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春宫画描绘男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例如描绘了男女不同的性交体位，不同的体位起什么作用，有些甚至连今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描绘男女性交的“性前嬉”和“性后嬉”；描绘不同的性交场所，如马背上的性交，这可能是塞外的一种性风俗；还有一些“戏婴图”，即夫妻在婴儿旁性交，这可能是将性和生殖联系在一起了。还有些春宫画则描绘了一些性少数人群的性生活，如同性恋、恋物癖者等。

自明代下半时期以后，春宫画特别流行，那时这方面的名画家首推唐寅。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学画于周臣，后结交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等，切磋文艺，历史上记载他是个风流才子，诗、文、画俱佳。他性格不羁，有时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由于仕途多舛，就游历名山大川，专门致力绘画，以卖画为生。他长于人物，特别以仕女画见长。他画春宫画，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也是他风流性格不羁的表现，可能也是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虚伪以及封建礼教的讽刺和反抗。有人说，他作春宫画以所眷恋的妓女、情妇为**模特儿，所以才画得那么传神，那么惟妙惟肖。　唐寅所作的一般仕女画，至今传世的有《孟宫蜀妓图》《班姬团扇图》《嫦娥奔月图》等，但其大幅绢本的秘戏图至今已不复见，只是在古籍中留下几首清人题唐寅春宫画的诗作，如“鸡头（**）嫩如何莲船（三寸金莲）仅盈握；鸳鸯不足羡，深闺乐正多。”“清风明月无从觅，且探桃源洞底春”等，让后人去想像、描摹。　唐寅还画了一套《风流绝畅图》，共有24幅，十分有名，但这套册页早已失传。　和唐寅可相媲美的还有仇英。仇英字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居苏州。他是工匠出身，后来也从周臣学画，为文徵明所称誉，从而知名于世。他主要以卖画为生，画春宫画也十分有名。他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相交的男女。他从临摹古人名作下手，发愤苦学，兼取各家之长融一炉，从而创出自己精丽秀雅的绘画风格，终于能和唐寅、文徵明、沈周并列，成为明朝“吴门画派”的四大画家之一。　人们认为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春宫画发展的顶峰，主要是指它的质，在量方面，清代的春宫画似乎较明代为多，也许是因为年代较近而存世的作品较多的缘故。从文献记载来看，清朝的春宫画能手主要有古濂和尚、王式、马相舜、马振、改琦等。　

细节

春宫图画上的女人凡在席子上或有侍女可以看见的地方性交，总是穿着鞋子和扎着裹脚。鞋子和裹脚只有在遮有帐幔的床上才脱下，裹脚布也只浴后才更换。（参见：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

余世存的《非常道》记载清代叶德辉的图书中，往往夹入春宫图，名曰“避火”。日本人北慎言《梅园日记》载：“青藤山人《路史》云：‘有士人藏书甚多，每柜必置春画一册。’人问之，曰：‘聚书多惹火，此物可厌火灾也。’青藤山人即明代书画家徐渭，其著《路史》两卷，恐士人藏书必置春画所言非虚。”

《花营锦阵》配词

中国古代春宫画多以工笔、彩绘为主，还有的画于瓷器上。少数春宫画不用彩绘，而用水墨，颇为雅致，别有风味。到了近代，受西洋画的影响，人体有了明暗面，增强了立体感，同时人物体型比例也更准确。

中国古代春宫画还以牙雕和木版画的形式表现。象牙浮雕的春宫图十分精致，立体感很强，多为官宦人家、巨商富贾所把玩。木版画则以《花营锦阵》为代表。它出现于明代晚期，全套24图，印成红、黄、蓝、绿、黑五色，每图以行书配词一首。《花营锦阵》的画面生动而质朴，词牌的选择和词的内容对画面起到了烘托的作用。词的风格混合了文学语言和通俗口语，充满了诙谐和幽默，这使得《花营锦阵》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中国古代春宫画多以画卷、册页的形式出现，很少有大幅者，这是为了便于把玩。春宫画的主要用途是提供性欣赏和激发性兴趣。

在古代，中国的春宫画对印度和日本影响很大。古印度盛行性雕刻，其中11世纪前后修建的卡杰拉霍神庙群，几十座神庙的外墙和内壁布满了形态各异的性爱雕塑。相比而言，日本的“浮世绘”受明代春宫画影响更大。

“浮世绘”是日本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其中有不少性的内容。与明代春宫画相比，日本“浮世绘”的内容夸大而富于幻想，对男女的性器官描绘十分突出，有些画卷还采取连环画的形式，这些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

最早系统地研究秘戏图历史的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源因他收藏一套稀世的《花营锦阵》，打算写一篇序文，将其刊行于世，岂知一查中外文献，空空如也，不得不从头做起，查古书，收集材料，越写越长，最后变成了一本书，取名《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其中包括按原图大小精印的《花营锦阵》24图。

据了解，古代人常常在书中或者书柜里放置春宫图画，或者将春宫图悬、贴于室内，其目的据说是为了“避火”。如明代着名书画家徐渭在其着作《路史》中说：有士人藏书甚多，每柜必置春画一册。人问之，曰：聚书多惹火，此物可厌火灾也。再如现代学者余世存在其着作《非常道》中记载，清代学者叶德辉在他的书籍中往往夹入春宫图画，并曰“避火”。

那么春宫图怎么能起到“避火”的作用呢？原来神话传说中， “火神”是一位美女，地位很是尊贵，但有时脾气很是暴躁，有几十个个丫鬟服侍，后因犯了罪，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神。美女火神平时喜着淡黄色衣服，可是一旦发怒就会改穿火红衣服，容易引起火灾。于是人们就利用这些春宫图，当“火神”见到这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图画时，就会羞赧难当而离去，因此也就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春宫图作为一种“嫁妆画”是性教育的一种形式。古人性知识匮乏，许多少男少女到了结婚的年龄还不知道“性”是何物。因此，就有好多父母在女儿出嫁之前买上几卷春宫画作为嫁妆，由女儿结婚当日带到丈夫家，到了晚上，小夫妻就可以按照图画，照葫芦画瓢般的做了。同时这也寓含了父母们的“祈子”之意。

据说，天津杨柳青一带，在明清时期，当地的许多妇女把“春宫图”当作年画在集市上公开出售，并且销量不菲。

“杨柳青”是文化名镇，其民间艺术非常丰富，曾出现“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当时有些贫困家的妇女，为了挣钱，到过年的时候，在家里画一些“春宫画”拿到街上去卖，没想到还挺受欢迎。于是那里过年贴“春画”也就司空见惯了。人们之所以把春宫图作为门画来使用，或许是源于生殖崇拜，或许他们赋予了这些图画以“神性”，用之可以辟邪、避祸。

据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考证，这种过年贴“春宫门画”的现象直到建国后才消失。

浮世绘，也就是日本的风俗画，版画。它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间，也叫德川幕府时代)兴起的一种独特民族特色的艺术奇葩，是典型的花街柳巷艺术。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浮世绘常被认为专指彩色印刷的木版画（日语称为锦绘），但事实上也有手绘的作品。

日本的浮世绘（Ukiyo-e）艺术，总让人联想到情色。然而，“春宫”仅是“浮世绘”的一部分，却因了公认的浮世绘创始人菱川师宣（1618-1694），多以“春宫”在江湖上走动，便使得“浮世绘”多了许多“赤条条”来的共识。

单就字面之意，欧美人将“浮世”译作“floating world”，然而究其本源，原是佛教中“尘世”、“俗世”的意思，15世纪后被特指为由妓院、歌舞伎所构建起来的感官享乐世界。“春宫”便得了“浮世”的名号，自菱川师宣开始，代代相传……

从其绘画素材看，70%以上内容是妓画（暂称为“美人画”）和伎画（暂称为“艺人画”），也就是说，作品主角是娼妓和艺伎，女性，裸体，性感美，色情是其标志性特征。用现代艺术眼光看，可算“人体绘画艺术”，其中的大胆的性爱题材引起注意，成为古代东方一种人本主义的新研究方向。在日本，存在着对这类作品的争议，也有的认为是乐而不淫，肯定其价值。

浮世绘的艺术渊源，一来自绘画，师承了中国的“春画”，房中术绘画也；二来自文学，浸染了“浮世草子”（草子：小说），西鹤《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男》和近松《曾根崎情死》、《情死天网岛》等等，是文学“浮世写”直接彰显，主题和题材无非色情和妓女（当然，文学价值与作品题材并非正比例关系）。

因为一篇报道，沉寂多年的性学博物馆开始变的热闹。据馆长黄永阶介绍，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700多件性文物，大部分由亚洲性学联合会主席、中华性文化展览馆馆长刘达临教授搜集整理捐赠，还有一部分是黄永阶馆长自己深入民间搜集的。

人们或许会好奇，黄永阶收集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黄永阶说：“很多时候，古玩商人收藏的性文物并不公开对外售卖，都是藏在自家的犄角旮旯。往往要等他们回家翻箱倒柜几小时，才能收藏到。”在安徽黄山西递村，在一位长者帮助下，黄淘到一幅清代的春宫画。从报道看，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展品中就不乏这样的春宫画。

既然是研究性学，春宫画无疑有其研究价值。不过，从报道披露的几幅春宫画，画面展示的是男女交配内容，场面极其暴露写实，说它是色情画并不为过，这样的春宫画是不是适合在大庭广众展示值得商榷。

本月中旬，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深圳快播公司存在传播淫秽色情内容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根据相关规定，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拟对其处以吊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同时，快播公司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涉嫌构成犯罪。

性学博物馆里的春宫画，同样是传播色情内容，武汉性学博物馆何以能够正大光明的存在?

食色性也。古人把饮食和“房事”相提并论，足见“房事”之重要。但是，话又说回来，饮食和“房事”毕竟有不同之处，饮食文化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甚至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研讨、宣传。而“房事”从来都比较特殊，一是比较私密，二是比较敏感，搞不好会演变成“黄事”，所以一向都是私底下讨论的话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也逐步解放，谈性色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性学也变成一门光明正大的学问。但谈论和研“究房”事终究还是要讲究场合。当下的性学研究和性教育问题上，都存在误区。例如，媒体对性的尺度把关不严，存在打擦边球的现象。深圳快播公司并非个案。一些电视媒体为了蝇头小利，让一些所谓的“性学专家”甚至贩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在电视节目中赤裸裸谈论性事，推销各种“壮阳药”，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将春宫画摆在性学博物馆展示，我以为也不恰当。以武汉达临性学博物馆为例，展品中不乏暴露的春宫图，还有不同性交姿势的展品，男女交合场面不堪入目。与其说是性学研究，不如说是在性学的幌子下散布黄毒。

不可否认，性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研究没有禁区，但是科学毕竟有其特殊性，必须把握分寸。性学博物馆展出的哪些赤裸裸的春宫图，有没有经过专业人士(比如鉴黄师)的鉴定?如果性学博物馆对参观对象没有限制，少年儿童看到春宫图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显然不言而喻。政府部门不仅要管房市，也要管一管哪些泛滥的“房事”。

中国的春宫画可以追溯到先秦墓葬，汉砖也有大量表现。有关史料记载，这种“压箱底儿”的东西最初为了进行性教育而设。古老的封建礼教并没有给进入青春期的男女进行过应有的性教育，以至于出现了性无知。在《聊斋》一书中，蒲松龄笔下有一个书痴，叫郎玉柱，他嗜书如命，“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昼夜研读，无间寒暑”。然而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有人劝他找个媳妇，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其精诚所至，“绝代之姝”颜如玉真的出现，并与他一齐睡觉。“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用白话来说，就是两人亲爱非常，却不懂得进行性交。如此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间潜迎就之。也就是说，颜如玉教导郎玉柱如何性交。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于是逢人就说，听了的没有不暗笑的。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蒲松龄先生是在借助郎玉柱的经历讥讽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性无知的情况历来并不缺少，直到目下，也有这种性盲的情况出现。198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徐纪敏主编的《性科学》一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一位某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竟不知什么是性交，还以为和男性握手、拥抱就可能导致怀孕。”

相信这种尴尬事儿并非只是特例，因此，进行春宫教育似乎显得很是重要了。而图画因其形式更易明了而受到普遍欢迎。春宫画在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后，渐渐达到艺术的高度。明代大画家唐寅、仇英亦技痒难禁，创作过很精致、艺术性很高的春宫画。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晚明社会春宫画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画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裱非常讲究，以二十四幅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秘戏图考》记载了高氏见过的八种画册，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剟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祯的近八十年里，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万历天启的二三十年间。这是套色木版春宫画的全盛期，画面纯以线描，气韵生动，清新脱俗，分别用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套印起来，严丝合缝毫不走样，给人以明洁流畅之感。可以说，它不仅是春宫画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

清代坊间也刊行过大量的春宫画册，但艺术质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趣味低俗，制作亦远为粗糙。这种精粗雅俗的区别，与士人参与程度的深浅以及画家对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大关系。

难道同样的一群人经历了相邻的两个王朝便在性取向方面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文人士大夫们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了？事实上，朝廷的干预才是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清晰地记载了康熙大帝对色情文艺的态度——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上谕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如下：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春宫图盒多是上流社会贵族妇女闺房调情所用。也有高贵的小姐出嫁时压箱底的闺房性启蒙物件。这组贵妃春宫图盒内部春宫图画有两幅，图像生动，笔画精致。不过整体看来瓷盒做工粗糙，很可能是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