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陵战后，战败国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然而胜利的一方晋国也陷入危机之中。晋厉公欲乘胜消灭晋国之大族，而立其左右近臣，杀掉郤氏之族。但晋厉公杀掉郤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一片内乱。秦国又乘晋之内乱，频频出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压境，陷入内忧外患。

晋国、楚国两大国之间，有一个中立的力量——宋国。宋国大夫华元不但与晋国执政卿栾武子是好朋友，也和楚国令尹子重交好。华元在知道晋楚互派使臣之后，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如楚，遂如晋，合晋、楚之成。”华元奔走于晋、楚之间，以调解两国的关系，促成晋楚和平相处。

列会代表

晋国士燮

楚国公子罢、公子罢

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在华元的安排下，晋国的卿士燮与楚国公子罢、公子罢在宋国的西门外会盟。签订的合约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晋国、楚国第一次弭兵之盟很不稳定。晋楚两国长达半个世纪所积的仇隙，是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或者只靠这一纸合约化解。晋国、楚国双方在形势不利于己时，都希望靠着暂时的休战而得以调整；但是，当形势好转时，就会把盟约抛在脑后，发起新的攻击。签订合约后不久，就爆发了鄢陵之战，楚国被打败。

鄢陵之战后，战败的一方楚国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过，胜利的晋国也陷入了危机。晋厉公想乘胜消灭晋国的一些有权势的贵族。于是，提拔左右的近臣，杀掉郤氏家族。不幸的是，晋厉公杀掉郤氏后，反被栾书、中行偃所杀，晋国大乱。秦国又在晋国内乱的时候，经常袭击晋国。晋国内部有大族与国君的斗争，外部强敌咄咄逼人，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国战败后，前557年，晋国在湛阪之战再次击败楚国，迫使楚国不得不参加会盟。

晋国、楚国、齐国、秦国等春秋时期的强国，都想再一次弭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为第二次弭兵积极进行外交活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之外结盟。

列国代表

签订的盟约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 意思是：“晋的仆从国要朝贡楚国，而楚的仆从国要朝贡晋国。”与会14国中，齐国作为晋的盟国，朝拜晋国而不朝拜楚国；邾国为齐国的附庸，滕国为宋国的附庸，不参与盟会。秦国，作为独霸西戎的一方霸主，是楚国的盟国，不朝拜晋国。

弭兵会上，和上次一样，杀气腾腾。楚国的令尹“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楚人衣内皆裹甲，准备动武，以求做盟主，坚持在盟会时，先进行“歃血”。楚国达到目的之后，在载书上写名时，先写上晋国，第二次弭兵之盟在很紧张气氛之中结束。

结束后，春秋争霸战争暂时停止。战争减少使得中原小国承受的战争灾难与负担减轻很多。但是，这些小国此后，“仆仆于晋、楚之庭”，“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晋国、楚国两国的严重剥削。

公元前545年，齐景公、鲁襄公、宋平公、郑简公、陈哀公、蔡景侯、燕国君主、杞国君主杞文公、胡国君主、沈国君主、许悼公、白狄首领朝拜晋国晋平公。同样，鲁襄公及宋国大夫向戌、陈哀公、郑国大夫游吉、许悼公、胡国君主、沈国君主朝拜楚国楚康王。

大国对小国的穷征暴掠使小国“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郑国大夫子产曰：“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小国必须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对晋国、楚国承担繁重赋税。而晋国、楚国两国，牺牲了小国的利益，达到暂时的和解。晋楚两大国虽然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互相瓜分霸权，形成了表面的均势，但各国也得以免去连年征战之苦。弭兵之会（公元前546年）后，晋楚大体平分霸权，晋国总体上占优势。

弭兵会盟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推动春秋历史进程。而弭兵运动的成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宋国外交的极大胜利。

弭兵盟会召开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为减少，此后的十几年未有战事发生，而晋、楚两大国之间，在其后的40　年内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介于两大国间的中原各国，有了一个暂时和平的环境。国际间的斗争，就转入各国内部斗争。各国内部贵族之间为斗争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一些适应历史潮流的新措施，这样，就使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争霸斗争的战场，则由中原转向东南地区的楚、吴、越间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