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至1951年哈佛大学副教授，1954至1961年历史学教授；

1961年至1963年美国总统特别助理；

1966至1995年纽约城市大学施韦策尔人文学科教授；

1981至1984年美国艺术赞文学学会主席，1985至1988年任会长；

2000年被授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助爵士；

1940年与玛丽安·坎农结婚（生有二子、二女，1970年离婚）；

1971年与亚历山德拉·埃米特结婚（生有一子，还有一个继子）；

2007年2月28日晚因心脏病在美国曼哈顿去世，终年90岁。

小阿瑟施莱辛格是一位参与创造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不仅是研究总统的美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写了关于至少两位白宫主人—安德鲁·杰克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权威著作，而且实际上也在一位总统的身边工作过。

从外表看，他是典型的学者形象，打着整洁的蝴蝶领结，戴粉角质架眼镜，整天呆在书堆里（他一生至少写了20本书），然而骨子里他却对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

他的第一项文学成是在1945年创造的，当时年仅27岁的他写出了《杰克逊时代》—现在仍是研究人称“老胡桃木”的第7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学生必读书。这本书使施莱辛格荣获普利策奖（后来他再次获得该奖），尽管这位历史学家后来承认，当时他对杰克逊野蛮对待美国印第安人的问题关注得太少。10多年后，他又写作出了权威的3卷本史学著作《罗斯福时代》（1957-1960）。这部作品不仅获得大量奖项，而且还表明那时施莱辛格已经成为一名政治活动家。

1947年，他帮助创建自由派压力集团“美国民主行动”，并在两年后出版了战后自由派宜言《至关重要的中心:自由之政治》。到1952年.他已成为阿德莱·史蒂文森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的演说辞撰稿人（史蒂文森共参加了两次总统竞选，但均告失败）。尔后，他投靠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崭露头角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在1960年的总统竟选中获胜，施莱辛格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当时他写了一本书《肯尼迪还是尼克松:这会有什么关系吗？》。

由于未能在林登·约翰逊手下扮演这种角色，施莱辛格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两个月后离开了白宫，着手撰写他十分熟悉的肯尼迪政府历史。这就是使他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1965）—尽管戈尔·维达尔对这本书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一本“政治小说”。一些人抱怨说，书中回避了肯尼迪玩弄女性的问题。但是施莱辛格驳斥了这种指贵，说“在我的经历中，他对女人的关注—除了在楠圆形办公室里爬来爬去的女儿卡罗琳—从未影响他处理公务”。

从华盛顿搬到曼哈顿后，施莱辛格惊人的文学创作力丝毫未减，他还忙里愉闲地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并无数次地在电视上露面。1973年.他的新书《帝王式总统》给政治词典增添了一个新词—当年出这本书是要对尼克松空前的大权在握提出异议—在乔治·w.布什时期，这个词已具有了新的涵义。

5年后，《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面世，这本研究另一个肯尼迪的著作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在书中，他敏锐地抓住了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约翰·肯尼迪是个“聪明地装扮成浪漫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者，罗伯特·肯尼迪则是个固执地装扮成现实主义者的浪漫主义者”。施莱辛格参加了1968年罗伯特.F.肯尼迪短暂且带有悲剧色彩的总统竞选活动，同样他也在1980年特迪·肯尼迪失败的总统竞选中助了一臂之力。

他一直坚持写作、参加社交和参与辩论，差不多直到生命的终点。2004年，86岁高龄的他出版了《战争与美国总统》一书，对于有关预防性战争的布什主义以及“一团糟”的入侵伊拉克行动都提出了强烈批评。

（金进龙译自The Independent Mar. 2,2007）

与一般学者的超然、清高不同，施莱辛格热衷于政治，借此实践他的自由主义理想。1947年他首次涉入政坛，与罗斯福夫人埃利诺·罗斯福、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哈佛经济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思等共同创办了著名的自由派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1952年和1956年他两度向哈佛告假，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德莱·史蒂文森充当顾问兼演讲稿写手。史蒂文森两次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60年施莱辛格改为约翰·肯尼迪助选。

施莱辛格和肯尼迪不仅同龄，而且都毕业于哈佛。就在施莱辛格首获普利策奖、当上哈佛助教的那一年，肯尼迪也刚刚当选众议员。肯尼迪的小弟、现任参议员的爱德华·肯尼迪回忆说“：我哥哥杰克（约翰的昵称）从史蒂文森那里继承了阿瑟·施莱辛格，此后近半个世纪中，他成为我们家一个很受喜爱的成员阿瑟的书《选肯尼迪或尼克松真的有区别？》（对肯尼迪的竞选）起了很大作用—或许是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他，杰克不可能提出‘新边疆’理论。”

1961年1月9日，即将就职的肯尼迪亲自到施莱辛格家中，请他出任自己的特别助理。施莱辛格慨然应允，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无法拒绝的邀请—去目睹决策的制定过程”。

施莱辛格与同样执教哈佛的加尔布雷思等一班知识精英共同组成白宫智囊团，他经常被称作肯尼迪的“宫廷学者”或“宫廷史官”，尽管并未进入真正的核心圈子。当时有助理问肯尼迪：请施莱辛格来，是不是想让他为“本朝”修史。肯尼迪说：这个我会自己写，“但阿瑟大概也会写他自己的书，而让他来白宫亲眼看实际发生的事，比让他从《纽约时报》或《时代》间接了解对我们更有利”。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在继任者约翰逊手下无事可做的施莱辛格于1964年1月辞职重返学术界。他根据自己的白宫经历写下了《一千天：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一书，1966年再获普利策奖（传记类作品）和美国国家图书奖。1966年他被纽约城市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干到1995年退休。

小施莱辛格的名字在欧美学术界可谓无人不知。他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与萨缪尔·亨廷顿在政治学，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地位相当，都是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但就他们对整个知识界曾有过的影响而言，施氏的地位可能更高一些。在七十年代对美国专业人士进行的一次调查中，施氏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美国二十名知识分子之一。他与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有着共同的背景：都曾受教并执教于哈佛，同时也出任过政府顾问的要职。不过，他比后两人年长十岁（施氏生于1917，亨氏和布氏分别生于1927和1928），因此成名也更早。由于受其父、美国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阿瑟·施莱辛格的影响，小施莱辛格从小酷爱历史，21岁从哈佛本科毕业，旋即赴笈剑桥攻读研究生，但一年后就返回美国成为一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投身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1945年出版了处女作《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这本被誉为“二战后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次年没有博士头衔的施氏破例被哈佛聘为副教授。当时其父也在哈佛执教，因此留下父子同为哈佛历史系教授的佳话。八年后，他晋升为正教授，此时基辛格、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这些70年代的名流则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施氏一生著作等身，其中《罗斯福时代》(1958-1960)、《一千天——肯尼迪在白宫》（1965，三联有中译本）、《美国历史的周期》（1985）等著作多次获得普利策、全国图书等图书大奖。与相当一部分哈佛教授一样，施莱辛格并不满足于书斋生活，一直与政治保持密切的联系。1961年他与几位哈佛精英一起成为年轻的肯尼迪总统的幕僚，他本人担任总统特别助理这一要职长达四年，为此放弃了自己在哈佛的终身教职。六十年代后期，他曾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并肩游行。但就是这样一位当年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今天却开始对民权运动在美国文化中造成的结果——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表示深深的怀疑和忧虑。

在其最新著作《美国正在丧失统一》（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1992）中，施莱辛格一再强调，以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族性迷信（the cult of ethnicity）和制度化的双语教学（institutionalized bilingualism）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正在侵蚀美国人的立国之本：那镌刻在美国国徽上的合众而一（E Pluribus Unum）的理想。所谓非洲中心论，是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世界史观。它的基本看法是，人类历史的发祥地在非洲，黑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书上所写的关于古希腊的辉煌文明，诸如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想与法律观念，都是古希腊人从黑人那里偷来的。换言之，现行的“欧洲中心”史观是欧洲白人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有意编造的一套神话，应当予以推翻，并重建非洲黑人为中心的世界史观。因此，必须用这种新的史观来重修美国大中学校的历史课本，改造原有历史课程的设置。在非洲中心论者看来，这种改造课程的努力是增强美国黑人自信心，提高美国黑人地位的重要举措。正如一位黑人学者所云，“拯救和重建黑人的历史是拯救和振兴黑人人格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对非洲中心论的详细评论可参见已故沈宗美教授的论文：“作为一种世界史观的非洲中心论”，《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非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不能说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但是它太情绪化了，缺少起码的史料基础。对此，施莱辛格首先根据专家的考证，指出“非洲中心说”是以极不充分史料和牵强附会的解说为基础。其次，这种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来曲解历史的方法，根本达不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增强黑人自豪感的目的，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黑人从未认同过非洲的文化，也不关心非洲。通过指出一系列受过西方教育的美国及世界上的黑人领袖人物，他试图说明，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现代西方人文教育并不妨碍培养出伟大的黑人。同样，犹太裔和亚洲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出色的表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学了什么“犹太中心论”或“亚洲中心论”的课程。因此，“非洲中心论”对黑人的成长有害无益。他借用一位黑人专栏作家的话说，“非洲中心论”的教育只会使黑人孩子“在一个他们必须参与竞争的文化中处于劣势”。

在施莱辛格看来，“非洲中心论”只是族性迷信的典型发展，要彻底清算之，就要打破族性神话。族性迷信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只有本族人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认识本族。因此，大学所开设的族性理论和历史的课程，只有具有同一族裔背景的教授才有姿格讲授，推而广之，便有了只有女性才能讲授妇女课程，只有同性恋者才能进行有关同性恋研究的奇谈怪论。族性迷信不仅表现在课程上，而且也波及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对族性的迷信使学生相信，他只有与自己的同胞才可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于是，美国大学校园“象贝鲁特那样分裂成各种文化飞地”。曾经在一个半世纪前开美国黑白学生同校上学风气之先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今天成为分裂的典型：亚裔，犹太人，拉美裔和黑人，生活在不同的宿舍，甚至同性恋者也按族裔分成不同的团体，结果，“奥伯林学生的思、学、行、居完全分开”，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普遍性。

对于这一分裂的图景，施莱辛格痛心疾首。“族性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加强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可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族性认同的重要标志是语言。多少年来，美国不断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来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及其子女普及英语，英语教学成为使移民“美国化”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一些多元文化论者却认为强迫移民孩子学习英语，放弃母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为此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借助1968年《双语教育法》，开始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 movement），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这里主要指拉美移民）提供用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于是，西班牙语几乎成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在施莱辛格看来，这种作法不仅使移民后代缺乏进入主流社会所需要的语言技能，而且“滋长了自我封闭，并由此滋生了种族对立”。因此，“帮助我们的学生流利地使用主流语言，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与能力而非剥夺”。施氏指出，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同质民族所必需的纽带，而制度化的双语运动则是对这一理想的威助。

该理论认为，每隔25～30年，美国的主流政治经济观念就会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完成一次转换，从而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意识形态周期。在整个周期的初始阶段，新的思维方式就像一股新鲜的微风，吹曾经横行一时的信念。按照格勒善法则，这股微风也会不可避免地停下脚步，化为沉静，而领导者则囿于旧有的陈规陋习。自由主义占据主导的意识周期易于陷入权力的 腐败，而保守主义周期则导致对金钱的贪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