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安作璋的《汉史初探》这是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参考资料很丰富”的汉史论文集。肖黎在《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中，认为该书“为近40年来秦汉史学者个人论文集发表最早的一种，其中诸多观点常为以后的论著所引证”。

1959年，安作璋另一部学术专著《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齐鲁书社再版。

1966到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安作璋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到隔离和批斗。

1980年，安作璋因研究成果突出从讲师直接越级晋升为教授。1987年，安作璋被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

1988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先后授予安作璋“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称号。

1989年10月，安作璋应日本关西大学和学术振兴会的邀请，赴日本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日本秦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报告。他的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学识使许多日本学者为之折服，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91年，安作璋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安作璋为博士生导师。

1995年，山东省委、省政府第二次授予安作璋“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的称号。

2007年，安作璋荣获首届山东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是5位获此殊荣的著名学者之一。

2019年2月20日晚，安作璋病逝，享年93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曾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也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下限、即封建社会的开端应定在东汉末或魏晋时期，这派的观点称之为“魏晋封建论”。安作璋在1959年发表了论文《西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关于西汉社会性质的讨论》，正面回答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他认为：（一）西汉的经济基本上是属于自然经济，其所表现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商品经济虽有所发展，但不占主要地位。（二）西汉时期封建关系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它在一切生产领域特别是农业生产中，完全保持着压倒的优势；而奴隶制度则完全处于封建制度支配之下，只不过是一种过时之物被保存下来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形式而已。（三）西汉是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农民不但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担当者和国防的守卫者，而且他们还是各种主要工程的建设者。有些农民虽然自己占有一小块土地，有着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实际上则是国家的依附农民或农奴。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耕豪民之田”，以“见税十五”的地租交给地主，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生产关系。（四）西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曾导致多次的农民起义。在以后的研究中，安作璋又进一步指出了作为秦汉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秦汉封建地主阶级与西欧封建领主阶级的区别。第一，秦汉时期封建地主阶级，虽拥有土地私有权，但这种土地私有权，是从属于皇帝最高所有权的。第二，秦汉时期，虽然有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但农民的身份，还是属于封建国家的领民，并不属于私家地主所有。第三，地主阶级要维护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必须依靠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政权的保护。当然，地主阶级的构成也显示了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秦朝占统治地位的是军功地主，汉初至汉武帝以前主要是“封君”和“素封”地主，汉武帝以后至东汉则是以儒学起家、累世公卿的世族地主。安作璋的上述研究虽然仅限于秦汉时期，但却涉及到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

安作璋出版鸿篇巨著《秦汉官制史稿》（与熊铁基合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2007年齐鲁书社又出增订版），从选题到完成，历时十载，五易其稿，198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秦汉官制研究方面，安作璋利用了汉代各种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搜罗了清代考据家、注释家以及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其中的某些错误或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并对若干具体的制度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秦汉官制史稿》是迄今为止关于秦汉官制研究领域内容最为全面详赡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秦汉官制的不可逾越的奠基之作。这些论著在资料的运用上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尽可能完整地搜集传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如秦简、汉简、汉碑、汉官印、秦汉瓦当等。在学术观点上，安作璋认为，真正的丞相制存在于秦和西汉前期，秦只有国尉而没有太尉，国尉不同于后来的太尉；三公制的出现是在西汉末期，主要存在于东汉时期等。安作璋还强调东汉时期的中枢机构完全为尚书台取代，三公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对秦汉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设立及演变、职掌、属官等重要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此外，对常为人们所忽略的诸侯王国的官吏、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吏也加以论述，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考核、赏罚等这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安作璋都作了详细的探讨。《秦汉官制史稿》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项丰硕成果”，“不仅填补了断代官制史方面的空白，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它的出版在中国官制史研究的漫长过程中树立了又一块新的里程碑”。

其代表作是《班固与汉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后增订为《班固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刘邦评传》（与孟祥才合著，山东齐鲁书社1988年版，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汉光武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秦始皇帝大传》（与孟祥才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汉武帝大传》（与刘德增合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安作璋对研究历史人物的著作，考辨精审，文笔优美，资料翔实，将学术性与趣味性有机结合。

其中，桑弘羊是西汉著名的理财家，也是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和桑弘羊同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仅用几句话为他写了一个简单的传略，这就为研究桑弘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对桑弘羊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安作璋对桑弘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先是写了《论桑弘羊》一文，载于所著论文集《汉史初探》；继而又撰写了《桑弘羊》一书（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安作璋认为，桑弘羊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在他负责财政工作期间，主持制定并积极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这些政策对西汉的巩固发展，对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以后历代的财政政策，也产生过积极影响。虽然他的思想、他的财政政策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但仍不失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理财家。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其中，《刘邦评传》一书“不仅是刘邦个人的传记，而且还是一部西汉开国史”。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安作璋就和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编写过一部《山东通史》（草稿），虽然很简略粗糙，但是开了一个好头。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半途而废。1987年，《山东通史》正式被列为山东省“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从最早的山东人——沂源人，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按历史发展的阶段，共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现代各卷。该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有所创新。把纪事与志、传体结合起来，以通纪叙述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典志记叙历代典章制度。

安作璋主持重新增订了《山东通史》，首先在资料方面更加丰富，除补充正史中的有关资料外，还参考运用了大量的考古、档案、文集、笔记、日记、报刊、回忆录、访问记、家谱族谱、社会调查等方面的资料。如新发现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章丘洛庄汉墓、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以及山东各地出土的画像石等考古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墓碑和敦煌文书中有关山东士族的史料、明清家族族谱中的史料以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特别是山东中共历史资料、国民党和军阀、日伪统治时期的档案资料等。其二注意吸收山东地方史研究的新成果。如东夷人与东夷文化，大舜文化，齐鲁文化，山东古国（由原来的56个增至117个），鲁国宗法制度，孔子、孟子与鲁文化，管子与齐文化，稷下学派与百家争鸣，齐学与汉代政治，山东士族与家族文化，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古代山东与海外关系，丝绸之路（陆路、海路）的源头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帝国主义与山东近代社会，山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等。对这些问题，增订本对新学术成果都进行了吸收。如过去学界一般认为封建时代的山东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于封闭状态，而增订本则根据大量史料认为，自古以来山东就是对外开放地区，山东沿海人民是历史上最早走向海外的，如秦时移民韩国和日本，即使明代倭寇猖獗时期与清代山东沿海海禁森严时期，山东民间也从来没有中断与海外的交往。其三注意了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山东地方史的重点是古代的先秦、秦汉和近代、现代几个时期，这也是山东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几个时期。还突出了齐鲁文化、近现代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山东近代社会的变迁和山东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有山东地方特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其四开拓了山东地方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山东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与对外关系史等许多领域的研究，过去几乎是一片空白，初版的《山东通史》虽然注意了这些问题，并在各卷“典志”中都分别设有政区、职官、兵制、经济、育、科技、文学、艺术、礼俗、宗教、外事等专志。增订本有关各卷对上述专志都基本补齐，而且还有所扩展。如近代、现代卷还根据本卷的历史特点，分别增加了政党、社团、城市、警政、财政金融、交通通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志。

《济南通史》上起远古下迄当代。按时间先后顺序，共分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另附文物考古与山水园林名胜卷，共八卷。每卷大约50万字左右。在体例上参照《山东通史》的体例，根据济南的历史实际而略加变通。各卷都分为前言、综述、典志、列传、图、表六个部分，这六个部分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详略互见，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济南历史的全貌。

在《齐文化中的民主精神》（载《民主》杂志1990年第3期）一文中，安作璋对齐文化中的民主精神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齐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政治开明。如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实行变法，择君子，远小人，谨修法律而督奸吏。二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如脍炙人口的齐威王与魏惠王赛宝的故事，就充分表明齐威王求贤若渴、爱才胜宝、奋发图强的决心。三是实行“百家争鸣”的政策。如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了人才荟萃之地，儒、墨、名、法、道、阴阳，以及兵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等，所谓九流十家，应有尽有。

在《齐文化与黄老之学》（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一文中，安作璋指出，黄老之学是齐国土生土长的学派。这个把黄帝与老子结合的学派，因和原始道家有着渊源关系，而又不同于原始道家，所以学者们称为新道家。黄老之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而且还利用稷下百家争鸣的有利形势，不断吸收各家各派的思想营养来充实自己，力图建立一个以道家为主体的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

安作璋在《关于孔子的“礼”和“仁”的学说》（载《孔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一文中就孔子思想中两个最主要的组成成分——“礼”和“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安作璋认为，“礼”是殷周以来制度的集中表现，如何对待“礼”，这是评价孔子思想的一个关键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由此可知，孔子认为，对传统的礼可以继承，但更重要的是要批判改造，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孔子所提倡的“礼”，至少和过去有三点不同：一是孔子给了“礼”新的解释。孔子反对把“礼”只当作一种形式，他所注意的乃是“礼”的精神实质。孔子所说的“礼”，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使劳动人民服从统治者的支配，并不是一种空空洞洞的仪式。孔子还以“礼”来反对奴隶主对人民过重的剥削和压迫，批评鲁国贵族季氏“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这在当时是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具有积极意义。二是孔子把过去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礼”下放到庶人之中了。孔子把庶民的身份提高到能接受“礼”的规范，这不能不说是对殷周以来的“礼”所作的一个重大的修改，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旧框框，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摆脱“苛政”压迫的愿望。三是孔子给“礼”加进了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仁”学。有了“仁”作为基本内容的“礼”，就使旧礼大为改观。孔子在《论语》里提到“仁”的地方很多，“仁”是做人的最高道德标准。对于怎样才算一个仁者，照孔子的说法就是“爱人”。孔子第一个发现了“仁”，承认劳动者也是“人”，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这在当时处于奴隶地位的劳动人民是有利的，对正在成长的地主阶级也是适用的。

在《孔子与鲁文化》（载香港《广角镜》第229期，1991年10月16日）一文中，安作璋认为，孔子自幼受“礼仪之邦”的鲁文化的熏陶，孔子思想及其创建的儒学是在鲁国文化土壤上产生的。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对鲁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孔子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巨人。他的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一份珍贵遗产，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在《汉代山东儒学》（载《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中，安作璋指出，山东是儒家的发祥地，从春秋时代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起，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学派就建立起来了。孔子死后，儒家学派继续发展，战国时代，山东的孟派儒学与墨家并称显学。西汉初年，“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更适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朝廷虽也立儒学博士，承认儒学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但实际上指导政治的则是黄老之学。汉武帝时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两汉是山东儒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西汉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以外，传《尚书》的伏胜、传《易》的田何、传《诗》的申公、辕固生、传《礼》的高堂生、传《公羊春秋》的胡母生都是齐鲁的大儒。《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有27人，山东儒生占了17人。可见山东儒学之盛。这也反映了两汉山东地区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在《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与刘德增合作，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一文中，安作璋认为，两汉博士见于史书记载而有籍贯可考者约百余人，其中齐鲁籍的博士即占半数。齐学与鲁学是两汉儒学的主体，左右着两汉儒学发展的方向，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齐鲁博士。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归功于齐鲁博士。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仕途几为儒家垄断。齐鲁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在内政和外交等重大政治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了比较全面地研究齐鲁文化，安作璋主编了多卷本的《齐鲁文化通史》（与王志民合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2006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齐鲁文化通史》是一部大型的地域文化通史，它既汇集和吸取了近50年来学术界研究齐鲁文化的成果，又突出了学术的创新性，并填补了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是齐鲁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该书资料翔实、内容厚重，不仅从思想文化上，而且从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领域研究齐鲁文化在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及发展演变，既展现了齐鲁文化自身的特点，也兼顾到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动关系。全书体例统一，又兼具个性和特色，是全面了解、认识及研究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

在中国通史的编写方面安作璋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第一部通史成果是《中国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记事上起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实可靠，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具有名副其实的通史特点。它自1986年出版后，已再版多次，印刷近20次。1988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审定，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在专门史的研究方面安作璋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对中国运河文化进行研究总结的集大成之作，它规模宏大、结构完备、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2002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华杂技艺术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大型杂技艺术通史巨著，也是一项中华杂技艺术的优秀研究成果，填补了杂技艺术研究的空白，2015年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中国史料学方面，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科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为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编写的一部教材，它在吸收前人史料学著作长处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体系、结构到内容、方法都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被学术界评价为“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堪称目前我国史学界最完整、系统和具有体系性的史料学著作”。2006年被列入“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原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刘德龙：

卜宪群、靳宝：安作璋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蜚声中外，在史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构建了以秦汉史研究为中心，涉及中国通史、历史文献学、地方史、运河史等多领域、系统化的研究体系。他跨越新旧两个时代，深受乾嘉考据务实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实际相结合的治史原则;始终坚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治史理念;始终坚持业精于勤和持之以恒的治史态度;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治史宗旨，展现了老一代学者的治史路径与求真致用的史学精神。

晋文：安师作璋先生是当世著称的历史学家。他在古史研究特别是秦汉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取得了丰硕成果。先生迄今已出版著作 20余部，包括专著、合著、论文集、教材、资料汇 编等，并在《光明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而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的刻苦钻研和勤奋。

“三勤”是安作璋做学问和教书一直坚持的态度，他曾和学生说：“在史学研究方面，我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业精于勤’四个字，即眼勤、脑勤、手勤，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安作璋本人就是“三勤”的典范。年轻时，他便翻烂了好几套《史记》《汉书》等，后来年纪渐长，他仍极少在午夜之前休息，每到夜深人静时，他依然在落笔翻书搞研究。

安作璋认为，治史贵在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他说：“所谓渊博，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但对其所学的专业和研究方向来说，不但要精通，还要扩而大之，凡是与研究方向有关的知识都应该通晓。同时，我们又可以把知识划在一定的范围或领域内，即变无限为有限，然后再用有限的时间去探索有限的知识，这里所谓有限的知识，就是‘专’的问题。”

“道德学问”是安作璋自己的理想追求，也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给学生讲：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两个问题，无论干哪一行，从事何种职业，都离不开做人这个前提条件和根本问题。他把传统道德总结为“孝、忠、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其中“孝”则居于首位。他经常教导子女和学生说：“交朋友要首先看他对自己父母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肯定不会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父亲：安景参，清末秀才，曾就读于山东师范学堂本科博物部。

妻子：陈有今

《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史集》《秦始皇帝大传》（合著）、《刘邦评传》（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合著）、《汉光武帝大传》（合著）《公主传》等，其中6部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史简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秦汉史》（合著）、《山东通史》（600多万字）、《齐鲁文化通史》（合编，350万字）、《济南通史》（300多万字）、《中国运河文化史》（195万字）、《经世大典》、《中国通史·秦汉卷》（合作）、《中国吏部研究》《治国方略丛书》（5册）、《郑玄集》（上下册）、《郝懿行集》（7册）、《山左名贤遗书》（20种）等。

2021年4月17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齐鲁文化研究院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安作璋先生纪念座谈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举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唐洲雁、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岳庆平，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山东人民出版社等20余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

2021年4月17日，“安作璋先生藏书捐赠暨安作璋藏书室启用仪式”在山东师范大学长清湖校区图书馆师大文库举行。安作璋家人及来自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北京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仪式。安作璋藏书室共收藏其一生收集使用的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图书、审校样书、博士论文共计3282册，保存卷期较为完整的历史专业方面的期刊21种2028册。其中包括安作璋珍藏的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及友人的珍贵签名赠书419册，1956—2018年出版的重要历史专业期刊12种171册，属于图书馆缺藏期刊，弥补和完善了图书馆相关重要期刊的的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