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天，入读威斯康辛大学读经济。暑期，在芝加哥大学读哲学、历史。7-8月间，在旧金山加入中国国民党。秋季，入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

1927年春，参与主持《国民日报》。4月初，在旧金山加入美国共产党。5-6月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总部委员。

1928年，主编美国共产党中文杂志《共产》。

1933-1936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

1941年，在冀朝鼎的推荐下，担任太平洋学会总部研究员。

1942年6月，与张淑义结婚。

1945年春，赴美国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董必武，将一批毛泽东著作和中共文件及其英译初稿交给徐永煐，让他组织审校和翻译。

1946年夏，周恩来指示徐永煐回国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后，徐永煐担任编译处处长，主要负责翻译《毛泽东选集》和编译土改、宣传介绍解放区文化的材料。

1949年2月，担任天津市委外事研究组副组长。5月下旬，任上海市外侨处副处长。年底，参与发起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1950年2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代理主任。同年，接到周恩来、李克农通知后，徐永煐进京主持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工作。1952年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翻译人手不足，翻译处处长徐永煐主办了应急培训班，还借调了钱锺书、许国璋、吴兴华、巫宁坤等学者前来协助。

1953年底，调外交部工作。1954年，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负责人。

1955年初，被任命为外交部美澳司司长。

1958年10月，因急性胃穿孔，入北京医院抢救。

1959年11月23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此后至1964年5月，处于半修养状态。

1960年毛选中文版第四卷出版，大病初愈的徐永煐再次受命主持英译，半年高强度的工作后，翻译是完成了，但他的身体又垮了。即便如此，病床上的徐永煐还时刻关心翻译工作，积极参与讨论。

1964年5月7日，当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党组书记。

1968年9月8日，突发脑溢血，入北京医院抢救。

1968年9月9日，逝世于北京。

1916年9月，14岁的少年徐永煐（原籍江西）从江苏常州五中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是国内学子竞逐的“热门”：学生通过中等和高等科共8年的学习，即全部放洋留美。在时人眼里，这是条获取功名利禄的捷径。清华1916级(即1916年毕业的年级)学生吴宓的父亲对吴宓说的话很有代表性：“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徐永煐却感到极端“苦闷”。考清华原本就是兄长的主意。对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他也反感：“公民课”完全用美国教材，讲爱国，爱的是美国。这本书他干脆不买，并向老师质询，“中国人为什么要念美国公民书?”为排遣“苦闷”，他一头钻进图书馆，读了大量书籍。受克鲁泡特金、刘师复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入学后第二年的暑假，他约了来自江西的同班同学梅汝璈、黄育贤回江西“安家落户”，准备实践“耕读主义”，通过边劳动边学习来教育农民。三人到了南昌，黄育贤先打退堂鼓，继而，梅汝璈也被家人叫走，徐永煐独自流落街头。入学第四年，为摆脱兄长的“庸俗管教”，他索性不再向家里要钱，“幸喜清华允许欠交膳费。我不买书，借朋友的念。衣服破了，乱拉朋友的穿上。零用费靠同学和暑假教书积一点”。

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徐永煐的热情，尽管他的“政治方向并不明确”。他在1959年回忆说：“‘五四’后一天，黄育贤、梅汝璈和我三人用红笔(代替血书)写了张东西贴在中等科墙上，内容已记不起来了。由于班级低，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时期我们进城游行多次，但都被阻在城外。”徐永煐对运动引发的罢课很感兴趣：“我当时书也念不下去了，罢课很好，不罢，我也念不下去了。”不想念书的徐永煐还是把书念到了毕业。清华的学习不轻松，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校歌中的“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并非仅是表面文字。对基础差的学生来说，就像在苦海中挣扎。徐永煐所在的1924级(甲子级)入学时有一百多人，毕业时仅剩下他和施滉、冀朝鼎、梅汝璈、周培源、梁思永、黄自等七十余人，许多人因学习跟不上而被淘汰。清华对学生的管理也严格，屡次迟到就会被开除。有些规定，如禁止学生在校园走路时吃零食和在宿舍读小说，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在清华，体育与学业并重。学校规定每天下午4—5点，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健身。“强迫运动”使许多学生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徐永煐、冀朝鼎就师从清华武术教育家李剑秋学过三年拳术。水木清华的八年浸润，对徐永煐革命思想的延续与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0年初，徐永煐与施滉、冀朝鼎、周先庚、梅汝璈等建立了进步学生社团“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1923年初，施滉、徐永煐、罗宗棠、章友江、冀朝鼎、梅汝璈、胡敦元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在“唯真学会”内部成立秘密核心组织——“超桃”，意喻成员间友谊、情操超过古人的“桃园结义”。较之“唯真”，“超桃”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并以社会革命为己任，明确提出“政治救国”主张。“超桃”中一些人，在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留下辉煌篇章：施滉(1900—1933)：1930年从美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翻译、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1933年因叛徒出卖，惨遭国民党杀害；冀朝鼎(1902—1963)：1941年从美返国后，受党指派，以外贸专才身份见信于孔祥熙，任职其麾下，为党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秘密情报。1944年6月，美总统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冀全程陪同。冀向华氏提供了大量国民党政府包括蒋个人贪污腐败情况。华氏回国后，公开强烈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该帮助他们。美国政府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共，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延安为此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由此揭开中共对美外交序幕；梅汝璈(1902—1973)：曾任民国政府大法官，“二战”后任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东京主持审判日本战犯。在他力主下，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被送上绞架。

“超桃”八人除罗宗棠外，后都赴美留学。徐永煐、施滉、章友江、冀朝鼎、胡敦元、罗静宜在1927—1928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20世纪20年代初，清华园里弥漫着浓厚的“大清华主义”气氛。一些清华学子以有留美镀金背景而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又因清华办学经费来自“庚子赔款”，而“自惭形秽”。他们不了解国情，把美国的“经”生搬到中国，认为别人都不行，只有清华人才能安邦救国，并拉帮结派，排斥异己。

1924年，徐永煐和同班同学施滉、何永吉于1月26日离京。他们利用最后一个寒假，经上海、香港至广州、安南(今称越南)、昆明旅行，漫游西南近两个月。这次游历的目的就是打算走出清华小天地，“思贤主而事之”。在广州，他们见到了李大钊和孙中山。回京后，徐永煐撰写《见孙中山先生记》和《八星期旅行生活》，刊登在《清华周刊》上。在他为《清华周刊》撰写的约二十篇文章中，以这两篇最具史料价值。

当徐永煐一行于1924年1月31日到达广州时，国民党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一大”，对党内进行改组，大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2月4日晚，徐永煐一行到亚洲酒店去拜访国民党北方代表李大钊等人，从晚7点一直聊到凌晨1点。李大钊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并相约回京后再详谈。1924年2月9日，徐永煐、施滉、何永吉经人介绍来到广州大元帅府谒见孙中山。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位年近花甲的民国元勋面前，几位年轻人从容不迫，不但发问，更有批评建言。而孙中山则侃侃而谈，态度平易、真诚。交谈中，施滉问孙中山，“国民党实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孙明确回答：“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施滉表达了对孙百年之后的担心。孙回答说：“国民党以前是靠一个人支持，现在改组以后，是要拿党来活动，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革命的主义。俄国的革命所以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一层。这是国民党现在所觉悟到，而开始来取法的，也就是十几年来我奋斗以求之的。”看来，孙的“以俄为师”，关注的仅是俄共党内实行集权制的经验。对此，徐永煐直言：“据先生起初所说，国民党现在不注重一个人，注重组织和纪律……古人说得好，法不足以徒行，一定是要靠人的。现在徒说纪律，徒说组织，那么，叫曹锟、吴佩孚一班人来，便会变成北洋正统的纪律的组织。叫陈炯明、叶举来，便会变成割据惠州的纪律的组织。所以，分子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国民党这次改组，顾虑到这层没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徐永煐即使面对像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人物，也绝不盲目崇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特点贯穿其一生。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学习俄国，建立高度集权党的主张，在客观上为蒋介石后来主张“以党治国”，实行法西斯独裁铺平了道路。这点，国内学人已有文章论及。

尽管西南之行未获具体结果，但通过与孙、李二人交谈，徐永煐对国共两党的主张有所了解，对两位领袖也作了比较：“我们对孙(中山)很钦佩，但和孙说话，觉得是随随便便，不如大钊同志那么沉着，有条理，清楚。”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及在国共合作中的表现，更使徐永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伟大。”1924年夏，徐永煐与施滉、冀朝鼎等应约来到北京李大钊寓所。此时他感情的天平已倾向共产党，但资本主义国家间为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现实，又让他对苏俄“指挥”中共的做法心存疑虑，“‘国际间无道德’这句话印入我的脑筋太深了，苏俄虽说是一个与以前国家意义不同的国家，然而终于不敢相信它”。见面后我们问他：“现在不是莫斯科在指挥我们吗?中国为什么要受苏俄的指挥呢？大钊同志说：第三国际现在设在苏联，但也可以设在北京，要是设在北京，你们想想，能行吗？军阀不早已把它搞掉了，所以现在不行。现在设在苏联，我们参加，比较合适。等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设在北京，不也就一样了吗?所以，这不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李大钊一席话打消了徐永煐的疑虑，他决定跟共产党走。

1925年秋，徐永煐赴美留学。1926年，徐永煐在三藩市(后改称旧金山)参加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徐永煐这样做，固然有敬仰中山先生及国共合作背景，但主要是他当时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自己出身非无产阶级，所以没资格加入。后经美共组织者的解释，这一看法才得以纠正。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永煐立即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为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理想，他不愿做书斋里的纯学者，而自觉选择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危险道路。

为适应革命需要，从1925年秋到1927年春，徐永煐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坦福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历史及哲学，像海绵一样广泛汲取各种知识，而不在意是否能拿到毕业证书，更放弃了作为富贵敲门砖的学位。他积极宣传革命，在美期间先后“创办”、“主编”、“主笔”、“主持”过《革命》、《国民日报》、《先锋》、《共产》、《救国时报》、《华侨日报》等多家报纸。在他主持的“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先锋》周报上，揭露汪、蒋叛变革命真相，登载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的“特讯”，号召华侨拥护中国工农革命。

徐永煐等人在美国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的注意。1929年七八月间，南京政府行政院连颁“训令”，“严缉留美学生徐永煐等”，罪名是“在美组织美洲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即“反帝大同盟”)，反对中央及国府”，实为“捣乱党务反动分子”。同年8月24日，北平公安局转发此令时，附国民党中宣部函，称：“其主持人徐永煐等，以国家派遣留学生而胆敢公然反动，实属不法已极”。随后，徐永煐、冀朝鼎等人的清华官费和回国川资也被教育部取消。行政院、公安局、中宣部、教育部“四方联动”，共同对付徐永煐等留美学生，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当时留美清华学生中，有些人是花花公子。与这些人相比，徐永煐的生活颇显狼狈，有几分像流浪汉。不过，徐永煐却喜欢这种“流浪”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在他看来，这种生活不但有意义，而且丰富多彩，充满刺激和挑战。1928年夏，他因在唐人街参加美共援助中国赤色工会募捐被捕，并被判处短期拘禁。出狱后，面对美国警察和移民局的跟踪、监视、殴打和逮捕。他又参加了纠察、示威和挨户宣传等一系列公开活动。

在徐永煐身上，除了革命者的气质外，还有着放情任性、扶危济困的侠客之风和虽身无长物，却淡薄名利的名士气派。他曾说：“铁欲成钢，必须频出入炉盘之间，九炼始已”。为了革命，徐永煐历尽磨难，淬炼成“钢”。

当时，各国共产党作为支部，统一接受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美共在美国属公开合法组织。徐永煐、施滉等在美中国党员都参加了美共，以便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开展工作，促进中国的革命。为集中领导这项工作，1927年夏，在美共中央指导下，施滉和徐永煐、冀朝鼎等创建了美共中央委员会隶属下的中央中国局，地点设在三藩市(1929年初，随美共中央迁往纽约)。美共是公开的，中国局则是秘密的。中国局里的中国党员对外都不暴露党员身份，每人都有自己的党内用名，如徐永煐叫“化发”，施滉叫“动生”。首次代表大会选举施滉为书记，徐永煐等四人为委员。后继任美共中国局书记的有李道煊、张报、何植芬、徐永煐、余光生、唐明照等。1929年初，中国局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党员已从十余人增至33人。在党员较多的三藩市、费城、纽约、芝加哥等地，还设有分局。1943年5月15日，第三国际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 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美共中国局也停止了活动。1945年7月，随着福斯特发动的反对白劳德斗争取得胜利，美国共产党重新建立，美共中国局随即恢复，徐永煐再次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

在美共中国局成立的二十多年里，随着形势发展，工作重心不断调整。徐永煐等与中国局同志付出大量心血，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此外，美共中国局还曾介入古巴和中美洲的革命运动。1928年12月，施滉被美共派往古巴，去帮助那里的中国同志开展工作。中国局和拉美、加拿大及东南亚的中共党人也有密切联系，并和欧洲的中国支部经常互相支援。

1928年初，徐永煐指导三藩市华侨青年工人及学生成立了“华工俱乐部”，“这是美国华侨中共产主义领导下工人与群众组织的开始”。1928年春末，美共中国局派徐永煐到纽约，深入唐人街发展和组织旅美华侨，支持中国解放事业和维护侨胞自身权益，其中洗衣馆工会和餐馆工会等华侨社团是工作重点。当时纽约洗衣工约占纽约华侨的半数以上。还在三藩市时，徐永煐就开始和侨工交朋友。到纽约后，徐永煐把侨工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培养了一批侨工骨干。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永煐、唐明照指导以“衣联会”为代表的左翼侨团又发起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散发传单、发动募捐、出资办班培训航空人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在延安乘坐过的汽车及八路军华北前线的几辆救护车也是“衣联会”捐赠的。据1943年到延安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中记载：“他(毛泽东)派了他的私人汽车来找我——一辆半吨重的齐佛莱送货车，在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的红十字。在这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在“反帝大同盟”配合下，美共也发动海员和码头工人抵制美国政府向日本运送废钢铁和军用物资。美共还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赴中国抗日前线。对这一系列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曾致函美共，表示感谢。

1950年2月，徐永煐由上海外事处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3月，因外交部组织联合国代表团，徐永煐应召赴京。随即“周恩来、李克农先后通知主持译《毛泽东选集》，当即着手筹备。”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成立，徐永煐任主任。英译“毛选”是一项严肃重大的政治任务，其领导者既要有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又要有丰富的学识和扎实的英语功底，这些，徐永煐都是具备的。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加强国际宣传，中共中央南方局已开始着手组织毛泽东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与俄、日等文种相比，英文翻译是动手最早的。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南方局和美共中国局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由于当时国内环境不理想，故准备拿到美国翻译。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董老指导下，徐永煐等参加了美共重建的工作，并主持建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据1941年受中共南方局之命到美的徐鸣回忆：当时“董必武曾交给永煐一批毛泽东著作，让中国局组织翻译审订。开始永煐和唐明照翻了一部分，后来因为忙，永煐问我能不能另外找到合适的人。我提出浦寿昌，永煐同意，所以这件事就让浦寿昌负责了。”每礼拜五晚饭后，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徐永煐、唐明照、徐鸣、杨刚(时为《大公报》记者) 、赖亚力（时为冯玉祥秘书）都要在徐永煐家召开会议，商谈包括翻译“毛选”在内的各项工作，一直到1946年10月徐永煐回国。

1960年春夏之交，“毛选”中文版第四卷出版。时值徐永煐大病初愈，挂外交部顾问衔半休，乃再次受命，于该年夏天出来主持“英译”毛选第四卷工作。此次参加英译工作的有程镇球、郑儒箴、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于宝榘、赵一鹤等。为译稿润色的有钱钟书及外国友人马尼娅与柯弗兰等。以上人员集中在北京万寿路十八所，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毛选”第四卷英译的初定稿。然而，徐永煐的身体又垮了。其后，中央指定章汉夫组织审改和定稿工作。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脱不开身，转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审定。参加定稿的有：孟用潜、徐永煐、冀朝鼎、唐明照、钱钟书、裘克安、程镇球以及美国友人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和李敦白，工作地点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徐永煐因病只参加过几次讨论。1961年春夏之交，“毛选”第四卷(国内版)译文全部完成，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翻译出版，是五六十年代中国译界一大盛事，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间，徐永煐既是翻译者，更是组织者，这种双重身份需要他既善于发现翻译人才，组织起一支精干高效的翻译队伍，遇到问题又能够拿出具体解决办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周恩来曾说，他认识的中国人，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差些；“两个”里一个是徐永煐，另一个有说陈翰笙，有说冀朝鼎的。

“毛选”英译本的完成，凝聚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翻译家的智能和心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积累起的许多宝贵经验，至今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徐永煐父亲徐绍滨，字涧南。生于1842年2月4日，1915年3月15日逝世。江西省龙南县关西镇徐氏第十七世。“由清太学生，以军功保奏安徽补用从九品，历署泰和等县典史，洪山等州泥汉巡检，泗州史目、直隶州州同，授安徽按察司司狱，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卓异加一级，候升在任候选布政司照磨，造授奉政大夫”。生八子七女，永焕是第七子。

母亲徐周氏，系绍滨侧室。是贫苦农家的童养媳，被卖给徐绍滨作妾，终日劳动，侍候‘老爷’和‘太太。约生于1876年，1936年逝世。

同母妹妹徐乐英，1905年生，1962年逝世。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27年与侯外庐结婚，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49年后曾任北京新开路小学校长。

妻子张淑义，曾为燕京大学学生、中共党员。1943年初，与徐永煐与结婚。长子徐庆东。

徐庆东：父亲好客，有不少好朋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先生。

钱叔叔家离我家不远，隔一条胡同，常来我家跟父亲谈事，一聊就是一天，有时连中午饭都在书房吃。

他们谈话内容很丰富，天南地北。记得有一次，他们聊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父亲说，把“绿”字当动词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从前就有人这样用过。钱叔叔很以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诗选（注）》注解里，加上了这个意思。

父亲和钱叔叔谈话非常投入，常常到忘我的地步。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就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颗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锺书一颗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阿姨发现他夹着的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杨阿姨担心他把胡同口菜站的白菜拿回家了，所以连忙打电话来核实。钱叔叔一直在思考跟父亲讨论的问题，早把白菜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徐庆来：长期旅居海外的职业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干部，集体翻译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