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出现。关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研究，使人们清晰和实证地认识到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属性。70年代初出现的筛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及70年代末出现的教育的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同时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投资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繁荣，各国的教育投资热情在80年代中期开始有所下 降，教育财政出现紧缩。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仍然予以高度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着有力的支持。近年来，知识经济的出现及其与教育的关系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培养有知识的人才的发源地，其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所 起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

远在教育经济学形成之前，国内国外已有很多关于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在我国，先秦诸子即认识到发展教育是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条件；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也都认识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如孔子的“庶富教”的思想，说明了人口、经济、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颜元的“实学”“实行”的思想认为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在西欧，古希腊的柏拉图也论述过教育对生产所起的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生产劳动还基本上处于简单的体力劳动阶段，知识和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还很少，因而人们也只是认识到教育和经济之间的一些联系，但还不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教育经济思想体系。

17世纪到19世纪初期间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产生并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影响，并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对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教育经济思想。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学和教育学自身发展的限制，还不可能形成一门独立的教育经济学科。

其后近一百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包含了很多科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近代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古襟和杨贤江。古襟1934年发表《中国教育之经济观》，运用了经济的观点阐述教育问题，辩证地论述了教育和经济的制约关系；杨贤江所著的《新教育大纲》论述了教育能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认为科学因实用而生，而进步。西方学者主要有大卫·李嘉图和马歇尔等。大卫·李嘉图提出教育投资的基本思想，马歇尔提出生产要素包括教育，教育要由国家投资等。众多的教育经济思想初步形成，这些教育经济思想为以后教育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它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人们主观上产生了这种需要并具备满足这种需要的客观条件时，这个学科才会建立，教育经济学也是这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在生产力方面上，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在劳动生产中的重要性，人们对受教育的需要膨胀起来，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发现了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上个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在该文中，斯特鲁米林第一次计量了前苏联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和收益率。该文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体力劳动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脑力劳动与教育程度的关系。他提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系，学历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年龄相比教育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持久，办教育比搞建设的收益更大等观点。斯特鲁米林的这篇论文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几十年后，人们才注意到它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舒尔茨发表了题目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就职演说，被认为是教育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区别了以往物力资本的概念，提出了人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资本，可以带来收益。人力资本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收益比物力资本带来的收益还要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又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是教育，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韦锥出版了《教育经济学》一书，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次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年会，主题为“教育经济学的问题”，会后会议发言被汇集成册出版，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使社会上公认了教育经济学的存在，为以后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称为 “主流派”。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教育经济学，世界各国涌现出一批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学者，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

但是，就在教育经济学传播到世界各国的同时，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受此影响，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把资金投入到教育，希望通过教育带动经济的复苏，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发生矛盾，出现了种种人力资本理论不能揭示和解决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并试图摆脱它的束缚，采取新的方法分析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这刺激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

由此，一些有关教育经济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它们并称为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又叫文凭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和索罗等提出筛选理论，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能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教育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提高人的认知水平，而是对具有不同能力的人进行筛选。“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它为雇主提供信号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是涉及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多林格等。他们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大公司、大企业的工作，次要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教育的作用不在于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而在于它是决定个人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作。

社会化理论

社会化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在西方，它的创始人是鲍里斯和金梯斯。社会化理论是一种探讨教育的社会化功能理论，它从教育的功能和结构方面来分析教育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功能。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源于它的社会功能，而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上述这些理论在批评人力资本理论的同时，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或缺乏证据的支持，或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所以最终未能获得普遍的承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时期。在研究方法上，更趋向于实证分析和个案分析。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过度教育及其与生产率的关系问题。过度教育表现为知识失业和知识贬值，知识失业是指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超过了社会需求，大量的学生毕业即失业。知识贬值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从事只需受过较低教育的劳动者就能胜任的工作，大材小用，资源浪费。西方的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必然是正向的。要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平衡，劳动者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实现其职业愿景，而不是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层次越高越好。

另外，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学校规模经济研究。因为教育的经营需要运用各种资源，需要适当的经营规模，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教育的经营必须依据规模经济的原理、最优化原理和科学管理的方法，运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取得最佳的办学经济效益。教育规模经济的形成是在保证一定教育质量前提下使学校资源获得充分和适当的应用，否则就是不经济。

20世纪末，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在广度、深度上均有一定的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也明显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如教育的生产、教育的需求以及教育的收支等。尤其对于教育和以信息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信息技术对教育生产的影响、教育成本等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人们引入经济成本或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教育成本。除了教育支出之外，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注意到了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放弃的机会而带来的成本。早期的研究趋向主要注重政府的教育成本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则十分重视私人成本的研究。

另外，国际性的研究组织与机构不断增加，许多国家设立了专题性研究组织、学会和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重点研究教育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关系；一些大学也设立了教育经济学研究所等，并在大学里开设了教育经济学课程。

在计算方法研究方面，数量化、定量化以及数学模型设计等计算方法被广泛重视，并且著有计算方法方面的专著，如《教育的经济计量模式》等。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及规律性；教育的投资方向及内部结构；教育领域中劳动的特点与分配原则；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教育经济学的方法论等。

研究对象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同时，它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一方面，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政治思想、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的发达与否，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影响到二者相结合的程度。

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漫长的过程

教育经济学从古代教育经济思想的萌芽到20世纪 50年代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再到当今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知识的建构和社会的认可，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和经济学相互制约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它既有经济学的部分又有教育学的部分，它的发展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纵观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教育经济学的每一个时期的发展都是在经济学或教育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受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制约，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学和教育学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

一门学科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为依托，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论。古代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下，制约着教育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经济关系的认识也是粗浅的、不成熟的，只能停留在萌芽阶段；二是19世纪50～ 60年代由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开始重视科技在生产当中的应用，所以产生了对教育的需要，这样的社会背景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创立；70年代至今社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教育经济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由教育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在理论上不断补充，在实践上应用于社会并解决问题，一门学科的发展过程就是它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教育经济学从创立发展至今，也在不断的修正。社会在发展，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教育经济学也会随之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下去。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 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随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其研究分支也开始出现。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 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笔者认为，按照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可分为高等教育经济学、基础教育经济学、职业和成人教育经济学等。按照研究的领域，教育经济学包含教育财政学和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教育财政学既属于教育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属于财政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教育活动中的财政问题。教育规划的经济学研究以经济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的研究为理论基础，从劳动力需求、社会和个人需求以及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对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经费需求等，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等实际问题进行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吸纳和借鉴了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成果，而且结合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发展了明显有我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肯定了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针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涌现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在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对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以及高等教育经费的投资水平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同等发达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使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三级教育规模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相适应，应加大各级教育投资 的力度，尽快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轨。

这些研究为我国政府应达到的教育投资水平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积极地推动了增加教育投资的国家宏观决策。以此为依据，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纲要》指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原则。

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式和内部效率

1978—1989年我国的高等学校校数的增长率略低于高校在校生数的增长率，而高等学校的校均在校生规模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年增长率。这种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低下。1988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校均规模约为1922名在校生，平均生师比为5.25∶1。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把生师比提高到10∶1，在平均学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生均经常性经费支出可以下降24%。如果平均学生规模提高到4000名在校生，生师比提高到10∶1，每个学生平均每年的经常性开支可以缩减418元。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4000名在校生的校均规模比较接近当时条件下的高等学校的适度规模。据此，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应采取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依据规模效益的理论进行高等学校结构调整的办学体制改革等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和结论都有力地影响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小规模院校合并、办学结构调整等政策的制定。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体制模式

在对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率进行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研究者们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投入低、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于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又一方法和途径。在这一阶段，教育经济学者们对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学校之间的分配、在学校内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 究。

以成本行为为基础的多政策参数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以透明、公正、有效为基本原则，以高等教育事业费中的政府拨款为对象，吸取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了高等教育的成本结构，提供了一 种在高等学校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科学模式。

鉴于公平、公正、有效、透明的拨款方式必须以相应的拨款体制为依托，一些研究考察了国际高等教育拨款体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基金制的设想。研究认为，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可以逐步改变高等学校的附属地位，使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转变职能，由对高等教育条块分割式的直接管理逐步改变为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拨款充分体现公平、透明和有效的原则；可以确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来源：南丰公益书院）

一些研究建议实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教育经费预算单列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事权与财权的统一，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使教育发展的经费需求与政府的投入更为协调，更好地提高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实 行教育经费预算单列，也有利于高等教育基金制的建立和实行。这一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章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其法律条文阐述如下：“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关于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表现之一就是受教育程度与劳动收入不成比例，出现“脑体倒挂”现象。造成“脑体倒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来自制度层面的，也就是说，在80年代我国的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主要由人事工资政策确定，并不反映其劳动生产率。

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高等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脑体倒挂”的不合理现象从总体上已经得到了扭转，高等教育是一项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的投资。教育收益率呈连年上升趋势，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年明瑟收益率1996年为8.23%，1997年为9.68%，1998年为11.35%。这表明1998年我国大学本科的明瑟收益率已经超过了物质资本投资通常的10%的收 益率。

在研究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时，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将工作努力程度理论结合进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把工作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回归模型中，对组织行为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而且对组织管理理论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 要的意义。

这些研究为我国制定更为合理的劳动工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为劳动力配置从以政府直接管理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形式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多渠道筹措和成本分担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各国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下降，高等教育经费出现了全球性的财政紧缩。与各国三级教育注册生数不断增长的情况不相适应的是，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5—1994年间稳定在5%左右。而中国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在整个90年代，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点几，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相对减少，家庭和企业所占的份额相对增大。教育经费来源的渠道由单一渠道转向多种渠道，包括政府拨款、教育费附加、学杂费、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用于教育的费用、个人或社会组织的捐 赠、教育基金、科研经费等。

其中，受益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成为非财政性渠道中的重要途径。对人口年龄结构构成变化、居民家庭收入变化、高等教育私人收益率以 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公平性效果等的深入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在高等教育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政策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关于高等教育的个人需求

随着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在持续增长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继续增长。这些方面均促进了居民个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之后，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虽然为接受高等教育负担了一部分成本，但对提供教育的机构而言，学费无疑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私人投资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继而增大了机构提供教育供给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而言，学费和学生资助作为一类重要的财政因素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未来预期收益一起成 为了影响个人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经济特征。

研究表明，伴随着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已逐渐成为人们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对学费的反应随着学费水平的提高表现出差异。这些研究结论为向弱势群体提供教育资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维持教育机会的公平，使得每一位有资格的求学者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亦成为必然。

关于扩大高教规模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1999年，在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和居民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的双重压力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政策出台。高等教育被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生产部门。那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们投资高等教育、拉动疲软的消费需求呢?研究者采用投入产出乘数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低于各个部门产出乘数的平均水平。与可以吸引居民私人投资的部门，诸如保险、私车消费、房地产、日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部门比较，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略高于房地产业，但仍不及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日用电器业和电子计算机业等对国民经济总产 出的拉动力大。

在对就业的影响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关于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

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指高等教育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以及与高等教育系统运行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运行机 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正在逐渐形成。这两种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有着本质区别。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制定计划，政府直接管理，高等学校、学生个人、用人单位在使用资源时都必须根据政府计划并与政府发生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脱节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并维持社会公平。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性，高等教育部门与私人产品部门不同，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干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既不是计划经济 条件下的直接管理的关系，也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关系。

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研究不仅是规范性研究的范畴，而且也是实证研究的领域。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环节及其与外部要素间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系统运行规律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产生的影响，而且实证地研究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内部资源配置、高等教育的外部效率、外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

在全球经济已逐步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通常是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最高，中等教育次之，高等教育最低。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在韩国，研究表明男性劳动者的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在1977年超过了中等教育，并在80年代继续上升。当生产、服务行业内的工资差额逐渐降低时，学术和技术行业中等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工资差额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反映了社会对高水平专业技能的持续需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受高等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优势也可能会更为明显。一些国家的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生产方法发展得越快，对有高熟练技能工作人员的需求 就越大，并且这些工作人员的报酬也在上升。

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还不成熟，所以信息传递不完备，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再者，我国的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1991—2001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9%，产业结构也处在调整过程中。况且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者必须经历三到四年的大学学习才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带来了 高等教育的滞后效应。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教育条件，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会带来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科学地研究高等教育规模结构和经济规模结构的关系、高等教育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关系不仅可以反映出如何使高等教育的规划达到效率最优，而且可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为个人和政府投资高等教育 提供决策依据。（来源： 南丰公益书院）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不仅是教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某些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关注，比如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人力资源开发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高等教育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经济学者也不时地把研究的视野投向经济学和财政学的领域，并与之融会贯通。比如，高等教育投资不仅可以获得社会收益，而且具有较为显著的外溢收益，另外，从产品属性上讲，高等教育产出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投资高等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那么，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位置自然备受高等教育经济学者的关注。在公共财政体系中建立一个有序的、规范的、稳定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系在21世纪初期依然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 个焦点问题。

另一方面，在我国已经普遍实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今天，人们对高等学校的学费也越来越关注。特别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财政经费的紧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成为经费筹措的一个重要的非财政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合理的高等教育学费水平、提供有效的学生资助措施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经济学 者责无旁贷。

再就是，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是作为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形式出现的，是为满足公办高等教育不能满足的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应运而生的。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且反映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本补偿。民办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自谋职业，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能体现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对民办高等教育各环节的研究也是高等教育经济学必 须面对的课题。

展望未来，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结构调整、办学效益、质量提高与社会经济体制和结构、制度环境等密切关联。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的今天，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者面临着更多的研究机会，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也将随着研究的丰富日趋充实和成熟，相信我们的努力会开出更为灿烂的花，结出更为丰硕的果，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也将更加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来源： 南丰公益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