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海军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抗倭名将俞大猷适时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由此可见，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的模式。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

明朝水师的装备，主要以福船为主，诞生于福建沿海的一种船型的统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建材主要为福建的松、杉、樟、楠木。共有六号，海战用的福船，是指一号和二号。按曾在1560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在斗人力”据《武备志》云“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但可假次以吓敌人之心胆耳。所恃者有二：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一也。以火球之类于船头，相遇之时，从高掷下，火发而贼船焚，二也”。由此可见明朝水师船型大，干舷高，在冲撞等近战场合有明显优势。据何汝宾《兵录》记载，“大福船”长仅九丈，另据《 全浙兵制考》记载，一号福舩九丈，二号福舩八丈。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的庞大船队远航，经过南海、东太平洋、印度洋，到达东南亚、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深了大明帝国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史称郑和下西洋。每次都由苏州浏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郑和舰队宣扬了明朝国威,扩展海外贸易,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并且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再没有此类的壮举。

郑和船队是郑和下西洋所组织的远航船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一支大规模的远航船队，也是一支史无前例的海上特混舰队。郑和船队由200余艘不同用途、不同船型的远洋海船组成，将士二万余名，规模宏大，人员众多，组织严密。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只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远航船队。郑和船队规模之大、船舶种类和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宝船，是郑和率领的海上特混舰队的旗舰。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打过几次漂亮的仗，全歼了一支人数在五千人以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把海盗全数或屠或擒。著名的首领陈祖义被俘，后来押回首都正法。这是一支人数在五千人以上的海盗，这一仗打得并不简单。

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强劲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明朝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中国明朝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首先，人数多，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在27000人以上。约明朝军队5个卫，每个卫5000-5500人；从看到的《武职簿》，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

其次，船队编制，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郑和船队，在数量规模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在吨位体积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在装备上更是世界一流的，在航海技术、通讯指挥和人员编制等多个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所以美国学者路易斯·丽瓦塞斯称郑和船队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这样的美喻，也只有郑和船队当之无愧。郑和船队完整地展示了明帝国的实力，当时南洋、西洋诸国看到它的身影，无不显示出对明帝国富裕、强大的向往。

明朝初年曾出现造船的第一次高峰期，史书曾多次记载明朝积极充实军备、建造战船，仅沿海一带的战船就有五千艘左右，如果加上沿江临河的战船，明朝的战船总数就更多了。明朝中叶，为了抵御倭寇，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建造战船的高潮。明朝战船种类极多，除了前代已有的战船，如楼船、蒙冲、斗舰、海鹘、走舸、游艇等外，还有四百料战座船、四百料巡座船、九江式哨船、划船等。（参考明朝天启年间的《武备志

除了建造战船外，明朝时期还有了严格的战舰编队制度，当时战舰有二十多种，其中著名的战舰就是福船。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2-4人，装备二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4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之二，中用2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3丈5，前2丈，后1丈5，只有两边舷板，内空，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4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士兵。两侧有飞轮，4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3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1口供一兵划桨。身有坚木架2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2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5尺，装备千斤佛郎机2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4把，喷筒40个，烟筒60个，火砖30块，火箭100支，药弩4张，弩箭100支。全船37人，水手4人，战士33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4丈2，宽1丈3，外虚边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8尺，中舱长2丈7，尾长7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5尺，宽2尺。作战时先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4门，碗口铳3个，噜密铳6，喷筒50，烟罐80，火砖50，火箭200，药弩6张，弩箭100。乘员53人，水手9人，战士44人，分4甲。第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2桅，舱3层，船面设楼高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大发贡炮1门、千斤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个，噜密铳10支，弩箭500支，火药弩10张，火箭300支，火砖100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64人，水手9人，战士55人，编5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封舟：杨槱的《帆船史》中说到“封舟”，是明朝派往琉球册封琉球王，显示国威用的。1532年的使臣记载：船长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二十三舱，前后竖五掩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

赶缯船，是大型福船的一种，可作战船、捕鱼和运送木材之用。因船底为防藤壶等海虫腐蚀而经常涂上白灰或白漆，所以又称“白底船”。其中大赶缯船船长36米多，宽7米左右，24个船舱，可载重1500石。每船配水手、船工30余人，水兵80人。中赶缯船长23米，宽6米，深2米，配水手、船工20多人，水兵60人。大、中赶缯船均是双桅、双舵、双铁锚。为郑成功水师和清朝初年水师主力战船。

明朝中期，曾经强盛一时的中国海军迅速衰落，使明帝国在北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安全空间急剧萎缩。并由此改变了东半球的力量格局，影响了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进程。　

明朝初年，中国拥有一支3500艘战舰的海军，每一年春天和夏天都要进行大规模巡航，1373年和1374年明朝水师两次追击倭寇直至琉球群岛，1409年在北部湾击败越南海盗。在郑和的第六次海上远征中一支中国分舰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直至西南非洲。另一支分舰队经所罗门群岛进入太平洋，直至澳大利亚东海岸。　在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向中国海上权威的挑战都被粉碎，三十六个国家的使节向明帝国臣服，中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北印度洋诸贸易要塞，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以及硫球群岛所组成的大明海外帝国。但伟大的霸业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衰落。

明朝的水师的衰落始于正统年间，至嘉靖年间废驰到谷底，明末有所增强。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沿海卫所空虚，水师士气低落。卫所军是世袭的职业军队，待遇微薄，每一月仅一石，加之受军官的盘剥，生活困苦。作为军饷来源的军屯，由于贵族军官的侵占日益减少，使粮饷不济，士兵大量逃亡，如广州七卫在嘉靖中期缺额达69.8%，福建镇海卫缺额为76.1%，在数量锐减的同时，士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士兵衣食无着，漫无纪律，军官不知作战，只知道盘剥士兵，官兵互相视若仇敌，可谓“无用之将统无制之兵”。

第二：舰队减少，舰船破损。卫所军的锐减，也导致水师人员的锐减，如福建烽火门水寨缺额达73.7%，铜山水寨缺额达65.8%，各舰队的舰船数量急剧减少，浙江省船队原有700艘战船，1440年已不及一半，新江口船队400艘战舰，至1474年仅存140艘，重要水师基地登州卫，曾拥有100艘战船，1503年，只剩下3艘，同时舰船制造业衰落，郑和远征时2000料的宝船在海港中慢慢烂掉，至十六世纪初，　明朝水师所用的最大战船只有400料，而且都是用旧船的木料建造的。

第三:　海防战略退步，海防线内缩。明初实行进攻型的防御战略，针对来自倭寇的海上威胁，明朝每一年都派出上千艘战舰在南北海域内巡逻,即所谓春巡与夏巡。首先以舰队巡逻于海上，警戒侦察和寻机歼敌。当倭寇深入内海，则利用报警通讯系统，集中水师与外岛守军协同歼灭。若倭寇登陆，则以水师与沿海卫所驻军协同歼灭。此外明军还经常出动舰队攻击敌占岛屿，粉碎倭寇的基地。进攻型战略的顶点是在追击倭寇的战斗中明军曾到达朝鲜海岸与琉球群岛。而为了消除来自东南亚方向的海上威胁，郑和的船队曾在马六甲海峡展开战斗。总之，歼敌于海上是海防战略的核心。

仁宣之后，明朝开始收缩海防线，远洋船队被召回，大型舰只停止建造，岛屿基地被放弃，撤退政策使水师受到重创，海防线被从远海甚至外洋压回海岸。

当然海军的衰落是相对而言的，直至十六世纪中国海军依旧能在南中国海三次击败横行印度洋的葡萄牙海军。抗倭作战的一度失败也主要不在装备和战术方面，那实际上是在与一支由中国商人装备和指挥的日本雇佣军作战。但海军的大衰落是无可置疑的，郑和时代中国曾拥有当今美国海军所拥有的地位。但到明朝后期，海军再也找不到海上远征时的盛况，它已经从一支远洋海军衰落成海上警卫队。

人员的减少，舰队的缺损，海防线内缩这些技术层面的表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首先，向海洋扩张的原动力日益消失是促使水师衰落的最明显的原因。日本海岛的海上威胁，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人口向东南迁移而引起的对东南沿海防务的重视及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的海外残余势力，构成了明初水师发展的动因。

在明朝水师的打击下，倭寇遭受重创，15世纪中叶倭寇入侵只有14次，其中10次被粉碎，倭寇不敢进犯。加之中日勘和贸易兴起，倭寇组织者有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倭寇的威胁似乎已经不足为虑。

在郑和的武力镇压和明朝的招安下，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海上流民被消灭，尤其是陈祖义被消灭后，他们或投靠明廷，或销声匿迹，自南宋开始形成的南洋华人贸易网被粉碎，已无法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还是在贸易垄断方面。

海上远征所带来的光荣是巨大的，但朝贡贸易的利润很快便消失了，随着明朝军力的下降和纸币的贬值，明朝廷再也无法用强行压价和支付纸币来赚取利润，1433年明朝能用半贯纸币买到时价5-50贯的香料，能用50贯纸币购买一两黄金，而官方兑换率是400贯。但在1453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无利可图。

最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浙江人口从1050万降至530万，福建人口从400万降至200万，广东人口从300万将至200万。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但缺乏刺激只是水师衰落的动因之一。

其次，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明朝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洪武和永乐时代的远征，使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分裂，但当明朝军队衰落时，他们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1449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城，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成为帝国的战略中心，因此它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应用于水师的资源。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最可耻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1425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1436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再次，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都造成了水师的疲惫不堪。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有人去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腐败的危害是明显的，但思想观念的阻碍，确实难以察觉的。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有两个致命弱点。第一，缺乏海权观念，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只有郑和有对海洋的战略眼光，郑和舰队的部分成员拥有海上探险精神，为此他们曾深入前人从未涉足的海域，他们实际上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然而他们悲惨的出身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些中国古代罕见的航海家都是备受歧视的宦官，他们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明朝官僚们在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他们的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它让我们感到恐惧。不久郑和被招回，舰队在海港中烂掉，它的航海资料被兵部销毁，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海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从而使水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第二个致命弱点是半虚构的中国中心论，中国在自古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把其他国家当作蛮夷，沉醉在起初是真实的继则是虚幻的最后是伪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了解朝贡圈外的世界。由于落后的地理观，当时认为郑和已到达整个世界，在海上没有发现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师也变得没有必要。中国中心论所带来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执行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贸易上的考虑，但更注重价值观的推行和文化的辐射。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但却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像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销毁，而且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称赞。郑和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死不瞑目呢。

一支曾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海上力量的撤退，无疑会带来深远和复杂的影响，具体论述于下。

一、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

中国商人早在唐宋时期便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延伸至十六世纪。如戈雷多曾说他在印度海岸发现许多中国人的商站。另一本葡萄牙著作说据霍尔木兹人讲中国船很多，仅一次涨潮就有4000艘中国船进入海峡。在郑和海上远征中，通过军事威慑和和平贸易，使许多印度洋国家成为明朝的藩属，构成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西南海岸，霍尔木兹，亚丁和非洲东海岸的三座城市：摩加迪沙，孟巴萨，拉瓦尔。这些城市控制着通往西亚，东非和印度腹地的商路。

当时阿拉伯商人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葡萄牙人要到1498年才能来到，中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控制印度洋贸易，进而使印度洋成为明明朝的内湖。由此大明将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并控制海上丝绸香料之路。西方人将没有机会建立在亚非的霸权。但这一切都随着海上远征的结束化为泡影。尽管朝贡贸易仍在继续，印度洋上还有许多中国私人商船，但中国已丧失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失去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外国商人便不愿按官方比价买卖并接受纸币，从事朝贡贸易因此无利可图而减少，而明明朝与北印度洋各国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疏远。同时，没有海上护航的商船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仅在1511年7月7日一天，便有五艘中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遭到海盗抢劫，他们却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

将水师撤出印度洋的明朝已无力保护它的北印度洋藩属。郑和远征结束不足一个世纪，北印度洋朝贡圈已土崩瓦解。1511年葡萄牙占领拉瓦尔，1520年它吞并了豪巴萨和摩加迪沙，1510年他完成了对印度西南海岸的占领，1511年马六甲沦陷，1515年霍尔木兹陷落，不久它又吞并了斯里兰卡西部。至此，除亚丁外明帝国在印度洋的属国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曾在印度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商人或被驱逐，或俯首称臣。由于遭到葡萄牙人的重税盘剥和海盗掠夺，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处于不利地位。据估计，尽管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贸易中没有任何用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和航运能力，但依靠海军优势依旧获得巨额利润，占其国际贸易总利润的80%。对此明朝不仅无所作为，简直一无所知。当马六甲沦陷后，它只能发布一道诏书，命令葡萄牙撤退，令泰国出兵，因为它在印度洋已无一兵一卒。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使七次远征，三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中国丧失了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机会。而且使当地人民成为葡萄牙的奴隶，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作为唯一能阻止葡萄牙的东方帝国，中国不但没有负起保护者的责任，而且丧失了海上的军事屏障和贸易通道，而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的最后机会。

二、东南亚势力范围的萎缩

相对来说，北印度洋朝贡圈实际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国除了得到文化优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长颈鹿，珍珠和生姜了。这些港口城市的价值在于他们是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控制它们将控制亚欧国际航路，而中国并非一个致力于海上扩张的商业殖民帝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意义重要得多，明帝国的主要属国大部分都在这里，全部中南半岛和大部分南洋群岛都是中国的属国。马六甲和旧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海外领土。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财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

除了贸易之外中国移民还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国通过调节国际纠纷，压抑爪哇，泰国，越南等地区霸国，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华夷宗藩体系，从而在自己的东南方向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对于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置于扩大通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海洋。”像郑和这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毕竟很少，明朝不但自身从东南亚撤退，并严厉镇压东南亚华商集团，破坏了宋元以来的华商网络。

但华商转而采取走私贸易甚至海盗贸易，最终迫使朝廷放弃海禁。同时在人口和赋税压力下，东南沿海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华侨在东南亚有自治地位，并拥有武装，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实力。“从仁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一部分，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为中国附庸。南洋之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使明朝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

郑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由于明朝水师的撤退，中国丧失了东南亚的控制权，中国舰队撤走后，越南、泰国等地区强国又以强凌弱，东南亚再次陷入了混乱局面，“及郑和之战舰有南洋撤回，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恢复其往昔互哄之状态”。中国只剩下宗主的虚名，丧失了海上威慑力量，使它无力制止各藩属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宗藩关系日益空心化，最终成为礼仪性的。安南便曾不顾明帝国的警告，吞并了同属明藩属的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