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终战到去世之前的数年中，宫本百合子为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她，以划时代的评论《歌哟，响起来吧》宣告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诞生；正是她，参与创建了民主主义的文学统一战线——新日本文学会；也正是她，以无比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创作出《知风草》《播州平野》等优秀作品，为民主主义文学树立了典范。 宫本曾在其处女作《贫穷的人们》的序言中说：“冲破种种困难勇敢地往前走，一直走到倒下去为止，这种勇气是非常伟大的，是可敬的。”宫本百合子本人便是不乏这种勇气的人。

百合子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2月13日出生于东京小石川。父亲中条精一郎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他是参与当时重点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督的著名建筑家。他具有自由豁达的性格，是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也是明治时代典型的成功实业家。母亲是华族女子学校毕业的才女，除了知识和教养外，还具备艺术休养。百合子是中条家的次女，她就是在这种既富贵又有教养的上流家庭里成长的。她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从本乡诚之小学毕业后进入御茶水女子学校，当时13岁。在这年暑假写过一篇小说（处女作），遗憾的是因原稿丢失，失去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在御茶水女子学校时期（14～15岁左右），她贪婪地阅读日本的古典、近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并着手日本古典文学的现代语翻译。女子学校四年级时她热衷于俄国文学，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深深吸引住了。她在后期写过很多对作家的评论，其中对高尔基的评论是她怀着深厚的敬爱之情写的。在她读书生活中，不论量或质，她的水平远远超出了十几岁少女所能达到的程度。

百合子的祖母住在福岛县的乡村,她从小就每个假期都到农村的祖母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生活.1916年(大正五年)在上女子学校五年级时,她把在农村祖母家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印象进行整理,写出了一部题为的小说.写完后她对该小说进一步加以修改,改题目为《贫穷的人们》，并请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作家坪内消遥过目。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我”看到农民的悲惨生活，受到震惊，感到痛心。“我”感到不能再不关心这些贫穷的农民。从年轻人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出发，“我”要道农民中去，去接近他们，甚至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但事情不那么简单，“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和贫穷的人们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慈善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这一切引起她深思，使她探求真实。于是主人公开始批判自己的生活，有了革新的觉醒。作者以鲜明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切。坪内消遥大为感动，立即去找《中央公论》的主编，当场决定刊登。这样就出现了天才少女作家宫本百合子。 1916年9月19日的《读卖新闻》登载了文坛巨人里见的文章。他写道：“这里（指百合子的小说）包含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品格，如对爱和善的执着，对邪恶的憎恨，以及面对自然的虔诚之心和探求真实的深思等等。不仅对人与人之间，而且对于艺术也是很有益的。这位作者的前途实在值得人们注目。”在同年的《新社会》杂志10月号上，文艺评论家?利彦写道：“不用说17岁的少女，即使出自于30岁男子的作品，就其思维方法及笔法，也足以使我们敬佩之至。”具有即使30岁男性作家也难以达到的水平，被这位17岁的少女轻松地完成了，人们怎能不为之惊讶和感叹。她的处女作《贫穷的人们》成为预示她此后的人生方向的象征性作品。她的作品另一个特点是，将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结合起来，以旺盛的精力从事写作。在她1951年逝世后出版的全集里，收入了84篇小说、697篇评论和散文等，由此可见，其丰富的文艺评论活动也是与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方面之一。

1917年（大正六年）她19岁时，在《中央公论》1月号上发表了小说《阳光灿烂》，在8月号上发表了《宫田神宫》。同年5月，玄文出版社出版了《贫穷的人们》单行本。这年她从女子学校毕业，入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但她只上了一学期便退学，正式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1918年（大正七年），小说《一个萌芽》刊登在当时有名的杂志《新日本》1月号上，《富饶的土地》刊登在《中央公论》1月号上，《东京新闻》的1月5～17日连载了小说《三郎爷》。百合子虽然受到新闻界和文坛的热切关注，但她和所谓的文坛几乎没有过什么交流。1918年她20岁时，为了描写濒临种族灭亡的阿伊努族的命运去了北海道，花了将近半年时间，走访了各处的阿伊努村落，完成了第一部《乘风而来的倭人神》的小说，但因9月份随父亲去美国未能及时发表。

这样她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文学活动远远超出了新闻界所预料的。作品从她取之不尽的才智中涌现出来。21岁时她和旅美时相识的语言学者荒木茂结婚，婚后5年即1924年夏，因关系破裂而离婚。同年，《改造》杂志从9月号开始连载她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伸子》。《改造》当时以知识阶层为对象的一流月刊。她作品发表的园地均相当权威，有《中央公论》《改造》《文艺春秋》《新潮》《太阳》《妇人公论》《文艺》《周刊朝日》等著名杂志，加上战后的《新日本文学》《近代文学》等，全是以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文艺评论家为读者对象的权威杂志。1928年（昭和三年）她和亲友汤浅芳子去苏联，实现了与崇敬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会见。1930年从苏联回国，12月她加入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会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1930年（昭和六年）她33岁时迎来了人生的转折。这年秋天，她与宫本显治相遇，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

1932年2月，她与宫本显治结婚，在婚后不久的4月份，宫本百合子被捕，被警察拘留81天，宫本显治则转入地下工作。此后百合子多次被捕入狱。丈夫显治于1933年12月26日被捕入狱，在北海道的最北端，寒冷的网走刑务所度过了12年，直至战败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才出狱。在宫本显治被捕的同年3月15日，小林多喜二被捕，在东京筑地警察署遭到了灭绝人性的严刑拷打后惨遭杀害。百合子到小林家吊唁，警察闯进小林家，把吊唁的人抓起来带到拘留所，但因人数太多，无法收容，不得不都放了。百合子也被抓了去，但又被放回。

从中日战争开始，国家权力机构越来越加强了思想管制。不仅对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言行，都进行了彻底的干涉和压制。1948年3月，政府为了加强总体战体制，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甚至对饮食、服装等日常生活的细节也进行了干涉和管制。

百合子利用被捕、拘留、审讯、入狱的间隙，以及因父亲去世和自己患病等的假释机会。精力充沛地坚持写作，这段时间写作的主要是文艺评论、社会评论、纪行文、散文等。百合子在后期写道：“从1932年到1945年的13年牢狱生活，尽管我是用奴隶的语言写作并发表，实际上间断拼凑的时间，累积起来才3年零9个月。”（见《宫本百合子选集》第四卷后记）残酷的审讯、肮脏的监狱生活逐渐损害了她的健康。1942年7月，在酷热的坚牢里，宫本百合子因中暑而昏倒，生命垂危。这成为她致命的体弱多病的原因。她的健康已经无法恢复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政治犯被释放。宫本显治也从网走刑务所出狱回到了东京。百合子来不及恢复多病的身体，便与丈夫宫本显治一起以日本共产党员的身份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她在积极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文艺评论启蒙运动的同时，着手进行小说创作，于1946年完成了她代表作、长篇小说《播州平野》和《知风草》，并在杂志上连载发表。这两部作品描写日本战后的生活，抨击专制政治和侵略战争。于第二年出版单行本，并于1947年获每日出版文化奖。但由于过于劳累，她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险些失明。

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创作活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加快了速度，于1948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路标》《女鞋印》《两个院子》、及文艺评论集《女性的历史》等。描写知识妇女逐步提高觉悟，倾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医生终于发出了绝对安静和限制会面的劝告。尽管如此，她在病床上仍坚持写作并出版了小说、文艺评论和纪行文的那，又时还从病床上爬起来，参加群众集会，向群众进行争取和平的演说。1951年1月20日，正在带病坚持写作的宫本百合子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享年53岁。

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自幼酷爱文学，深受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以及日本白桦派作家的影响，培养和激发了她的正义感和社会理想。她每年必去福岛县安积郡桑野村开成山的祖母家，1916年根据历年度假时的见闻，创作了描写农民贫困生活的小说《贫穷的人们》，经坪内逍遥推荐给泷田樗荫，发表于《中央公论》九月号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不久退学，专事写作。

宫本的创作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916年发表《贫穷的人们》后至1918年渡航美国的前后3年。先后发表了《宫田神官》（1917）、《一根幼芽》（1918）、《三郎爷》（1918）等作品，此时属于人道主义新进作家，作品表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时期为1918年美国游学至1927年与好友汤浅芳子共赴苏联的前后10年。1918年，随父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旁听，结识波斯语研究家荒木茂，翌年10月成婚，不久即先行回国，荒木茂则于次年毕业回国。其父母对这桩婚事不甚满意再加上夫妻双方在年龄、阅历、气质上存在诸多差异，几经波折，经过5年的痛苦生活，1924年离异。随即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伸子》（1926）。此外，还有短篇小说《帆》（1927）、《一朵花》（1927）等。这个时期，她打破了“父母的家”及“丈夫的家”两个家的束缚，完成了作为作家的自立。

第三时期为1927年前往苏联至1933年整整6年。其在苏联前后共逗留3年，会见M.高尔基以及国际知名的日本早期革命家片山潜等人，还曾前往维也纳、柏林、巴黎、伦敦等地旅行。此次游历，加深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区别的认识，对其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发表了一些纪实文学，有《莫斯科印象记》（1928）、《伦敦1929》（1930）等。1930年回国后即加入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次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32年与宫本显治结婚。随即左翼文化运动受到大镇压，其两次被捕，但是在斗争中逐渐成长为同盟的领导者。这个时期她走上了无产阶级作家的道路，小说有《1932年的春天》（1933）及续篇《时时刻刻》（1951）。

第四时期为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前后12年。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3次被捕，身体状况不佳，在巢鸭拘留所里中暑晕倒后对健康造成了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晚年。主要作品有小说《小祝的一家》（1934）、《乳房》（1935）、《杉垣》（1939）、《广场》（1940）、《面影》（1940）、《三月的第四个星期日》（1940）等，评论《越冬的蓓蕾》（1934）、《本年度的资产阶级文学动向》（1934）及长篇评论《妇女与文学》（1939～1940）等，这些意味着其作为无产阶级小说家的成熟与稳定。

第五时期为1945～1951年因病去世前的7年。1945年末与中野重治、藏原惟人等组织成立新日本文学会，与女作家佐多稻子筹备妇女民主俱乐部，主编《妇女新闻》，活跃在战后民主主义的前头。这个时期发表的《播州平野》（1946～1947）是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新起点的标志。此后发表的《知风草》（1946）、《两个庭院》（1947）和《路标》（1947～1950）为战后日本小说历史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其本人也是战后几年间日本文坛的巨星。

她的作品大多情节曲折，结构谨严，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生动、细腻。无论是在自己的信念还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所表现的无与伦比的纯度以及毫不妥协的精神，无疑出自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但也可以从侧面窥见明治时代的女性气质，即顽强和视死如归，她是出现在日本黎明时期真正杰出的女性。我国曾翻译出版《宫本百合子选集》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