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名“意识流作家”，与她相关的话题有很多：她的同性恋倾向，她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崩溃。当然，还少不了那个“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那个圈子，是英国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画家与美学家特别多，也有作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任何熟稔西方艺术、经济或文学的人，都能在那里找到几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名字：罗杰·弗莱、邓肯·格兰特、克莱尔·贝尔、伦纳德·伍尔夫、梅纳德·凯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而这个团体的核心，正是伍尔夫和她的姐姐、画家范奈莎·贝尔。

当年，布鲁姆斯伯里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英国。20世纪的中国，以徐志摩、陈源、凌叔华等为代表的“新月社”，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诗人、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等，常以沙龙形式聚会，出杂志，办书店。有意思的是，两个团体，虽远隔重洋，却互相渗透，产生了联系。美国作家、学者帕特里夏·劳伦斯，新近出版的《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便再现了当年这两个中西方文化圈的“世界性邂逅”。

最初的纽带

帕特里夏·劳伦斯不是第一个把“新月派”和“布鲁姆斯伯里”放在一起讨论的人。8年前，作家虹影的小说《K》，影射的也是那段中西交流的往事。书中提到了徐志摩、梁启超、胡适、林徽因、陆小曼等中国文人，但是她更看中那些缘起缘灭和爱欲情仇。她大胆的情色描写，让整部小说看起来好像中国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时间，甚至为此惹上了官司。

作为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劳伦斯的态度谨慎很多。为写此书，10年中，她不断往返于英国、中国和美国的大小图书馆、档案馆。并前往中国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叶君健、萧乾、文洁若等人。书中所有细节，都援引了当事人的信件。以流言始，以文化终。“在布鲁姆斯伯里，流言也有着闪光的价值”。

在研究中，劳伦斯发现，把“布鲁姆斯伯里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徐志摩。1920年代初，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但是，美国式的政治并不对他的胃口，而英国自由而不激烈、保守而不顽固的学术氛围，却让他非常向往。当时的剑桥，可谓“思想与智慧的宝库”，醉心于哲学与文学、仰慕伯兰特·罗素的徐志摩，决心放弃美国学业，到剑桥拜罗素为师。那是1921年的9月。到达剑桥后，他宛如走进桃花源。日日与他敬仰的狄更斯、罗杰·弗莱、罗素等人同窗共读，漫步康桥河畔。正是他们，把他带进了“布鲁姆斯伯里”。沙龙的氛围，让他如鱼得水。作为后辈，他谦卑，但充满智慧，无论何时都侃侃而谈。

很多人知道，伍尔夫和范奈莎选择成员时有个标准——“不能忍受呆瓜一样的人”。一旦她们觉得某人“没劲”，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再邀。但是，徐志摩在剑桥期间，一直和这个圈子走得很近。虽不能说他是其中成员，但至少不被排斥，或者说，他赢得了他们的心。

徐志摩在布鲁姆斯伯里，有两个人最谈得来，其中之一是罗杰·弗莱。这个痴爱范奈莎一生，却只能作为她挚友的男人，是画家，更是美学家。他对中国文物相当痴迷。于是，当徐志摩和他谈起中国青铜艺术时，弗莱顿觉相见恨晚。他说，在他心中对周代青铜器有宗教般的敬畏。于是，两人一起讨论青铜传说——“铸匠与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不惜双双跳进熔炉，取得完美的阴阳配合。”之后，徐志摩赠弗莱中文名字“傅来义”。而弗莱，则写出一篇论文，成了西方讨论中国青铜艺术最早的文字。

徐志摩另外一位好友，当算狄更斯。早年，他曾两次游历中国，之后便成了有名的“爱中国者”，常在家中穿一身不知哪里弄来的品戴花翎满清官服，开口便是：“你们有所不知，前世我是地道中国人。”徐志摩离开剑桥时，曾送狄更斯一顶黑色丝绸中国帽，狄更斯常在剑桥的庭院里散步，有风时，他都会戴上这顶帽子。

作为最早接触布鲁姆斯伯里的中国人，徐志摩回国后，便和友人创立了“新月社”。同样以文会友，同样试图超越政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势下，出现了组成方式、审美立场都非常相似的两个团体。不能不说，徐志摩是受了英国人的影响。

朱利安·贝尔的情事

此后，布鲁姆斯伯里与中国的关系，转到中国：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一个后代，范奈莎的长子朱利安·贝尔，1935年秋，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那时的朱利安血气方刚，以天下为己任，热衷辩论世界大事。在伍尔夫和她的政治学家丈夫伦纳德·伍尔夫鼓励下，他认为“中国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于是，他怀着“革命理想”，向那里出发。走时，伦敦文艺界几乎全体出动，为他送别。

朱利安一心一意要到中国参加革命，他甚至备好了氰化钾，因为此前关于中国反革命的残酷报道颇多。然而一到武汉大学，其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适，都令他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不久之后，他便把革命理想弃于一边，爱上了文学院院长陈源的妻子、小说家凌叔华。

凌叔华，“新月派”才女，也是徐志摩的密友。他一生最机密的文件，包括日记，不放在妻子陆小曼处，却放在凌叔华处。以至他坠机身亡后，无数人向凌叔华索要。由于凌叔华与徐志摩甚为亲近，朱利安还从英国要来徐志摩写给弗莱的英文信，读后说“不过尔尔”，颇有醋意。

关于凌叔华的样貌，曾有人说她是“珞珈山美人”。而素以狂放、刻薄出名的女作家苏雪林，也对她大加夸奖，说她容貌清秀，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好似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凌叔华的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她与当时文坛的冰心、萧红、庐隐、冯沅君、陈蘅哲等，并称几大才女。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里，甚至认为，在创造才能上，其他几位都比不上她。“和冰心一样，她写的，也是妇女和儿童的故事。所不同的，凌叔华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潜力比冰心大。”

凌叔华之所以吸引朱利安，是她对美学的热情，包括文学与绘画。从她身上，他找到布鲁姆斯伯里的感觉。他甚至认为，凌叔华在很多方面，都酷似自己的姨妈伍尔夫。于是，在给母亲的信中，他热烈地写道：“她是唯一可做你儿媳的人。”众所周知，布鲁姆斯伯里的情爱关系一向混乱：才子们聚在一起，实践着他们的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和群恋。因而，从朱利安的道德观看来，他与凌叔华的爱情无可厚非。爱情就是爱情。若因有夫之妇就不敢爱，反而是道德上的懦弱。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他没有预料的，东窗事发后，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不得不从武大辞职，1937年回到英国。之后，他曾在写给凌叔华的信中说，他们必会在英国重逢。只是上天再没给他机会。不久后，西班牙内战大火点燃。朱利安不顾母亲和姨妈的反对，赴西班牙参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德国飞机击中了他开的救护车，弹片切入胸腔，朱利安重伤身亡。

当年，朱利安不仅试图把布鲁姆斯伯里的道德观带到中国。同时他也是一个热情介绍西方文学的教师。他的父亲克莱夫·贝尔是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因此他的英语文学课，竟然也教《追忆逝水年华》的英译文。他甚至建议把伍尔夫的系列作品，当作武大的指定教材。后来以翻译安徒生童话出名的叶君健，曾是朱利安最得意的门生。两人当时无话不谈。只是，晚年后的叶君健，对于过往，避而不谈。

朱利安与凌叔华交往期间，也一步步影响她的写作方式。他对她说，“可以清晰、准确、如实地描写男女性事，而不是神秘的或者隐秘的，要对所有体验直言不讳。”他还在凌叔华的手稿上，一遍遍进行修改。帮助她将小说译成英文，并推荐到英国。

保持神秘的异国感吧

朱利安去世后，布鲁姆斯伯里与“新月派”之间并没有断了联系。他的母亲范奈莎与凌叔华的通信往来，一直持续了16年。

凌叔华虽为小说家，但同样热爱绘画和书法。因此，也就和范奈莎有了更多话题。1946年10月，凌叔华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去了伦敦。到英国后，在范奈莎的鞭策下，凌叔华画了很多中西合璧的作品——中国人眼中的英国风景。并多次在欧洲举行画展。

除了与范奈莎保持联系，凌叔华和伍尔夫也在朱利安去世后，开始通信。伍尔夫给凌叔华寄去了自己的著作《自己的一间屋》、《岁月》和《海浪》。她们探讨其中细节，凌叔华称伍尔夫为老师。之后，凌叔华把自己写的文章也陆续寄了过去，伍尔夫看后，称它们“与众不同，美丽非凡”。

伍尔夫告诉她：“孩子，保持那种神秘的异国感吧。无论何时，身在何处，都请用你熟悉的汉语思考，之后再译成英文。这是你难得的中国特色。”在伍尔夫的鼓励下，凌叔华一直写了下去，即便身处战乱。她把自己的作品，一章章寄给伍尔夫，陆陆续续十几篇。伍尔夫对每个章节一一评点。后来，凌叔华在战争中不幸弄丢了自己的手稿。伍尔夫手里，却有一份写满批注的完整版。之后，在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的帮助下，凌叔华在英国推出自传《古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