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复、石介是泰山徂徕书院的创始人。

孙复、石介二人既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泰山徂徕书院是北宋初年山东境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

山东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所有这些，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泰山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 一时，泰山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

徂徕山上，古迹众多。据初步普查，今存寺庙3处，碑碣54块，摩崖刻石113处，古树名木千余株。

《诗经》、《史记》对此山有多处记载，历史名人多有题咏，民间传说更是数不胜数。

吴王阖闾、孔子、汉武帝、汉光武帝、李白曾亲自登临，司马迁也曾到达此处，汶河沿岸是春秋时鲁国人才辈出之处。

徂徕山上，有吴王驻跸的中军帐，有西汉赤眉军起义的根据地—天胜寨，有北齐时的映佛崖摩崖刻石，有唐代大诗人李白与山东名士孔巢父等6人隐居处，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遗址等，历史文物古迹丰富。

徂徕书院，附近有攒石崮陡拔峻峭，周围独秀峰、车辙山、崆崆山等，姿态各异，争奇斗险。西部平旷，著名的“徂徕夕照”，令人心驰。徂徕书院南靠竹溪，“竹溪六逸”隐于此。北望泰山，山势飘渺，犹如蜃楼。极目四望，怎一个“旷”字了得，心胸跟着开阔的无边。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范仲淹在睢阳（今河南商丘）掌学时，有一位孙秀才向他求助，范赠与千钱。到了第二年，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对他说：“我看你的相貌言谈，不像是以乞讨为生的人，为什么这样四处求助而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呢？”孙秀才满面戚容，答道：“家贫母老，无以为生，小生是个读书人，不谙生计，因此只好奔波度日。”范仲淹很同情他，就为他谋了一个学职，并授以《春秋》。孙秀才对范仲淹的相助万分感激，“笃学不舍昼夜”，后来终于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这个故事里面说的“孙秀才”，就是泰山徂徕书院创始人之一孙复。

孙复，字明复，原籍晋州平阳（今山西平阳），少年好学，精通《春秋》经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能得中。孙复不仅在青年时代，就是在穷困潦倒之中也发愤读书，成名之后，仍是“病卧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无斗升禄以养妻子”，“下无一夫之田、五亩之桑以供伏腊”，生活相当艰窘，而他“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之心”。

孙复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的“道统”自居，特别推崇董仲舒、杨雄、王通和韩愈。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杨雄、王通、韩愈之道。”他讲学的目的在于“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将传之于书，将使其书大行，其道大耀”。孙复标榜“尊王”，大讲“尊尊”、“亲亲”，强调臣对君、子对父的绝对服从，谴责“乱臣贼子”及一切越“礼”的行为，他的这些主张正迎合了北宋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当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推荐孙复后，仁宗皇帝不仅擢用了孙复，而且当孙复年老病重时，还“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就复家得书十五万言，录藏秘阁”，并“特官其一子”。

孙复讲学泰山，四方士子闻风而趋，文教兴盛，学者众多。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如欧阳修、李迪、杜衍等人都与泰山书院关系密切。前任宰相李迪还将侄女嫁给孙复，在当时传为佳话，《西厢记》中“相女配夫”情节即本此事。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徂徕书院另一个创始人石介调任南京（今河南商丘）为幕职官，结识了“流落京畿”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开始聚徒讲学，两年后，孙复又在岱庙东南的柏林地兴建学馆，孙复名之为“信道堂”，旧址就在岱庙汉柏院的南部。孙复在《信道堂记》中说：“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即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名信道堂。”

从此，孙复就结束了流浪生活，有了广致生徒、讲学授经的地方。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址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六朝古刹普照寺西北、唐代诗人周朴读书和修炼的栖真寺，在那里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构筑厅室，聚徒讲学，这就是“泰山书院”，又称“泰山上书院”，规模是信道堂所不能比拟的。

胡瑗（993年-1059年），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人称安定先生。在泰山书院，人们尊称孙复为“泰山先生”、石介为“徂徕先生”、胡瑗为“安定先生”，他们就是有名的“宋初三先生”。

当年，胡瑗在泰山刻苦攻读，十年没有回家，终成学问丰厚、通古博今的大学者。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总是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里的来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影响读书。后人遂将胡瑗投书的地方命名为“投书涧”，如今，该处已成为泰山著名的古迹之一。古人有诗赞颂：“泰岱名儒盛，三贤聚一堂。投书留涧古，讲学有坛荒。道水輶轩慕，祠新俎豆光。传经惭予职，仰止倍徬徨。”

宋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服除，做了国子监直讲。同年十一月，在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下，孙复也做了国子监直讲，泰山书院也就停止了授业活动。随着孙复、石介、胡瑗的到来，国子监却由衰为兴，人数从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人，这可以看作是泰山书院学风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扬。

“宋初三先生”得到了泰山人民的世代敬仰，当地建有“三贤祠”以春秋致祭，而“景贤石”、“授经石”、“讲书台”、“投书处”等题刻更是将泰山书院铭刻千秋。正像三贤祠对联写的那样：“道仰传薪，快有经书留旧席；人高侍立，妙兼风雨对名山。”

石介，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理学家、文学家，他在徂徕山开院授书，当时从者众多，授书的地点后被称为徂徕书院。

石介是地道的徂徕山人，1005年生于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村）。世代以耕田为业，其父石丙到了六十多岁才当上县令，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为官之人。欧阳修曾评价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

二十多岁时， 石介北游魏地，到宋初古文家柳开的出生地瞻仰柳氏遗迹，后又南下宋城（今河南商丘），进南都学舍，跟随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诵读诗书。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同科的有欧阳修等，任郓州观察推官。

石介性格耿直刚烈，嫉恶如仇，敢言直谏、毫无顾忌“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一》），曾上书直谏仁宗，指责仁宗宠幸美女，饮酒无度，钟鼓连昼夜。致使仁宗心中很不高兴，虽有杜衍推荐，却是罢而不召。后因父母相继谢世，他只好守丧在家。当时，外族入侵，西北边疆烽火四起，石介身居徂徕，心忧天下，他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忧虑的心情：“平生读诗书，胸中贮经纶。薄田四五亩，甘心耕耨勤？依锄西北望，涕泪空沾襟。”（《偶作》）。就在此时他创办了徂徕书院，传授自己的治国之道。

庆历二年（1042年）夏，石介丁忧期满，因杜衍再次推荐被召为国子监直讲。第二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杜衍等人被仁宗器重，皆任高官要职。施行“庆历新政”。石介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任直讲的孙复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果然，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进一步打击革新派，他命家中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任，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有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夏竦等人要求发棺验尸，古人讲究入土为安，夏竦这一招确实狠毒至极，宋仁宗两次派官员去发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才幸免发棺。这事震惊全国。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死后，险些被发棺验尸，他的妻儿受到牵连，被羁管他州，流亡数年，靠人接济度日。20年后石介方被安葬于桥沟老家，欧阳修撰写了墓志铭，石介才得到安息。

然而，更让人痛惜的是，900多年后的一场文革完成了宋代皇帝没有完成的事情—石介墓被平毁，随着消失的还有20亩的墓林，千株古柏，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也就是石介墓，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碑侧嵌苏轼及刘概诗碑），石介于宋康定二年(1041年)所撰《石氏先茔表》碑，欧阳修撰书《徂徕先生墓志铭》等。

徂徕书院被日本人炸毁了，石介墓被文革平毁了，石介在当地人的心中也没留下痕迹，我们从精神和形式上对石介进行了虐杀。徂徕书院的断墙残窗空对着徂徕夕照，安慰石介的也许只有牧羊人的吆喝和安静的在废墟旁吃草的山羊了。

铁肩担道义·徂徕遗韵，流传千载

石介：影响深远、一代古文运动之先驱

石介、孙复为代表的泰山学派摧垮了杨亿、刘筠为首的西昆体，促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石介遂成为一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石介一生，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排斥道佛，标举儒家正统思想。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为现实服务，极力抨击宋初浮华的文风，指责杨亿的西昆体是“蠹伤圣人之道。”

石介的文学成就对后人影响很大，欧阳修、苏轼、刘概都对他甚为赞扬。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民族的沉思、国民的反省

纵观石介的一生，可以说是令人荡气回肠，惊悚跌宕的悲剧一生，悲剧来源于他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他过于“躁急”，即政治上不够成熟。

但是，石介“铁肩担道义”，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旦过于“成熟”，就必然大大减弱其思想上的锋芒，我们是否更应该喜欢那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坚定豪迈和热血沸腾呢？畏畏缩缩、油腔滑调的政治成熟显得太龌龊，我们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是不是缺少了石介一样的热情和血性呢？

我们中的大多数国民，是不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势利文人在中国的当代文坛迎合着权贵和低俗的社会需求？是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不再？是不是那种为民请命、甘洒热血的豪情也被荡涤的干干净净？

快快醒来吧！吾之民族！吾之国民！

冯玉祥—洗心亭题词，警示后人

上世纪30年代，爱国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贤祠（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居住，冯将军景仰前贤品德学问，曾照《宋史》本传立石介、孙复碑。

同时，为进一步表示敬重，冯将军又邀请石、宋、赵三贤后人会见，当时三姓后人去了百余人，冯将军握着石介后人石景谦的手与之交谈良久，并赠与礼品。

泰山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院为祠，西院为讲书堂。祠后石崖上有题刻“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少让人看出些儒家学府当年的影子。

五贤祠前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似也没什么佳句。

冯玉祥在“洗心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看了让人血涌心热。

石介—“子与山嵯峨”

石介少有大志：“有慕韩愈节，有肩柳开志。”

石介“固穷苦学”，宋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记载，石介在应天书院读书时，“王侍郎渎闻其勤约，以盘餐贻之”，石介没有接受。他说：“朝享膏梁，暮厌粗粝。”为了专心读书，他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

石介26岁即中进士，在人生得意之时相识了“屡困场屋”的孙复。当时，他们两人在功名及官职、地位方面都有高下之别，石介不以功名和职位待人，而是推尊孙复的学问和道德，拜孙复为师，且“执弟子礼甚恭”。

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不忘与人，闻（孙复）先生之风，亲见之。（石）介执杖屡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则拜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之礼，莫不叹嗟之。”

宋景祐三年（1036年），因母去世，石介归家奔丧，开创徂徕书院讲学。对于学生，石介没有师道尊严的架势。《倦游录》记载：石介“以诱掖后进，敦奖风教为己任”，“生徒咨问经义，日数十人，皆怡颜和气，一一为解，殊无倦色”。

一时，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

做为石介好友之一，欧阳修赋诗称颂：“徂徕鲁东山，石子居山阿。鲁人之所瞻，子与山嵯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