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人民在失败面前无所畏惧，并已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与敌人血战到底。因此，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工人的协助，国民自卫军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他们认为那是属于他们的资产，因为购买这些大炮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家发行的公债）搬离了德军必经之路，把它们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其中一个主要的大炮公园就在蒙马特高地。

阿道夫·梯也尔，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首脑，意识到在这种不稳定形势下，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另外，他还担心工人们会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激怒德国人。国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它在镇压了巴黎人民的两次武装起义后，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过了很短时间便马上撤离了。但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还在继续。政府都已离开巴黎去了凡尔赛一个在德军保护之下的避风港。结果在他们回去之前的那段时间，法国首都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由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姿态，权威也稳定地增长，政府感到不能无限期地允许它自由支配那400多门大炮。于是，作为第一步，在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正规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高地及全城其他地方的大炮。当日凌晨，梯也尔政府军占领了蒙马特高地的国民自卫军停炮场，并抢走了全部大炮。附近的国民自卫军及居民包括许多妇女、儿童拥上蒙马特高地，同政府军士兵发生冲突，并将其击溃。

士气低落的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梯也尔的命令，反而与国民自卫军和当地居民亲如兄弟。蒙马特的将军，Claude Martin Lecomte，被人从马上拉了下来，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曾命令士兵们向国民自卫军和市民人群开枪，于是被枪毙，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从附近抓来的一名共和国老兵Thomas将军，由于他曾担任过国民自卫军的前任指挥官而为人所痛恨。

随后，巴黎市区内的武装起义迅速展开，并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指挥下同政府军展开巷战。战斗至夜间，国民自卫军占领市政厅并掌握巴黎全城。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叛乱迅速扩大，政府首脑梯也尔向所有还服从命令的正规军，警察以及各级行政人员和专家们下达了立即撤退令。他自己抢在别人前面先逃到了凡尔赛。梯也尔吹嘘他已经考虑这一策略（从巴黎撤退以粉碎后面的人民）很长时间了，是他在反思1848年欧洲革命时得出的经验，但很有可能这只是他在惊慌失措中所做的决定。没有证据表明政府曾经预见到或者为开始的危机做过任何计划。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巴黎唯一有效的政府：它组织了于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

公社的92名成员（确切地说是公社议会）很高比例是技术工人和一些专家（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希望恢复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派。

社会主义革命布朗基组织的前任领导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并未就任，因为他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活动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大主教Mgr Darboy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巴黎公社于3月28日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脱离联系。

公社部队，也就是国民自卫队，4月2日和常规军的凡尔赛军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但双方也都不想谈判。公社刽子手加利费侯爵，后曾在世纪之交担任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政府的战争部长（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一起），是梯也尔领导下指挥反击的将军之一。

邻近库尔贝瓦（Courbevoie）的市郊被政府军于4月2日攻陷，而一次推迟了的公社自己的武装对凡尔赛的远征企图也于4月3日失败了。抵抗与求生变成了首要的考虑，公社领导层作了坚定的努力，要把国民自卫军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巴黎的外国政治避难者和流亡者团体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波兰前军官和民族主义者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成为公社最好的将军。

议会完全支持国际主义，为了表示这种兄弟般的情谊，公社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凯旋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于是将其拉倒。

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并传递了支持信息。但所有从其他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和他在凡尔赛的内阁设法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并且在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态度。纳博讷、利摩日和马赛的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对手是装订商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个随军记者欧仁·瓦尔兰，以及其他中立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模仿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同名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之大并且毫不留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效。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他们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军赶回了城里。当年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在停战后没有离开巴黎的市民们的欢迎。据说有一位工程师（他经常为梯也尔政府当间谍）发现城门无人管理，于是把这一情报通知了凡尔赛军。

很强的本地忠诚度在过去曾是公社的一个有利因素，却变成了某种不利：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曾经在过去的巴黎革命中使整个街区几乎坚不可摧的狭窄小巷组成的网络，当时已在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改造中变成了宽广的大道。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奥斯曼男爵改造出的那些宽阔的广场和大街，才是他们被抵抗力量的枪炮所阻挡的地带。

在进攻中，政府军应当为对国民自卫军和平民的大屠杀负责：曾经拿过枪的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

公社曾经于1871年4月5日颁布过一个“人质法令”，按照该法令，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第5条更进一步指出，任何被凡尔赛军处决的战俘或巴黎公社正规政府的游击队员，都将导致三倍的人质被处决。但这一法令实际并没有执行。巴黎公社曾经数次试图用巴黎总主教乔治·达尔博伊来交换布朗基，但都被阿道夫·梯也尔断然拒绝，他的私人秘书巴塞洛缪·圣-希莱尔（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宣称：“活该他们倒霉。”（tant pis pour eux！）公社也做过其他谈判尝试，提议以它控制的全部74名人质来交换布朗基，但也都失败了。

5月21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起总攻，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在巴黎公社与凡尔赛军队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俾斯麦同意梯也尔政府军队通过普军阵地，从北面闯入巴黎，令公社腹背受敌。

凡尔赛军队在巴黎市内大肆杀戮巴黎公社社员，一时间，大街小巷枪声四起、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大量公社战士被抓捕。

张德彝在凡尔赛第一次见到了被抓获的公社人员两万多人，他以为这些人不过是受到胁迫的穷民，并无太大罪过，又想到他们不久就会受刑，心里不禁难过。事实的确如此，在凡尔赛，“国防政府”设置了23个军事法庭“审判”巴黎公社社员，大约1.3万人被判刑，7000多人被流放，近5000人被监禁。

流血周中，鲍狄埃右手残废，仍坚持战斗，为保卫公社一直战斗到“流血周”的最后一天。

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共和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1848年，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经用红旗以及装饰有红色绶带的三色旗来作为自己的标识，以区别于政治立场中立的共和分子，正如这些中立的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吉伦特派在1789年革命期间所做的那样。

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得不错；它也能够在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的内容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长期的以及高度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时间短暂（公社只存在了72天），只有一部分法令真正得到了实行。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1880至1881年费里法案（Jules Ferry laws）和1905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教堂。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教堂成为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情境主义运动在它的建筑主张中不会忘记这一表述。其他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它使将来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向所有人免费开放。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了1789年和1848年的政治主张。这样，纳塔莉·佩琳·勒梅尔（Nathanie Le Mel），一个社会主义的装订工人和Elisabeth Dmitrieff，一个年轻的俄罗斯被放逐者和卡尔·马克思的伙伴于1871年4月11日创建了“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鉴于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联盟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抑制合法妻子与情妇间的区别，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区别，废除妓女——她们实现了关闭“maisons de tolérance”（合法的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著名人物如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后来被送到新喀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妇女营在镇压期间保卫了Place Blanche。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都非常之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他们不是“代表”，而是委任的，理论上来说，随时可以被选举人取消资格）像提出那些立法的法令一样提出一系列行政的和军事的法令。大量围城期间在各街区（quartiers）为满足社区需要（小卖部，急救站）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继续兴旺并与公社紧密合作。

同时，这些地方议会通常也在当地工人的领导之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不管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公社的这些成员们是更加激进的革命者。革命倾向表现为蒲鲁东主义——一种偏中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形式——成分混杂了国际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巴黎公社一直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歌颂，部分原因也是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工人控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

《国际歌》（法文：L'Internationale）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世界上最被广泛传唱的歌曲之一。原文（法语）的歌词由欧仁·鲍狄埃在巴黎公社运动后的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皮埃尔·狄盖特于1888年为其谱曲。这首歌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手握拳致意。

《国际歌》不仅仅被共产主义者所传唱，而且在很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中也广泛流传，曾经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共产国际的会歌并不是《国际歌》。

【法】欧仁·鲍狄埃词 【法】皮埃尔·狄盖特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副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巴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主要有：

巴黎公社的上述经济措施，对于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是极为有利的。当然，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这些措施实行的时间也不长，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些措施，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它们的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另外，也应该看到，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还是有不少欠缺和失误，其中最为严重的错误在于没有对法兰西银行加以没收，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公社自身的财政困难，反而让凡尔赛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力支持，用来对公社进行反扑，从而导致了公社的失败。

公社成立后，即采取了使劳动人民彻底获得解放的重大政治措施，改革国民教育即其中之一。3月29日公社成立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着手改革教育。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免费普及世俗教育的法律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调整后的委员会由第一国际成员工程师医生——瓦扬主持工作由于公社存在的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发布一个正式阐明它的教育方针的纲领性文件，但公社委员会在接见群众性组织新教育社的代表们时，就新教育社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按照科学的原则办教育和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等主张，明确表示公社完全赞同本着这种精神对国民教育进行根本改革。

教会势力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支柱，是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当时，法国的学校均操纵在天主教会手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公社于4月2日发布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命令，逐步接管学校，使教育世俗化。这一措施遭到教士们的坚决反对。他们拒不交出学校，后在武力威胁下，才离开学校。接着，公社清除了学校中的宗教崇拜物品。规定学校用“自由，平等，博爱，正义，共和国”等口号代替一切宗教性的题词，取消教义问答课和赞美诗课，用世俗教师代替教士教师。巴黎公社力图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使教育成为每个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权利，这成为家长、监护人及社会的义务，并强调教育事业应该由国家来办理。

公社希望对下一代进行“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的完整的教育就是向下一代教授人人所必需的知识，使他们成为“能够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不仅能用手工作而且能用脑思考”的完人。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具有一种用以谋生的好手艺，把他们理性地引导到劳动的道路上去。为此目的，巴黎公社号召凡愿意传艺的、年龄在40岁以上的工人，到各区政府登记。并且号召现代语、科学、绘画、历史等学科的教师，给这种新型的教学以帮助，搞好劳动教育。公社十分关注下一代的品德教育，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为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好公民”。此外，还要教育年纪小的公社社员像他们父辈一样忠诚勇敢和憎恨压迫。

1871年，巴黎大多数教师年薪只有700到850法郎，教师助手只有400到550法郎。女教师更差，不超过650法郎；助手只有350到400法郎。公社注意到教师的薪水太微薄，并认为他们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应当受到社会的尊敬。5月18日教育委员会决定提高教师的薪水，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薪水平等。此外，公社对学前教育、校外教育，也很关切和重视。可惜，由于公社存在时间较短，没有来得及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

巴黎公社虽然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它在战火纷飞的困难条件下，对教育所做的重大改革，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1871）一书中对巴黎公社的教育作了很高的评价。

巴黎公社失败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3月18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的反动军队。

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

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

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卡尔·马克思认为公社“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法兰西国家银行就位于巴黎市，存放着数以十亿计的法郎，而公社却对此原封不动也未派人保护。他们向银行请求借钱，卡尔·马克思认为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银行的资产。公社为防备谴责而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结果银行资产被搬运到了凡尔赛，武装凡尔赛的军队。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

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

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分析，在马克思各种著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组成《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几篇宣言（以及1891年恩格斯写的导言）；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是这样，特别是《国家与革命》（1917年）。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19年）中，以及托洛茨基在为塔列尔的《巴黎公社》所写的序言（1921年）中，都部分地对巴黎公社提出了有争议的解释。

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什么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决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然而，重要的是，1/3的当选者均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这个政府的成员是由巴黎选民在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意外地掌握国家权力一周之后，所安排的一次特别选举中产生的。这一事件发生在3月18日，当时法国临时政府在其部分部队和民众举行联欢之后，匆忙地撤出了首都。

马克思认为，“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在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中（1881年2月22日），他重申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尽管公社不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仍强调指出它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同时公社的公务员政策包括：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再版导言》中指出，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普选撤换制和工人工资制，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两个可靠的办法”。

列宁坚持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强调指出，公社以这种方式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初步准备；这种专政，正如巴黎公社所表明的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是一种最适合于建立社会主义而实现劳动解放的国家。

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马克思和列宁对巴黎公社上述基本民主性质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所出现的严格的一党制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个基本部分。。在公社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布吕阿的《1871年的政权和国家》，载《社会运动》杂志第79期（1972年4～6月号）。关于主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文选可参看舒尔金德的著作。关于史学问题的争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则收在利思所编的著作中。

巴黎公社的报刊积极参与公社的建设和捍卫公社的斗争，作为公社的宣传工具，客观地报道了当时的实际情势，反映了工农群众的要求和呼声，教育和动员了群众，对公社事业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加之公社内部存在着两派分歧，不少报纸卷入了内部斗争，有的还发表过一些为敌人张目的错误言论，造成很坏影响。从全局来看，公社领导的新闻政策失之过宽，这更是一个深刻教训。当时巴黎还有不少报刊是敌视公社并且攻击诽谤公社政策的，公社领导人对此没有采取果断的查封措施，这些反动报刊的造谣污蔑，使公社失去了中间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些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工人政权的力量，这也是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在当时革命报刊所做的全部工作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重。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光辉节点。它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上写下了光辉、伟大而悲壮的一页。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给资本主义以第一次沉重打击，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公社战士在同强大敌人战斗时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诚然，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正与封建势力做最后阶段的斗争，发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初期阶段的这次无产阶级起义无法进行其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愿望。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以致在公社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在重大政策和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结果导致公社的后失败。公社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工农联盟，没有争取到广大农民的支持。

但是，作为一次壮举，它带给革命者以教育和反思。它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当无产阶级的斗争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安全时，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把无产阶级投入血泊之中。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因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所以它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如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这些原则的一再表现和新的胜利。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马克思曾说：“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共产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把巴黎公社视为解放社会的原型或者预示，因为它的政治系统是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巴枯宁，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试图从巴黎公社很有限的经验中吸取理论上的教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政权”）。更加务实的教训出自一名记者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之手，他在流血周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2016年1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尔托洛内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支持此项提案的社会党与环保改革派领袖布鲁诺·勒鲁及巴黎议员声称，“这一庄严行动”是在“尽历史责任”，特别希冀：“此举旨在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立即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妇女和男子以荣誉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