元朝建立后，为有效管辖辽阔的疆域，并加强与四大汗国（兀鲁思）的联系，继承并进一步确立了驿站制度。元朝的水陆驿站规模宏大、十分发达。在蒙古人统治的范围内，以大都为中心，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至吉利吉思，西达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南接安南、缅甸，乌斯藏均设有驿站，呈现“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形势。驿站是元朝国民经济的命脉，对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

元代南北之间有运河和海道，东西之间有各条自然河流。运河的开凿虽然没能彻底解决南粮北运问题，但却为南北之间的商业运输提供了不少方便。而元代的海运却是十分突出的。伯颜攻下临安后，因两淮地区仍为宋军控制，变派人由海路将南宋的图籍、仪仗、乐器等物运往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因河运粮食北上不便，伯颜建议由海道运输，从此海道成为元朝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元政府开辟了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到渤海直沽（今天津）的海运，随时将南方的粮食和海外的物资运往北方。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暂停东南沿海的贸易，施行海禁政策。两年后弛禁。

忽必烈通过赐予和朝贡关系，与四大汗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互相之间不断有使节往来。使者及其随从则乘机贩运货物，每一批使者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商队。与此同时，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来到元朝，斡罗思、钦察草原和伊斯兰教各族人民通过被掠夺、移居的方式抵达内地，被称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不少人组成了元朝军队，如阿速卫、钦察卫、斡罗思卫等。内地的手工业者、医生和其他学者也有人移居到各汗国。元朝和各汗国在政治 经济制度和文化学术各方面都互相影响。中亚城邦中所习用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内地推行。元朝的钞法和驿站制度也传到伊儿汗国。伊儿汗国丞相拉施德丁在编写《史集》时，有中国学者参加编纂。《史集》中关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实，主要得自出使伊儿汗国并留在该处的元朝丞相孛罗的口授。

忽必烈在位期间，对其他国家和政权的战争频繁。他的战略目标，是欲令这些国家臣服于元，重振蒙古三次西征的雄风，但结果大都是损兵折将，遭到失败。今展示其统治期间的相关战争如下：

在夺取政权以后，忽必烈确立了“内立诸卫，屯田阅武，居重御轻”的方针，对蒙古汗国时期在中原推行的游牧分封领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即位之后，改变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而下一统到底的制度，改变由都元帅节制探马赤军和汉军的制度，设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加强了中央集权。其次，他花费三十多年时间，一边建立以汉人为主的侍卫亲军，同时以蒙古军“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编立部伍，绝其虏掠之患”，“遇征伐则遣之”，逐步确立了中央宿卫军（侍卫亲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作为保卫元朝中央统治政权的重要核心武装力量。第三，为了防止汉军世侯拥兵自重，他改变汉军由私家掌握的状况，或令汉军世侯易军为将，或令汉军世侯改任民官。对蒙古军的军官世袭制（怯薛军）也进行了改革，核心职位仍可世袭，但军队因调动分合而不再始终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提倡使用铁火炮等新式武器，发展进攻型的、独立的水军和炮军，实施多兵种协同作战。他还注意用南宋降将训练军队，学习南宋在军训方面的长处。第五，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军屯制度，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推动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保证军队资粮的供应。

忽必烈的军事思想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对于元代军事思想的变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他对外黩武，在军队中推行民族等级措施，在历史上留下不良影响。

忽必烈重视蒙古语言，命国师八思巴创建蒙古人自己的文字。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于至元六年（1269年）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又称蒙古新字）。同年，忽必烈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全国，使之成为元代的官用文字。

八思巴字可以用于拼写蒙古语和译写国内各个有文字的民族语言，如汉语、藏语、维吾尔语等，此外，还包括用以转写梵文。八思巴字是元朝颁行的国字，用于拼写蒙古语和“译写一切文字”。语言学家杨耐思称这种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

忽必烈还在潜邸时，效法唐太宗礼招儒士的遗风，广泛结识中原儒士。元定宗二年（1247年），张德辉、元好问请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到即位后，又下诏兴修孔庙，支持印刷儒家经籍的注释本。中统三年（1262年），特差杨庸为孔子庙学教授。

尽管忽必烈接触儒学较早，建元后又把政治重心迁至中原，但是他自始即强调“祖述”与“变通”并行，既采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他采取汉制，更多是出于汉地形势和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需要，为蒙古在中原的少数统治服务，儒家思想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并未得到真正的尊崇。如他自蒙哥汗时期总管汉地起，直至即位、建立元朝，在对待衍圣公和孔氏子孙方面，尽管曾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为稳定江南局势，召孔子第五十二世嫡孙、宋末衍圣公孔洙赴阙朝见，多有奖谕、授予官职，但始终没有表现出额外的眷顾和优待。有学者认为，“（孔氏子孙）在世祖一朝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待遇跌入了历史最低谷”。

忽必烈允许宗教自由。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

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以管理吐蕃（乌斯藏）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八思巴恢复了权力。忽必烈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他在宫廷里任用聂思脱里教教徒，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还豁免教士的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崇福司，以监督元朝境内的聂思脱里教牧师。

忽必烈在位时期，被后世称作“四等人制”的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一些研究者认为，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这一政策构成了元朝统治秩序的重要特点。

主词条：蒙丽战争

早在成吉思汗时，蒙古协助高丽平定转进高丽的反蒙契丹遗民，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此后蒙古连年遣使向高丽索取岁贡，两国关系中断，并且展开了六次战争。元宪宗九年（1259年），高丽世子王倎（即后来的高丽元宗王禃）在汴梁等候北归争夺汗位的忽必烈，深为忽必烈所赞许。此时忽必烈采纳了谋臣赵良弼、廉希宪的意见，礼遇王倎，并将其遣回高丽继承王位。他借机改变了之前蒙古（元）对高丽的政策，在高丽同意“永为东藩”、履行国王亲朝、子弟为人质等藩属国“六事”的前提下采取怀柔政策。而王禃即位并接受国王封册后，次年（1261年）即亲身入朝，其后又两次亲朝，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觐外国的国王；其世子王谌（即后来的高丽忠烈王王昛）也多次入朝。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应高丽请婚，将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给世子王谌，结成更密切的“甥舅之好”关系，实现了“元丽联姻”。

不过，忽必烈对高丽内政也时常进行干涉，督责其履行藩属义务，向高丽派监督官，出现动乱或有离心迹象时甚至派军队入境处置。如林衍之乱时忽必烈便派兵准备弹压；在结束蒙丽战争的同时还长时间占领高丽的西北面与耽罗。不过，忽必烈对高丽政策的基本点还是通过怀柔安抚使其成为恭顺藩属，对高丽不能履行的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事虽然严词督责，但能顾及实际困难，不予强迫。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特别是事关高丽内政的大事时，能采纳高丽人意见和尊重高丽国王的自主权。忽必烈虽要求高丽联络日本，并配合元军两次攻日。但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置征东行省时，还是以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丞相，给予其充分的尊重。因而元人常称忽必烈对高丽有“再造之恩”。

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后，程朱理学传入高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高丽人安珦在大都获得 《朱子全书》新版，回国后在太学讲授“朱子学”。以后高丽人又刊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理学在高丽得到广泛传播，并诞生了一些重要的理学学者。

除高丽外，忽必烈还很重视与日本建立海上交通。他欲通过高丽与日本建立互通关系，多次派使臣诏谕日本。但由于日本镰仓幕府拒绝与蒙元交往，使其计划落空。元丽联军两次出征日本，因各种因素而遭失败。在尊崇佛教政策影响下，元朝与高丽、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愈加密切。忽必烈两次征日失败后，派禅僧诏谕日本，但因遭遇台风或使臣被杀导致忽必烈的文书未能送达日本，元日邦交中断。忽必烈决定第三次征日本，因其去世而中止。总之，忽必烈试图以禅僧诏谕的方法虽遭遇失败，但还是为中日之间的禅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曾屡次出兵安南（交趾）、占城、缅甸等地，但彼此之间的居民与商贩仍往来不断。13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版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元灭南宋后，忽必烈曾派唆都等奉玺书十通，诏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位于今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 。忽必烈重用南宋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蕃国，发展海外贸易。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派杨庭壁出使俱兰（位于今印度西海岸）、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等皆遣使入贡。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忽必烈又派使臣前往锡兰，求得佛牙两枚，佛遗发与供食之钵等物。缅甸降附元朝后，“定官贡方物”。元朝时还有许多人侨居真腊（今柬埔寨），在当地安家落户，娶妻生子。经过和平交往，中国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及许多经济产品不断传入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许多土特产品也不断传入中国。

忽必烈在位时，欧洲传教士、商人大批东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据说他留居中国十七年，曾在元朝做官，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在他的《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游记》）中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激起了西欧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与追求，使元朝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往出现新局面。

当时，中国人也有到达欧洲的。如至元十五年（1278年），生长于大都的景教徒骚马（一译扫马）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受伊儿汗之命出使罗马，船经君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陆。后又前往法国，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接见，并参观了巴黎大学；还会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

郝经：“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马可·波罗将忽必烈尊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称赞忽必烈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认为这是“彼实有权被此名”。

王恽：“洪惟世祖皇帝仁孝英明，睿谋果断。爰从潜邸，有志斯民，植根干而佐理皇纲，聘耆德而讲明治道。始平大理，再驾长江，过化存神，有征无战。迨其龙飞滦水，鼎定大都，革弊政以维新，扩同仁而一视。规模宏远，朝野清明。内则肇建宗祧，创设台省，修举政令，登崇俊良；外则整治师徒，申严边将，布扬威德，柔服蛮荒。加以圣无不通，明靡不烛，守之以勤俭朴素，养之以慈惠雍和。收揽权纲，综核名实，赏罚公而不滥，号令出以惟行。万汇连茹，群雄入彀，削平下土，统正中邦。慕义向风，声教实朔南之暨；梯山航海，职贡无遐迩之殊。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考制度而兴礼乐。国号体乾坤之统，书画焕奎壁之文。罄所有而酬战功，不待计而救民乏。听言择善，明德缓刑。钦福锡民，遇灾知惧。得《洪范》惟皇之理，过周宣修政之勤。以致时和岁丰，民安吏职。盖帝德克周于广运，故至公均被以无方。可谓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继一祖四宗之志，兼三皇五帝之功。”（《进呈世祖皇帝实录表》）

高丽人李齐贤：“世祖既一四海，登用儒雅，宪章文物，皆复中华之旧。”

宋濂（主编）：

朱元璋出于种种原因，对忽必烈多有夸赞：

朱棣：“元以胡人主中夏，世祖时戎部严整，甲兵强盛，天下宁谧。”（《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引）

朱瞻基：“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混一区宇，以成帝业。”（《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引）

孙承恩：“雄武以断，聪明而仁。扶舆间气，笃生此人。驱策贤豪，振扬武烈。继统中华，式钦大业。”

姚涞：蒙鞑继兴，有所谓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聪）、石（勒），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伦，变我礼乐，而万古帝王之中国始尽胥而为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归款矣，而使为僧尼于吐蕃；诸帝后之陵寝既丘墟矣，而发其遗骸以杂诸牛马之骨。夷德之无礼，一至于此。其为中国之大仇耻，岂直如前代而已乎？……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礼部对此的意见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其一代之治有足称者，所谓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亦《春秋》与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优崇胜国，以昭忠厚，太祖神谋睿断，必有见于此，故载在祀典，百余年于兹矣。宜遵旧制，庙祀如故”，明世宗听从礼部意见，但十四年后将忽必烈从历代帝王庙黜祀。参见“后世纪念-祠庙”）

张溥：

爱新觉罗·弘历：“夫汉、唐以来，古稀天子才得六，六之中，至八旬者才得三（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而三帝之中，惟元世祖可称贤，其二则予所鄙也，即元世祖亦未如予之五代同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引）

萨冈彻辰：（忽必烈）施行十善法政，平定天下，为广袤世界带来了和平幸福。因此，“转千金轮斫迦罗伐刺底·薛禅皇帝”之名远扬四方（“斫迦罗伐刺底”或含“世界共主”之义；“薛禅”义为贤明；“转千金法轮”即佛教教义中所说的最有势力的帝王在世时便有瑞轮出现，凭借瑞轮的旋转威服一切，故称“转轮王”）。（《蒙古源流》）

邵远平：“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元史类编》）

毕沅：“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续资治通鉴》）

魏源：“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辽、金而媲汉、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艳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元史新编》）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国朝先正事略·序》）

曾廉：“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元书》）

屠寄：“汗目有威棱，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蒙兀儿史记》）

孙中山：“秦皇、汉武、元世祖、拿破仑，或数百年，数十年而斩，亦可谓有志之士矣。”（《与刘成禺的谈话》）

柯劭忞：

蔡东藩：

黄仁宇：“只是如果他们（蒙古人）真能以‘无本身利害’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忽必烈的诸多措施）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风。”（《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萧启庆：“他（忽必烈）把蒙古游牧帝国改建成一个以中原农业地区为主干的中国式的王朝。这一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张帆认为，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接受了汉文化。

任崇岳：“元朝是短命王朝，享国不足百年，政治腐败是主要原因。但在忽必烈当政时期，政治是清明的，原因应在于他大力整顿吏治，清除贪腐，是元朝最有作为的天子。”

忽必烈，在拉丁化蒙古文中为Oubilai。在蒙古语中，qubi意为“份子”，qubila为动词“分配”。蒙古习俗，常以新生儿所遇重要的人、物、事件取名，而忽必烈出生时（元太祖十年，1215年），正逢成吉思汗攻取金中都之际。成吉思汗命汪古儿等尽取金都府库财物，“每留一份为成吉思皇帝献，余则敷俵有差”。此次收获，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是最丰盛的一次，其“俵分”自是一大盛事，忽必烈适生其时，故而由此取名。

元宪宗三年（1253年）四月到八月之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到达六盘山一带，邀请八思巴前来会面。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吐蕃摊派兵差、收取珍宝。八思巴听后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他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的正妻察必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即唐蕃交战及文成公主入藏事），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难以接受，这时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八思巴应召谒见忽必烈，当时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见上师的礼节会面八思巴，他们共二十五人先后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顶。二人的关系自此愈发紧密。

据说，忽必烈制定刑律时，有笞、杖、徒、流、绞五个等级。笞、杖罪定下来后，忽必烈解释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五十下的，只打四十七下；杖刑也一样。有人评价此举“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也有人认为：“此虽仁心，亦近于戏。”

忽必烈在建立宫殿时，追思成吉思汗创业艰难，便从成吉思汗所居之地取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称之为“誓俭草”，让后世子孙明白勤俭之节。

忽必烈在征伐大理时逐渐熟悉了大象的生活习性，并将其带回宫廷。他对于大象的喜爱远超过以往历史上的其他皇帝。其时不仅有“贡象”制度，甚至出现御用“象舆”这样独特的宫廷景观。元人黄文仲《大都赋》称：“惟我圣皇，五辂不乘，八鸾不驾，雨则独乘象舆，霁则独御龙马，何其然也。”马可·波罗曾见忽必烈出宫时坐在用四头大象背负的木楼上，左右随从上万，马可·波罗因而称忽必烈出猎，其“娱乐之甚”世所罕有。

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乃颜之乱的辽河会战中，忽必烈一度乘象舆临阵，企图威慑叛军，但反而使自己成为了叛军集中攻击的对象，被迫下舆乘马。后赖汉军李庭等作战用力，才将叛军击退。忽必烈将“象舆”作为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建立了完整的 “象舆”制度，使之成为元朝皇帝巡幸两都的车舆形式，还影响了明清的“卤簿”制度。

参见“孛儿只斤·拖雷”与“克烈·唆鲁禾帖尼”词条

《新元史》载，忽必烈有子十一人。《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则另载有一子。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在各地分祀历代帝王三十五人，不久后又增祀忽必烈于顺天府。洪武六年（1373年），明廷兴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在正殿五室中各祀历代帝王十七人，其中忽必烈与汉高祖刘邦、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一同被供奉于西一室。至嘉靖二十四年（1541年），因蒙古入侵、边患日深，明世宗采纳礼官陈棐建议，罢祀忽必烈。清朝建立后，恢复历代帝王庙中对忽必烈的祀典。

1986年，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白阁村村民修复关圣宫，将其改为三圣宫，供奉成吉思汗、蒙哥与忽必烈。

2015年9月23日，位于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的元世祖祭祀宫正式开馆。

2004年，为表对忽必烈的纪念，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开建“忽必烈广场”。2007年竣工。

198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杰出历史人物纪念币（第六组）”，其中一枚银币即是纪念忽必烈的。

蒙古国曾多次发行以忽必烈为主题的纪念邮票。

中国的北京市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及内蒙古正蓝旗忽必烈广场、元上都遗址等处等均有忽必烈塑像。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上也有忽必烈的塑像。

蒙古国科学院授予具有突出贡献的各国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最高奖项被命名为“忽必烈汗”金质奖章。

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有元世祖祭祀宫。2015年9月，该地曾举办“元世祖忽必烈汗诞辰800周年暨帝师八思巴78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2015年9月15日，“忽必烈可汗诞生800周年”仪式按蒙古国传统风俗午时在乌兰巴托市成吉思汗广场举行。

《元史》卷4~卷17

《元史纪事本末》卷1~卷3

《多桑蒙古史》

《元书》卷5

《元史新编》卷5~6

《蒙兀儿史记》卷8《忽必烈汗本纪下》

《新元史》卷7至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