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30 08:24
存留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有关戏曲的历史文化遗物。包括墓葬遗物、碑铭题记、绘画雕刻、手写的和版刻的剧本、戏台建筑或遗址等。这些实物资料，有的已经发现和出土，有的则尚待发现和发掘。考察这些实物资料，对于认识戏曲发展的历史面貌，探索戏曲艺术形态的历史成因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戏曲实物资料很多，大体上可分为5类。
这类戏曲文物包括曾经为戏曲艺人用以表演的遗物，如戏衣、服饰、砌末、面具、乐器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清两代宫廷演戏所用的戏衣和砌末，某些艺术家如梅兰芳的专用戏装，西藏地方的藏剧、各地傩戏的脸谱化装的面具等，都属此类。这些文物展示了某个时期某些艺人的演戏活动，有助于考察它们所表现的戏曲面貌以及服饰、化装的特征和戏曲表演形态演变的过程。
宋代以后，戏曲艺术在中国传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中有所反映。这些绘画与雕塑作品为考察和印证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与杂剧的舞台演出、服饰装扮和脚色行当的发展变化等等，提供了形象资料。近来出土的一些文物，如河南偃师宋墓杂剧砖雕、山西侯马金代董墓院本演出俑、山西芮城永乐宫元代潘德冲墓椁石刻演剧图；地上遗存的文物，如山西洪洞明应王庙正殿元代杂剧壁画；还有传世的两张宋杂剧绢画、宋代杂剧艺人丁都赛砖雕像等，都是研究宋、金、元时期北方杂剧艺术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它们虽属不同的时代，但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在艺术上继承的关系。另如金代早期的砖雕,是净丑居中(见稷山马村金代段氏墓群杂剧砖雕),而金晚期砖雕则以末色居中（见侯马董氏金墓戏俑）与山西洪洞明应王殿元杂剧壁画相似。从这些文物所描绘的演出形象来看，杂剧艺术的脚色装扮已经形成一定程式化的规格，说明自北宋末年的杂剧演出到金院本、元杂剧的演出形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下来，形成一种经过提炼的、带有夸张性和滑稽讽刺意味的表演艺术特点。
元代以后,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国木版印刷技术高度发展,明版戏曲剧本大量出现,作为剧本插图的版画艺术，在描绘舞台演出的情景和雕板的精美方面，均已臻于圆熟。明弘治戊午年（1498）刊行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定奇妙注释西厢记》等数量较多的戏曲剧本，大都有相当精美的版画插图。明崇祯年间刊本《盛明杂剧·义犬记》插图中，绘有两个脚色在红氍毹上扮演《葫芦先生》，反映了明代弋阳腔在厅堂中演出的情况。又如崇祯年间刊本《荷花荡》插图版画中有一幅演出昆山腔《连环记》的场面。在描绘明代南京商业繁荣景象的大幅绘画《南都繁会图》中，有一处描绘用席棚搭成的卷角舞台上正在演戏的情形。这类绘画对研究兴旺发达的明代戏曲很有帮助。
著名的西藏拉萨布达拉宫的藏戏壁画，绘制于17世纪中叶，反映了当时藏戏演出的实况，对于藏戏历史及其服装、面具等艺术成就均有研究价值。清代宫廷中主管御用演剧班子的升平署，专门绘制有色彩鲜艳的戏曲脚色扮相谱，为研究清代宫廷演出剧目和脚色、服饰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除此之外，在丰富多彩的民间年画中，如北方的杨柳青年画和南方苏州桃花坞年画，有很多反映清代民间戏曲演出形态的作品，对于研究清代梆子腔、皮簧腔等地方戏的演出剧目和艺术形式，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各个时代的戏曲艺术在民间和宫廷演出活动的历史遗迹，是研究古代戏曲的发展演变及其流传情况、声腔、剧种的兴衰及舞台建筑艺术的十分重要的文物资料。宋、金、元时期古戏台遗迹和遗物，近年来在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发现多处。如宋景德二年(1005)修建的万泉县(今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舞亭（见万泉后土庙碑），金大定八年(1168)重修的洪洞县伊壁村东岳庙“露台”，金兴定二年(1218)修建的临汾东亢村圣母祠戏台，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修建的万泉县太村戏台，元大德五年(1301)修建的万泉县柏林庙戏台，元至治元年（1321）修建的临汾东羊村东岳庙戏台等等。这些古戏台都是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有的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修建这些戏台大都与寺庙关系密切，有的古戏台本身就是寺庙建筑的一部分。当时在这些戏台进行的戏曲演出活动，起着酬神、娱人的双重作用。这些古戏台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对于考察这一历史时期北方杂剧艺术在平阳地区普遍流行及其艺术成就，有着重要的价值。
清代戏曲出现了两种特殊的现象，一是地方剧种普遍的兴起，商业性质的专业戏班大量增多；二是戏台建筑的大型化，形式也更趋精美。康熙、乾隆年间各地建立的戏台，就明显地带有这种商业的色彩。当时以棉布业、典当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业势力向外扩展，出现了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进局面。山陕公会到处建立会馆，大多以关帝庙的形式出现。太原、西安、洛阳、开封、亳州以及山东聊城等交通要道，均有大关帝庙的兴建。兴帝庙内多附建戏台，如亳州花戏楼等。陕南汉水流域，有著名的赊旗镇(今社旗县)大关帝庙戏台。沿川陕路到四川各地，也是如此，著名的有自流井（今自贡市）山陕会馆戏台。这些戏台的规模都非常宏丽。随着这些戏台的建立，山陕地方兴起的梆子腔也在各地演出。与此同时，江苏、安徽的盐商势力也以苏州、扬州为中心向北方延伸。盐商重视昆山腔，这与以官商结合为特点的盐业经济势力很有关系。苏州老郎庙是清廷扶持的昆山腔的大本营，一时成为官府承认的全国戏曲中心，号称“梨园总局”（见苏州老郎庙碑）。苏州织造府利用梨园总局，经常向清廷输送演员和戏装，北京清宫内也建造了多处大型精美的戏台。此时，沿海的福建、广东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著名的佛山镇道教祖庙中兴建了宏伟奇丽的万福台(见佛山祖庙戏台)，在潮州建有外江戏会公所，在福建莆田建有瑞云祖庙戏台。清代在全国各地建立的戏台为数甚多，这些戏台的建筑及其碑文，为研究清代戏曲，特别是清代地方戏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古代刻印和手写的戏曲剧本
古代刻印和手写的戏曲剧本，反映了戏曲艺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和雕刻印刷的成就。宋代和宋代以前的古剧本，迄今尚无发现。元大都(今北京)和杭州民间坊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为现存最早的戏曲剧本，它是研究元代杂剧艺术的珍贵文物。至于宋元南戏，迄今只能见到明本。除《永乐大典》写本《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 3种比较接近原貌的剧本外，近年来又陆续有新的发现。其一是明嘉靖年间的写本《蔡伯喈》（即《琵琶记》），这是一部罕见的明代戏曲舞台演出本，1958年出土于广东省揭阳县西寨村明墓中；其二是明成化年间的民间坊刻南戏剧本《白兔记》，1972年出土于上海市郊一座明墓中；其三是明宣德七年(1432)写本《刘希必金钗记》，即宋元南戏《刘文龙菱花镜》在广东潮州流传的艺人演出本，此剧早已失传,这本罕见孤本的发现,为宋元南戏填补了一处空白，1975年出土于广东省潮安县西山溪的一座明代墓葬中。这3种剧本的出土,为研究宋元南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流传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1954年曾在山西万泉县百帝村发现了青阳腔的4个剧本:《三元记》、《黄金印》、《涌泉记》和《剔目记》，这是难得看见的清道光、咸丰年间的重写本，对于研究明代南戏青阳腔在清代流传于北方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近30年来,全国各地发掘整理传统戏曲的同时,发现了不少珍贵的古老剧本，如福建莆仙戏就保存了不少清代戏曲演出本，福建梨园戏亦发现了宋元南戏失传的剧本如《朱文鬼赠太平钱》、《刘文龙菱花镜》等多种清代艺人手写本。福建等地古剧本的大量遗存，实为中国戏曲古籍的大宝库。至于清代宫廷中专供皇帝御前看戏的剧本，从乾隆以来各代都有，工楷精钞，封面以金黄装裱，华丽典雅。这种剧本是宫廷的演出本，名叫“安殿本”，如乾隆年间的安殿本题为《太平祥瑞》，现存有《海岳效灵》、《方朔偷桃》、《万国呼嵩》、《瑶池集庆》等10种，今藏中国艺术研究院。
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实物资料
还有一类戏曲文物是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实物资料。其中有古代遗留下来的有关戏曲的碑刻，如苏州老郎庙碑、北京精忠庙碑，各地戏曲艺人以往供奉的祖师图像和纪念物品，古代戏曲作家和艺人的手迹和遗物等。现代具有纪念性质的革命戏曲文物，如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手迹，周恩来等有关戏曲的题字手迹，还有各种纪念文件等实物，都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宝贵资料。
由于戏曲是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在封建统治阶级眼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有关戏曲的材料往往为一般史乘文献所不载。史料的缺乏，造成历史考察的困难。重要的戏曲文物则可以补充史载之不足，纠正某些文献记载中的错误和不实之处。因此，对于戏曲文物的考察，不仅要运用考古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同时也要考虑戏曲的历史状况，鉴别其真伪，考订其价值，对它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综合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陆续发现和出土的戏曲文物逐渐为学者们所注意,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今后有可能成为戏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运用考古手段来研究戏曲历史的一门新的学科。随着近年来戏曲文物有了较多的重要发现，给戏曲史研究也带来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它必将促进中国戏曲史研究工作出现新的面貌。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
唐代文学艺术的繁荣，是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促进了戏曲艺术的自立门户，并给戏曲艺术以丰富的营养，诗歌的声律和叙事诗的成熟给了戏曲决定性影响。音乐舞蹈的昌盛，为戏曲提供了最雄厚的表演、唱腔的基础。教坊梨园的专业性研究，正规化训练，提高了艺人们的艺术水平，使歌舞戏剧化历程加快，产生了一批用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剧目。
开元盛世，安居乐业，必然要求更多的文化娱乐，尤其是群众性的戏曲活动，民间散乐的娱乐活动，更多地趋向于农闲“自乐班”式的娱乐，也是他们交流感情，学文化、学历史、学道德的一种形式。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剧作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