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配合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任耀县游击队党代表。起义后率部进入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刘志丹、习仲勋和吴岱峰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任陕甘边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党代表，率部抗击国民党军“追剿”，消灭反动民团。11月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第二连政治指导员，转战陕甘边，打破敌人几次“围剿”。

1934年5月起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至9月调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同年9月至

1935年2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书记、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至1935年9月）。2月至9月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7月至9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9月至11月任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治委员，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及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1936年5月至6月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关中军区（第一作战区）政治部主任。参加陕甘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西征。同年下半年进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

1937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1937年5月至9月、1938年春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特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9月至1938年春、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特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4月至1940年9月任陕甘宁特委党校校长。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举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社会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至1943年6月）、边区党校校长。1940年11月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党校校长（至1942年8月）。

1941年1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教育委员会委员。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党务研究委员会、群众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分委员会主持人，9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简政编余人员处理安置研究委员会成员。同年12月至1943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延属军分区政治委员。1943年1月至1944年8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属地方委员会书记、延安卫戍区政治委员（至1943年9月）。1943年2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7月起任西北局党民系统学委会成员。10月后集中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一部副主任，后任四部主任。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至1946年11月）。

1945年9月至1948年秋任晋绥分局委员、分局副书记（至1947年）。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兼任晋绥分局党校校长。1946年6月至1948年夏秋兼任晋绥分局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代理书记（至1948年6月）。1946年秋参加晋北战役。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1948年3月至6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二（绥德）军分区政治委员。6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秘书长。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1949年5月至9月任陕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兼任陕南军区兼第十九军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5月任党委常委，11月任党委副书记。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任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调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书记。1951年1月至1954年9月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至1953年12月兼任军区军法处处长。1951年5月至1952年8月任新疆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51年6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新疆军区党委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军区党委常委。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兼新疆分局党校校长。1954年3月至12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部长。1955年初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1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业部副部长。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后平反。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代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撰有《片断回忆》等回忆录。

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6月29日13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张邦英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张邦英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010年7月13日上午，张邦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庄严肃穆，礼堂上方悬挂的黑色白底的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张邦英同志”。在哀乐声中，张邦英同志的遗体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首都各界近千人前来向张邦英同志的遗体告别。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民政部、卫生部、国家林业总局、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中共陕西省铜川市委员会、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政府以及张邦英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党政机关发来唁电并敬献花圈。

张邦英同志在8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致。他对人民无限热爱，革命意志、理想、信念坚定不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险和困难，始终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品德。

张邦英同志具有共产党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他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开阔，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他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不居功自傲，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生活中，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和尊敬。

张邦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德高望重。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使民政事业失去了一位好领导，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张邦英同志，1910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耀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秋参加宣传、发动本县农民进行反旧政府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陕西省西安民立中学党支部书记、特支书记，在西安积极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8年夏，承担渭华起义前线转送党内秘密文件任务。

1928年中学毕业后，张邦英同志回到耀县，成立了耀县第—个党小组。1930年到杨虎城部队任中共营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秋建立了中共耀县县委，任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斗争。1933年参加了著名的耀县王泰吉起义，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耀县第一支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任党代表。部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时，被命名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耀县第三支队，仍任支队党代表，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南北。1934年1月，任红二十六军三团二连政治指导员。同年7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部长， 9月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书记、游击队总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开辟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色政权。1935年7月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及苏维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壮大革命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春，调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后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积极开展党的抗日宣传、组织及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张邦英同志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前往神府根据地，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并在短时期内检查、帮助当地工作。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1943年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卫戍区政委。1943年10月，到中央党校学习，被任命为党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行党的建设、团结培养党的领导干部、开展大生产运动、巩固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日前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邦英同志于1945年调晋绥边区，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参与了晋北战役等。1947年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绥德军分区代司令员兼政委，领导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及土改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中共陕南区委第一书记兼陕南军区第一政委、第十九军第一政委，为解放西北、陕南和鄂西北一部分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邦英同志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及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省公安厅厅长，陕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对建立陕西省委、省政府、省政协，进行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底，张邦英同志调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安定边疆、镇压反革命、进行社会改革及“三反”“五反”、恢复发展新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张邦英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同年7月，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协助党中央研究解决西北各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9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1月，调任党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9月，参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为我国交通邮电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59年4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后连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11月调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主管农业和交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邦英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刚正不阿，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1975年6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后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1978年5月张邦英同志平反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为拨乱反正，为恢复重建国务院系统行政事业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和民政事业组织机构、业务建设，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社会服务、县级民主选举做了许多工作。他牢记毛主席关于殡葬改革的指示精神，组织制定《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积极地、有步骤地推行火葬；倡导殡葬新观念、新风尚，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和丧葬陋俗，自觉进行殡葬习俗改革，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保护人类生存空间；在殡葬管理、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民政事业的发展费尽了心血，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热心残疾人社会福利事业，1984年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人，在理事会上当选为名誉理事。

张邦英同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党校校长。

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邦英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离休后，他仍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和高度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建设以及民政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参加有益于人民的社会活动，保持了共产党员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

少年时期

张邦英，1910年5月出生在陕西耀县城北五里、三面环沟的孙源乡泥阳堡村（晋朝时县城所在地）一个农民家庭。

张邦英3岁丧母，很早就失去了母爱。在伯叔母等家人的照料下，从小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由于家境的关系。也不得不同其它伯叔兄弟一起，帮助家里做各种能做的农活，没有少出力、少流汗。严寒季节，也得凭着一身空心棉衣，去野外整地、积肥、搞柴火，常常早出晚归。至于在家纹水、垫圈、割草、喂牲畜，则成为日常的家务劳动，与大人们一样，很少休息。

祖父在世时，因家境贫寒，从未念过书。父辈儿人中除四叔父念了几天书、认些字外，都是一字不识的白丁。当时，由于受到旧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影响，家里希望有个读书人，既可以荣宗耀祖、给家撑“门面”，又可不受人欺负。因而家里尽很大力量供他和几个伯叔兄弟上学他从小勤奋劳动，也刻苦学习。在一起学习的几个伯叔兄弟中，唯他学习的好。深受家人的喜欢。故其它几个兄弟在读了几年小学后，就去务农了。只有他从7岁起上学，读完本村初小，又上了县立一高，以后还考入了中学。而他也未辜负家人的期望，总是省吃俭用，用心读书，取得了好成绩。

学生时代

1925年夏，张邦英考入西安陕西民立中学。陕西民立中学，位于西安市东关，是陕西的所谓“六君子”主办的，在当时颇有点名气，就学的学生很多。但在办学的指导思想方面，则抱残守缺。课本都是旧的，没有较进步的内容，而且严令禁止学生进行校外政治活动。因此，入校初期，他只好专心致志地学习文化知识。

1926年4月间，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刘镇华率所部镇嵩军，由豫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围城之初，西安当局为防止久攻断粮，动员各校家住外地的学生和部分市民疏散。在这种情况下，张邦英只好和本县的一位同学收拾行李，趁国民二军李虎臣驻北城门守卫部队定时放行的机会出了城，冒着枪弹炮火，紧急返回耀县家乡。

1926年，冯玉祥西北国民联军在五原誓师后，解了西安之围。他于1927年初又返回西安民立中学继续学习。这时，正值国民革命军进行的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全国革命处于高潮。西安呈现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新气象，各界人民反帝反军阀、反官僚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加之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书刊广为传播，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的著作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向导》等一类小册子也都可以买到。这些新思想，使他茅塞顿开，无比兴奋。遂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年初，经张汝慎同志（民中的共产党员，后在渭华起义中牺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又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并指定他任国民党民立中学区分部书记，以便掩护进行党、团的工作。

“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在上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流血事件。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使张邦英非常惊讶！非常愤慨！他在西安市委的领导下，积极同党团员一起发动本校学生，相继参加了西安“红五月”反蒋大会和庆祝冯玉祥同北上国民革命军会师大会。暑假期间，西安的革命开始有点沉默，他在党、团组织的指示下，到“中山暑期军事政治训练班”着重学习军事知识。7月，冯玉祥跟随武汉政府汪精卫倒向蒋介石一边，西安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陕西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向革命阵营发动了猖狂进攻，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先后杀害了我党陕西的负责人史可轩、刘含初等同志，使西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党、团内部相当一部分人，有的动摇了，有的消极了，有的自动脱离了组织。而张邦英没有被敌人吓倒，在异常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斗争。并于8月间的一天晚上，与本县同学曹雯在西安尊德女子中学与10多位共青团员一起，在一间僻静的教室里庄严宣誓，转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主义者。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

1928年冬，张邦英从民立中学毕业，回到耀县家乡。当时陕西省委已遭到敌人破坏，组织上把他和曹雯用秘写信介绍给冯鸿儒同志，他们三人编成一个党小组。1929年初，他被聘耀县第一高小教员。

1932年冬，张邦英担任了中共耀县县委书记。这期间，他同红26军刘志丹等人正在创建的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联系。

1933年7月21日，驻扎在耀县的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大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称号率部举行起义。起义前后，张邦英在省委杜衡（以后叛变）的亲自指导下，召开了两次县委会议，研究如何配合这一行动。起义一开始即协同起义部队，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一支约百人和60余支枪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

8月中旬，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张邦英同绝大多数同志站在一起，坚决主张集中行动，反对分散行动，对会议做出正确决定，起了积极作用。会议决定将这三支部队作为主力，成立以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这时，西安绥署乘我照金根据地兵力空虚之际，调特务团及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进行围剿，因寡不敌众，根据地暂时被敌人占领。主力部队遂向北转移。为壮大主力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巩固的革命根据，总指挥部与特委主要负责人，于11月间在包家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总指挥部，成立红2军42师，并成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原红4团改编为骑兵团，将耀县3支队、民众抗日义勇军、少年先锋队编为红3团（耀县指战员占一半，有耀半团之称），团长王世泰，耀县3支队编为3团2连，张邦英任2连政治指导员。在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转战陕甘边南北。

1934年7月，张邦英参加了谢子长总指挥、郭洪涛政委、贺晋年参谋长率领的陕北几支游击队与陕甘边党政军会合时，由刘志丹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阎家洼子会议。会后，张邦英即调到陕甘边特委任组织部部长，和当时任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一起与在南梁根据地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工作了一段时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9月间，任命张邦英为陕甘边南区党委书记和游击队总政委，黄子文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他遂带当地一部分游击队与起义的一部分民团，合编为一支武装，经过两天的时间到达预定地区。领导机关设在陕西黄陵县双龙镇上川高窑子，协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在已有的正、宁、旬、淳、耀、中宜、富甘游击队和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地革命武装，建立各县党、政和群众组织，扩大革命根据地。恢复了照金苏区。是年冬，从当地游击队中抽调了两个连的兵力，补充红42师主力部队，继将三路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42师1团，成立了陕甘边南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他任南区游击队政委兼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

1935年8月，由于情况变化和人事的变动，陕甘边南区将领导机关移至旬邑三甲源、甘肃正宁南邑村等处，调他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相继建立了各县党政领导机关，进行了分配土地，提高了群众的斗争热情，许多农民积极参加了游击队，革命武装有了很大发展，全8游击队达到20多个。并在内部群众与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了当时离他们领导机关住地最近、对开展工作影响很大的王郎坡反动地主民团据点，随后成立了三个独立营。11月在召开的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邦英被选为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为进一步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武装，建立党和革命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初，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取得东征胜利后进行西征。党中央决定：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党政军重要领导同志参加西征，命名为“关中红军”。张邦英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同黄春甫司令员、贾拓夫政委，率领原红1团和新编的红3团与围剿之敌进行短期周旋后，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

在中央党校学习

关中红军一到瓦窑堡，随即进行改编。当时中央拟调张邦英担任其它职务，这时他感到自己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没有机会进行好好学习，而且中央党校又在此地，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几经请示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经批准去了中央党校。这时中央主力部队已进行西征。正向甘、宁进军。国民党84师、86师乘机向瓦窑堡进剿。中央决定各机关向保安转移杏党校先行。他还未来得及报到，即跟随党校校长董必武及全校人员一起行动，进至保安县城北10多里的任家坪，被编入高级班，开始学习生活。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双十二”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党中央为了适应同张、杨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把党校大批干部调回当时中央所在地保安，听取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等中央负责人的报告。这是张邦英在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次亲聆毛主席等领导的教海。

为在延安、延长以南的富、甘、中、宜等县关中特区等地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建立群众性的“抗敌救援会”，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民团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机建立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武装，积极准备向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新陕甘省委，任命张邦英为省委组织部部长。在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在甘泉县下寺湾迅速建立起来后，他按照中央指示，带两支游击队，陪同省委书记罗迈同志，翻越桥山，通过几处民团据点，到达关中特区驻地淳化县桃渠河。

任职陕甘宁边区

1937年5月，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期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邦英先后任陕甘宁边区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兼边区党校校长。在新的形势下，积极进行整顿与发展边区党的组织、培训和提拔干部及党委的其它的工作。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成立。高岗当选为参议长。张邦英当选为副参议长。是年7、8月间，我党中央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在延安召开的一次各界群众大会上，张邦英以陕甘宁边区副参议长的名主持了大会，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做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后退”的重要讲话。同年冬，在安塞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做了组织工作报告。

1940年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陕甘宁中央局，张邦英任中共陕甘宁中央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期间，曾到庆阳陇东地区，在地委书记马文瑞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上，传达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所做的关于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重要报告。会后参加了当地的一些群众性的活动，并了解了当地工作巾的一些新情况后返回。

1941年4月，张邦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在加强、壮大边区党的组织，教育培养边区干部，团结革命知识分了、民主人士，建设与巩固边区，支持抗日前线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进行整党、整风，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在会议上就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在陕甘边南区进行的情况发了言。

1942年12月，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为加强延安市、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甘泉、鄜县、固临等10个直辖县、市的工作，成立了延属地区。张邦英调任延属地委书记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卫戍区政委。王震同志为延安卫戍区司令、曹力如同志为专员。1943年1月，在张邦英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地委工作会议。会后，即同大家一起领导延属地区各县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进行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全区当年的生产取得了好收成，他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农户计划问题》、《认真进行积肥工作》、《开展除草运动》等几篇文章。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不仅自给有余，还向政府交了300余万斤公粮。

1943年10月，张邦英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集中于中央党校学习时，被任命为党校一部副主任，继任四部主任。1945年4月张邦英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将近两年的党校工作和学习中，不仅为党中央培养了一批重要干部，加强了革命领导力量。而且也提高了个人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水平。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邦英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和李井泉、张稼夫等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和晋绥分局有关同志研究确定了大力培养、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方针，并解决部分干部在整风审干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参与了1946年秋，由晋绥与晋察冀部队共同组织收复宁武、朔县、代县、原平等7县的晋北战役。当时，为如何解决好抗日战争期间沿同蒲路各县以铁路为界分属晋绥、晋察冀两个地区管辖，收复后归哪一个地区统一领导的矛盾问题。他致电党中央并迅速得到批准。

晋北战役结束后，张邦英于1947年春，带领晋绥一个工作队，协同中央派到晋绥的工作组，在晋北朔县离城不远的一个乡，根据中央土地改革的新政策进行土改试点。。

5月中旬，张邦英被中共西北局急电调回陕甘宁边区。任绥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代司令员。他当即赶到离城20多里的机关所在地韭菜沟，与当地党政军民一起坚持武装斗争，实行坚壁清野，筹集粮草，支持前线，并动员1万名青壮年参加西北野战军。 11月，中共西北局在绥德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决定在全边区进行土地改革。张邦英同地委的同志按照中央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结合以往当地许多农村分过土地和多年变化的实际情况，组织领导干部、群众，在西北局的帮助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将土改进展情况以及佳县部分地方在发动群众中忽视中农的错误态度等问题，就近向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和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同志做了汇报，并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1945年7月，张邦英奉命离开绥德地区，回到重新收复的延安，任中央西北局秘书长。1948年12月，由于陕南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下，调他任中共陕南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陕南军区第一政委。途经河南期间，与原陕南区党委书记汪锋同志一起参加了中原局商丘会议（当时陕南地区归中原局领导），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传达党中央关天“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讨论了如何进行群众工作的问题。

1949年3月，张邦英到达陕南领导机关驻地湖北郧阳。根据中原局会议精神，他及时组织召开了全区党政军群干部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陕南的工作经验，分析了陕南当时的敌我形势，布置了解放全陕南的工作任务。集结陕南地区两个主力团和独立团与刚参加完淮海战役返回的12旅等部队的力量，采取军事上积极进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针，迅速消灭了经常对我区进行袭击和破坏活动，捕杀我革命于部和群众的国民党、地主反动武装以及民团、土匪、棒子队、白带子会、红带子会等1万多人。。

5月，为确保支前和各方面的工作得以胜利进行，张邦英除动员组织4万多民工随主力部队沿汉江西进，切实做好支持部队作战外，并成立前线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抽调了许多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另派陈先瑞、祁果去西安。向西北局、西北军区汇报陕南工作情况，取得领导的支持。这时陕南军区12旅和17师等部队奉刘、邓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下辖55师、57师，刘金轩、陈先瑞任19军正、副军长，张邦英任19军第一政委，汪锋任政委，李耀任副政委。并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配合西北野战军，消灭了据守在秦巴地区的胡宗南一部及保安团。首先解放了安康各县，紧接着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迅速西进，于1949年12月18日解放汉中、南郑，这一地区所属12个县也相继解放。商洛分区部队积极主动出击、穷追猛打境内的保安团队，也于年内解放了全区7个县和宁陕县。逃窜在陕南到川北一带的两万多敌人，经我军远距离奔袭、包剿，也被全部消灭。敌鄂豫陕绥靖公署主任卫陵云和其它军、师以上军官约30余人被活捉。并且解放了川北通江、万源、南江等县城。此外，我陕南军区部队还西到甘肃成县、康县，南到四川广元、剑阁，北到周至、眉县等地区广泛开展剿匪斗争，使陕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的顺利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下旬，张邦英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陕南区党委书记、陕南行署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又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1月间，中央和西北局决定调张邦英到新疆工作，以应急需。1951年初，张邦英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书记兼任新疆军区（当时为大军区）政治部主任、新疆干部学校校长。他同新疆分局王震及王恩茂和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汗，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等同志，积极团结领导新疆各族人民，根据新疆民族宗教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剿匪、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部队戍边屯垦、恢复发展生产，培养民族干部，建立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1年秋，他曾去北疆进行民族宗教关系的具体调查，向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写了《关于沙湾县乡村民族关系的检查报告》，受到西北局、党中央的重视和表扬，随即批转各省市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张邦英在三年多的工作期间特别是主持地方工作方而取得的成绩，对改变新疆面貌和以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一步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加强党的领导和民族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3、4月间。张邦英调西北局任组织部部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并负责纪检方面的工作。9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秋，中央撤消全国6个大区，他调任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

1955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地区工作部正式成立。当时兼任部长的马明方同志因忙于中央书记处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工作尚未到职，由张邦英负责协助党中央研究、解决西北各省、市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1955年夏，张邦英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想到，会上有人怀疑“张秀山1952年去新疆参观时，势必在高岗反党的问题上给张邦英说了什幺话”。这对他来说，像霹雳一声，祸从天降。当时，邓小平同志曾就他在此次会议上已被提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不再参加正式选举的事，做了“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客观分析和解释，张邦英随即作了“根本没有其事”的郑重声明。会后，又很快向邓小平同志和组织部安子文等人写了一封较长的信。并要求查明真相。但此事长期被搁置起来，他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搞清楚，也未积极争取查出个结果，这使他在以后的任用受到很大影响。

9月，党中央改变了中央地区工作部的领导机构，另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三个办公室，张邦英任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与谭震林主任一起，调查了解各地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情况，研究处理农业及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

1956年12月，中央书记处三个办公室改为中央几个工作部，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同部长曾山等同志，主要负责国务院铁路、交通、民航和邮电系统的政治思想、党的组织、干部调配和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业务监督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共同努力，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许多问题。为促进我国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59年4月，张邦英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0年秋，中央决定撤消党中央各工作部，重新成立六大区时，张邦英调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主管农业、交通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上半，华北局召开华北各省、市和部分地区重要干部会议，会议期间。由于工作需要，张邦英到湖北武汉参加全国农业机械会议，回到北京时，许多院校已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央一部分领导干部受到冲击。不久，张邦英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及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南海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时，康生点了张邦英的名，并要这一组织与甘肃审查“刘志丹小说”的一部分人取得联系。如此一来，张邦英便成为华北局的斗争对象，随即建立了专案审查小组，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斗争的势头像汹涌的河水一样向他冲去。家儿次被搜查，住房被查封，行动受到监视，一度被关押。遭批斗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而张邦英始终坚信党和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各种不实之词。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刚正不阿，不屈不挠，不随波逐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道德品质。

1968年9月，张邦英被下放到河北省芦台农场监督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与夫人住在刚建的、只有4、5平米而且潮湿的房间里，由于冬天取暖煤少，晚间墙上经常结冰。那时，虽然年近花甲。身体还好，不当回事，而且积极参加收割稻谷、背枯杆、翻地、挖鱼池、盖房子、用煤石烧水等比较重的活。在继续接受审查的4、5年期间里，他把所有劳动都当作一种革命工作，尽力去干。1971年冬，他在安装取暖炉烟囱时，没有站稳，跌到地上，将一条肋骨摔断，不得不回北京治疗。这时“林彪事件”已经出来。对他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随后，在华北局军管小组领导下，对他的问题不得不草草做出一个有悖于实际的审查结论。

恢复工作

1975年7月，张邦英调任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后当选为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78年4月，调民政部任副部长、党组成员，主管国务院系统行政、事业干部，军队干部转业和社会服务，殡葬改革方面的工作。在部的领导下，主持召开了全国人事工作会议、全国殡葬改革工作会议，并做了报告。1980年和1981年张邦英带领工作组进行了部分省的县、乡政权民主选举试点工作，并检查了执行情况为恢复民政事业组织机构、进行业务建设，加强政府人事、工资改革工作，推进殡葬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2年9月，张邦英在党的十二次、1987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他虽然退居二线，但仍然积极工作。不仅经常参与中顾委的各种活动，而且常赴各地特别是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访贫间苦、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参加了许多有益干人民群众的杜会活动，热情帮助老区的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张邦英还曾先后两次参加了中央委托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解决西北地区历史上某些同志在执行党的路线和肃反中存在的一些是与非、以及若干认识问题上的会议，实事求是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统一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不遗余力地撰写了《片断回忆》等部分战争年代革命斗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