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2:32
《曹瞒传》考论——兼论六朝杂传的小说化倾向
作者：熊明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假谲篇第一条下、第三条下各引其文一条。
《艺文类聚》卷十七《人部·发》、卷七十《服饰部下·胡床》、卷八十五《百谷部·谷》、卷八十五《百谷部·麦》、卷八十六《果部·梨》各引其文一条。
《太平御览》卷七四《地部三九·沙》、卷三一五《兵部四六·掩袭上》、卷三五七《兵部八八·衔枚》、卷三五七《兵部八八·棓》、卷三七三《人事部一四·发》、卷五一二《宗亲部二·伯叔》、卷六九一《服章部八·鞶囊》、卷七0四《服用部六·囊》、卷七四三《疾病部六·阳病》、卷八三0《资产部一0·量》、卷八三七《百谷部一·谷》、卷八三八《百谷部二·麦》、卷八九七《兽部九·马五》、各引《曹瞒传》文一条。另外，《御览》中又有《曹瞒别传》佚文六条：卷一三七《皇亲部三·孝献伏皇后》、卷三六七《人事部八·口》、卷三九一《人事部三二·笑》、卷六四九《刑法部一五·发》、卷五四三《礼仪部二一·拜》、卷九六九《果部·梨》。考其文，与《曹瞒传》同，亦即《曹瞒传》之异称。
《北堂书抄》卷九《帝王部九·责躬二五》、卷二0《帝王部二0·猜忌六六》、卷一一二《乐部八·倡优二八》、卷一二四《武功部一二·棒四四》、卷一三五《服饰部四·胡床四0》、卷一三六《服饰部三·囊八0》，各引其文一条。
《白孔六帖》卷四七《鞭扑九》、卷四八《犯夜一八》各引其文一条。
《事类赋注》卷二一《兽部二·马》引其文一条。
操（《三国志注》操作太祖，据《世说新语注》改，以下凡《三国志注》称太祖、王、公皆据而改之，不再说明。）一名吉利，小字阿瞒（《御览》卷五一二此句无小字）。
操，少好（《御览》卷五一二、卷七四二无好字）飞鹰走狗（《世说新语注》走狗作谲诈），游荡（《御览》卷三六七作遨游，《世说新语注》作游放）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操患之。后行（《三国志注》无行字，据《御览》卷三六七补）逢叔父于路（《御览》卷三六七路作道），乃阳（《御览》卷五一二同此，卷七四三阳作徉）败面喎口，叔父怪问其故，操曰：“卒中恶风”（《御览》卷三六七恶风作暴风，卷七四三作风）。
叔父以告嵩（《御览》卷九三、卷七四三同此，卷三六七此句作叔父告其父），嵩惊愕，呼操（《御览》卷三六七此句作父呼见之，卷七四三作嵩惊呼太祖），操口貌如故（《御览》卷九三此句前有而字，口貌作口儿，卷七四三无口字，卷三六七此句作操面如故）。
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御览》卷七四三无焉字），自后叔父有所告（《御览》卷七四三有所告作所言），嵩终不复信（《御览》卷八三0无终字）。操于是益得意矣（《御览》卷九三意矣作肆意）。
及为洛阳北部尉（此句据《御览》卷九三补，《书抄》卷一二四此句作操为洛阳北部尉，《白帖》卷四七、四八此句前有太祖二字，无及字），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御览》卷九三避作问）豪强，皆（《御览》卷三五七、《书抄》卷一二四皆作辄）棒杀之。
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御览》卷九三之作操），故迁为顿丘令。
昔操破粱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据《文选注》补）。2
吕布有骏马，名赤兔，常骑之，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此句据《事类赋注》卷二一及《御览》卷八九七补，《三国志注》、《后汉书注》作：时人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操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陶谦帅其众军武原，操不得进，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操闻许（《三国志注》无许字，据《御览》卷三一五、《后汉书注》卷七四补）攸来，跣出迎之（《御览》卷三一五之作攸），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
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睿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时有夜得仲简，将以诣麾下，操谓曰：“何为如是？”仲简曰：“胜负自天，何用为问乎！”操意欲不杀，许攸曰：“明旦鉴于镜，此益不忘人。”乃杀之。
遣侯者数部前后参之，皆曰：“定从西道，已在邯郸。”操大喜，会诸将曰：“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操曰：“诸君方见不久也。”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悻，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也。”
操征马超，隔渭水（此句据《御览》卷七四补），操将过河（《艺文》卷七0、《书抄》卷一三五此句作操与马超战，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操犹（《书抄》卷一三五犹作恚）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操入船（《艺文》卷七0船作舡），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操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操大笑曰：“今日几小贼所困乎！”
操与马超隔渭水，每渡渭（此句据《水经注》卷一九、《三国志注》此句作时公军每渡渭），辄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操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操从之，乃多作缣囊以运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军尽得渡渭。超、遂数战不利，操纵虎骑夹击，大破之，超、遂走凉州（此四句据《后汉书注》卷九补）。
操遣华歆勒兵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曹操征张鲁，至阳平，张鲁使弟卫据阳平横山筑城十余里，攻之不下，拔刀还军。见大军退，其守备懈，操乃密遣骑将等乘险夜袭，大破之。（此段《三国志注》不引，据《御览》卷三一五补）
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操为王，召建公至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复可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操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
是时南阳间苦徭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吾与子共戮力，比曹公军来，关羽兵亦至矣。”音从之，即释太守，子卿因夜逾城亡出，遂与太守收余民围音，会曹仁军至，共灭之。
操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
桓阶劝操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尊舜禹之轨，操从之。及操毙，惇追恨前言，发病卒。
操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三国志注》无此句，据《御览》卷九六九、《艺文》卷八六补），操使工苏越徙美犁（《御览》九六九、《艺文》卷八六无王字）。掘之，根伤尽出血（《御览》卷九六九、《艺文》卷八六无伤字），越白状（《艺文》卷八六与此同，《御览》卷九六九此句作越以状闻王），操躬自视而恶之（《御览》卷九六九、《艺文》卷八六无而恶二字），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操为人佻易（《御览》卷九三作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御览》卷九三常作但，《书抄》作恒）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御览》卷九三诵作辞）尽无所隐（《御览》卷三九一此句作每与人谈论戏弄，言确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淤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操，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操，操杀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操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
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御览》卷九三作指麦以相付，卷八三八及《艺文》卷八五作持麦以相付），时操马腾入麦中，敕主薄议罪，主薄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杀，请自刑。”因援剑（《御览》卷三七三、卷八三七、《艺文》卷一七与此同，《御览》卷九三援剑作拔刀）割发以置地。又有幸姬常从昼寝，枕之卧，告之曰：“须臾觉我。”姬见操卧安，未即寤，及自觉，棒杀之。操在军（此三字据《世说新语注》补），常讨贼，赋（《三国志注》无此字，据《御览》卷八三0、八三七、《艺文》卷八五补）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御览》八三七与此同，卷八三0、《艺文》卷八五此句作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后军中言操欺众，操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压众（《御览》卷八三七死前有一字、君作汝，《世说新语注》众后有心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世说新语注》此句作背以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二
从以上所录可以看出，此文还多有不连贯处，说明其间还有亡佚而不可得的文段，不过，以上所录已颇具规模，从中也可大致窥见其原始文本的面貌。这里，有几个问题还须略作说明。
一是《曹瞒传》的作者问题。《曹瞒传》在书目中的著录，见于新旧《唐志》，而仅有《旧唐志》署其撰人为“吴人作”，这一题署颇让后人费解，到底撰人是谁呢？是不是吴人即是撰人，姓吴名人呢？此系臆测，毫无根据。姚振宗认为，吴人指三国时吴国之人，作者姓名是“被山”。他在《三国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曹瞒传》时考证说：“《艺文类聚》百谷部引被山《曹瞒传》，则作者姓被名山，吴人也。邵思《姓解》云《古今人表》有被衣，为尧师，被音披。又有被雍，《左传》有郑大夫被雍。汉有牂牁太守被条，吴有被离，此被山之所出欤？”3姚振宗“被山”之说系误读《艺文类聚》之文而得出的错误结论。考《艺文类聚》卷八十五百谷部引《曹瞒传》文，此文之上是《风俗通》的一段文字：“……天爱斯民，扶助圣主，事有徵应，于是旅谷弥望，野茧被山”，其下接“《曹瞒传》曰”，显然，姚氏是把《风俗通》文中的末二字“被山”误与“《曹瞒传》曰”相连，而有此说。窃以为“吴人”系指三国时吴国人，而作者之姓名不详。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及梁章钜《三国志旁证》都认为“吴人”指三国时吴人。六朝杂传，多为“幽人处士”4或“方闻之士”5“因其尚志，率尔而作”6，这些人多未留下姓名，《曹瞒传》的作者亦属此流。
二是传中曹操的称谓问题。裴松之《三国志注》引《曹瞒传》对曹操的称谓，随《三国志》正文而变化，或称“太祖”、或称“公”、或称“王”，而他书注引则有直接称“操”、或“曹操”的。对此种称谓不统一的现象，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语皆质直不为魏讳，故《世说注》、《文选注》所引皆称操名，惟《魏志注》多称太祖，自系裴松之所改，非吴人原本”。卢文弨也说：“太祖之称非《曹瞒传》本文如此，此传作于吴人，直斥其小字，岂肯称太祖，此与下称公、称王皆裴注随正文称耳”7。章氏、卢氏所言甚为有理，所以我在辑录此文时，皆据他书将《三国志注》中称“太祖”、“王”、“公”者改为“操”或“曹操”。
三是《曹操别传》和《魏武别传》是否为《曹瞒传》异称的问题。在《太平御览》的引文中，有《曹操别传》文六条：卷二六三《职官部六一·别驾》、卷四六七《人事部一0八·喜》、卷四九六《人事部一三七·跪》下、卷五五一《礼仪部三0·棺》、卷六四七《刑法部一三·杀、族刑》、卷八一一《珍宝部一0·金》下各引一条。《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宝玉部上·金》也引《曹操别传》文一条，共计七条，其中三条相同。此外，《太平御览》卷四三一《人事部七三·俭约》又有《魏武别传》文一条。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认为《曹操别传》和《魏武别传》都是《曹瞒传》的异称。他说：“《艺文》、《御览》又屡引《曹操别传》，所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一条（《御览》四百九十六）与此合，魏梁孝王冢一条（《艺文》八十三），《文选·檄豫州》注正作《曹瞒传》，则一书而异名耳。《御览》又引《魏武别传》（卷四百三十一）称操为武皇帝，并载操子中山王衮事，或亦本一书而后人易其称乎”。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引侯氏此说，可见他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又说：“书虽名传，实与魏人所作《魏武本纪》相类，书中亦兼及众人事，与别传记一人事迹著不同，故与家传并入杂史”。姚氏将《曹瞒传》、《曹操别传》和《魏武别传》视为一书，并认为其所记除了曹操事迹而外还“兼及众人”，把它从杂传中剔除而归入杂史一类。这种做法不免略嫌牵强，窃以为以人名为传名的六朝杂传，多属个人传记，《曹瞒传》亦不例外，且为任何个人立传，都可能旁及他人，因为任何事、任何人都是相互关联而非孤立的存在。所以，姚氏将其归入杂史类值得商榷。侯氏、姚氏将三传视为同书而异称的一传，所举两条例证，固有一定道理，不过，却也还有些疑问。
其一，在《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同时列有《曹瞒传》和《曹操别传》，排列紧邻，一前一后，如属同书异名，《御览》编纂者应有所觉察。《御览》引书固有一书多称而不加归并的情况存在，但像这种传名如此接近、又列于一处的情况，属同书异名的可能性不大。且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在历史上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有数传传其事亦在情理之中，这种一人数传的情况也很普遍，如有关嵇康的别传，就有嵇喜的《嵇康传》、孙绰的《嵇中散传》及佚名的《嵇康别传》8。
其二，《魏武别传》中称曹操为“武皇帝”，根据各位前贤所言，《曹瞒传》既为吴人所作，是不应尊称其为武皇帝的，而此条《三国志》裴注又不见注引，就我作井底之观，亦不知有他书（魏人之书）的转引，则不存在所谓“裴改”一类的问题。且文内“武皇帝”之称与传名“魏武别传”颇相一致，把它视为《曹瞒传》之异称是欠妥的9。
其三，《御览》卷二六三《职官部六一·别驾》下所引《曹操别传》中华谌之事中，华谌后来是“还以为掾”，《三国志·武帝纪》载同一事，而华谌后来是“为鲁相”，如果《曹操别传》与《曹瞒传》同属一传，那么裴松之是应该注意到这一不同的，而对于不同，他往往列举以存疑。如《曹瞒传》中载曹军渡渭一事中关于“天寒”的问题，裴松之就加按语说：“……或疑于时九月，水应未冻，臣松之按：《魏书》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即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第三十六页）而此处明显的不同，他却置之而不顾，似乎不太可能，合理的解释是《曹操别传》此段文字不属于《曹瞒传》文，裴氏可能未见此文。
其四，侯氏认为三传为同书异名所举的两证，亦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同的人为同一人作传，他们完全有可能使用传主的同一件事，如《曹操别传》中华谌之事，《三国志》亦有记，文字出入也不大。另外，“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为时人之谚语，谁取而用之都是相同的。不能因为《曹操别传》有此条而《曹瞒传》亦有此条就凭此判定它们是同书异名的一传。另外，古人著书，相互转抄的现象也很普遍，所以，即使文字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是不足为据的。
由于存在这些疑问，本文暂不以《曹操别传》、《魏武别传》为《曹瞒传》之异名，现将其佚文单独辑录如下，以待确证。
曹操别传
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之，操得脱身亡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闻，开帷示之，皆大喜，始寤是操。（《御览》卷四六七）
操引兵入岘（《艺文》卷八十三此句作“操别入砀”），发（《御览》卷五五一发作破）梁孝王冢（《御览》卷五五一冢作棺。此句《艺文》卷八三作：“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艺文》卷八三与此同，《御览》卷五五一无数万斤三字），天子闻之哀泣。（《御览》卷八一一）
吕布枭勇，且有骏马，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御览》卷四九六）
武皇帝为兖州，以毕谌为别驾，兖州乱，张孟劫谌母弟，帝见谌曰：“孤绥抚失和，闻卿母、弟为张邈所执，人情不相远，卿可去孤自遣，不为相弃。”谌涕泣曰“当以死自效。”帝亦垂涕答之，谌明日便走，后破下坯，得谌，还以为掾。（《御览》卷二六三）
始，表忠为沛相，薄待操，沛国桓劭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颇笑操，操杀让，族其家，忠、劭俱避难交州，操远使就太守士燮，尽族劭，劭得出首，拜谢于庭，操谓：“跪可解死耶！”遂杀之。（《御览》卷六四七）
魏武别传
武皇帝子中山恭王兖尚俭约，教敕妃妾纺绩纫习为家人之事。（《御览》卷四三一）
三
从以上所辑《曹瞒传》文我们可以看到，《曹瞒传》虽类属史传，却与正统史传有了很大的不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不同在于：与正统史传相比，《曹瞒传》的史传性已不甚明显和强烈了，而在其字里行间，萌动着一种稚嫩但却极富感染力的全新特质，我们把这种特质称为杂传的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曹瞒传》的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人物传写的个性化，叙事建构的情节化和风格取向的谐谑化。
《曹瞒传》的小说化倾向首先体现在其人物传写的个性化方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史的民族，以史为鉴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始终是历史著述的终极追求。司马光干脆以“资治通鉴”名其史著就是这一思想极端外化的表现。对正统史著而言，它必须蕴含“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10，必须肩负起“记功司过，彰善瘅恶”11，“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2的政治及道德责任。所以，正统史著对人物的传写便集中于人物的资鉴价值蕴涵，对人物的定位，也主要是把他们置于资鉴历史的框架之中，而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体的人。《曹瞒传》中对曹操的传写，显然不是在追求其资鉴价值，也不是把他作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而是从个体的人的角度为他立传的。传中所记之事，只要把它与《三国志·武帝纪》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都是些日常细事，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也主要是把笔墨用在其间的琐碎之事上。
《曹瞒传》在把曹操作为个体的人进行关注的情况下，突出的是他的个性品格，整个传文都是围绕着他“轻佻无威重”、“峻刻”、“酷虐变诈”和不畏权贵、多谋善断、临危坦然、乐观豁达的品性来写的。魏刘邵《人物志》说：“……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徵，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13。即是说人的品性如刚强柔和、明白晓畅、坚贞稳固之类，显露于人的形貌容姿、言语声色。为了突出曹操的这些个性品格，《曹瞒传》正是紧紧抓住曹操的言行来进行传写的。
《曹瞒传》大量地使用了人物的语言和对话来表现曹操的品性，如与马超、韩遂交战，失败后曹操大笑而语：“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充分显露出他的乐观豁达品性。又如听说已得冀州后所言：“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诸君方见不久也”，其欣喜之状溢于言表。再如桓邵出首拜谢时所语：“跪可解死乎”，就将其酷虐之性和对旧怨耿耿于怀、不报不快的心理暴露无遗。同时，《曹瞒传》中的对话也十分精彩，如曹操与许攸的一段对话：
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
既入坐，谓操曰：“袁氏军胜，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
操曰：“尚可支一岁。”
攸曰：“无是，更言之。”
又曰：“可支半岁。”
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
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支一月，为之奈何？”
攸曰：“公军……”
这一段对话生动地凸显了曹操的机变权谋品行，同时，许攸的性格也得到了表现，其自信之态也是时分鲜明的。再如伏皇后与汉献帝的一段对话：
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也被发徒跣过。”
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对话中，伏皇后的哀伤绝望、汉献帝的愤怒而无可奈何之态。
除了使用人物的语言、对话表现人物的品性之外，《曹瞒传》还使用了对比的方法。如与马超、韩遂交战失败后，“诸将见军败，不知操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和曹操的“大笑”而语，就形成了鲜明对比，曹操的临危不惧、胜败自若的品性气度也在对比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我们知道，正统史传关注的是人物的资鉴意义，而小说则是以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旨归，《曹瞒传》背离了史传对人物的历史化定位，关注个体、重视个体的个性品格，这正是其小说性的具体体现。
《曹瞒传》的小说化倾向也体现在其叙事建构的情节化方面。
与史传的资鉴目的相联系，史传叙事是崇尚简要的，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4。《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也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所以，正统史著一般来说主要是以概述的方式来建构其叙事之体，基本上是排斥繁富的情节性叙事的。司马迁的《史记》有较多的情节性叙事，这正是其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的这种叙事却遭到后世的批评，并为后世正统史著所不容。举一明显例子，《史记》中的《鸿门宴》一章即是一段情节性叙事，班固的《汉书》中亦有相关内容，且采自《史记》，但在《汉书》中，这种情节性叙事却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简要的概述。《曹瞒传》的叙事建构，显然不是采用简要的概述，而是趋向于情节化。这种情节化，首先体现在其叙事的细致乃至细节化上，如前所说，《曹瞒传》中所选用的表现人物的事类，多为日常生活小事，即使涉及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也主要是把笔墨倾注在其间发生的琐碎之事上。如“阳败面喎口”以骗叔父之事，“肴膳沾淤巾帻”之事，为报旧怨而杀袁忠等人之事，与许攸论粮草之事以及行军途中断发自刑之事等，均属此类。然而，《曹瞒传》对这些小事的叙述却相当细致，其间人物的一言一行、神态举止纤毫无遗。以“阳败面喎口”骗其叔父之事为例，传中不仅叙写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其间人物的神态举止，如曹操在其叔父面前的“阳败面喎口”和在曹嵩面前的“口貌如故”，叔父的“怪而问”和曹嵩的“惊愕”、“呼操”等也都细致而形象。在叙述详瞻细致的基础上，《曹瞒传》甚至还使用了细节描写，如曹操迎许攸时的“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就是一例。“摛词布景，翻空造微”15是小说叙事建构的笔法，《曹瞒传》背离了史传叙事的简要范则，叙事建构的细致乃至细节化，就使其不类史传而与小说相通了。
《曹瞒传》叙事建构的情节化，，让人物在其中自我表现，自我展示。传中如“阳败面喎口”事，“廪谷不足”事、“勒兵收后”事、与许攸论粮草事等，其间都设置了充满戏剧性的场境。英国小说评论家戴维·洛奇说：“小说语言不断在两种形式中交替变换，一是向我们展示发生的事情，一是向我们叙述发生的事情，纯粹的展示是直接引用人物的话语，人物的话语准确的反映事件，因为这里事件便是一种言语行为，……一部纯粹用概述写成的小说是令人难以卒读的”16。洛奇所谓“展示”正是我们所说的戏剧性场境，可见，是否主要以戏剧性场境的设置来建构叙事，是衡量一部作品小说性的重要方面。《曹瞒传》大量地使用“展示”或戏剧性场境来建构叙事，就这一点而言，把它当作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
《曹瞒传》的小说化倾向还体现在其风格取向的谐谑化方面。
正统史传，由于承载着“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这样重大严肃的责任，书写的是“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7，因而其风格也与此相适应，大多朴素而庄重，充溢着浓重的庙堂之气。虽然“史之为务，必籍于文”18，但从总体上说是排斥“芜音累句、云蒸泉涌”，“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皆赋颂、词类俳优”19的。我们可以看到《曹瞒传》的用语行文却违背了史传朴素、庄重的要求，有谐谑化的倾向。正如各位前贤所言，《曹瞒传》出自敌人之手，又以曹操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的小名为传名，形成强烈的反差，就自然给整篇作品预设了一种轻松、诙谐的基调。再看传文，文中所记之事如“阳败面喎口”骗其叔父，“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杯案中，肴膳沾淤巾帻”等，也是极具诙谐意味的。这种诙谐意味，不仅体现在其所选用事类本身的可笑性上，更体现在传中人物的语言上。传文通过对人物话语的成功摹拟，也使在人物语言中体现出来的诙谐和幽默弥漫开来，笼罩了全文。如曹操与许攸谈话中，言之不实而被许攸揭穿，曹操所言：“向言戏之耳……”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在危急之境也作戏言，本身就十分诙谐，而传中曹操的言辞闪烁与许攸的一本正经，也让人忍俊不禁。再如与马超、韩遂交战，大败之后，曹操所言：“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亦是如此，曹操此语，本是汉光武帝所言，他于此时此景用之以自解，也是颇为幽默的。《曹瞒传》轻松、诙谐的风格，一方面冲淡了它的史传气息，模糊了它的史传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它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小说意味。
四
清人梁章钜在《三国志旁证》中说：“裴注但言《曹瞒传》为吴人所作，不著其名，今书亦不传，明人小说家所演即据此耳”。梁氏所言明人小说家据《曹瞒传》而作小说，表明前人业已注意到《曹瞒传》的小说性质并加以利用了。前面我们从《曹瞒传》人物传写的个性化、叙事建构的情节化、风格取向的谐谑化三个方面对它的小说化倾向作了简要阐释，其实，正如《宋两朝艺文志·传记序》所言：“传记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滞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孙冲、胡讷，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焦《国史经籍志·杂史序》所言：“前志有杂史，盖出纪传、编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但其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20。《曹瞒传》中萌动着的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在整个六朝杂传中也是较为普遍的存在。
六朝杂传的人物传写，普遍关注的是人物的个性，而不在意其是否具有资鉴意蕴，传中浓墨重彩渲染的往往是传主的一二特出个性和品格，《高士》、《孝子》、《忠臣》等类传自无须赘言，单篇散传也是如此。如《华佗别传》是围绕华佗高明医技为其立传的，《吴质别传》是围绕吴质的“怙威肆行”为其立传的，《司马徽别传》是围绕司马徽的“婉约逊遁”为其立传的，《郭林宗别传》是围绕郭林宗善识人之性为其立传的，《诸葛恪别传》是围绕诸葛恪的才思敏捷为其立传的。21
六朝杂传的叙事建构也普遍倾向于情节化，细节描写、戏剧化的场境设置俯拾皆是，兹举二例：
《王彬别传》22：……从兄敦下石头，害周伯仁，彬与凯素善，往哭其尸，甚恸。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惨容而问之。答曰：“伯仁，清誉之士，有何罪？”因数敦曰：“抗旌犯上，杀戮忠良！”言辞慷慨，与泪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为之解，命彬曰：“拜谢！”彬曰：“有足疾，比来见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颈疾？”以亲故不能害之。
《司马徽别传》23：……刘表子琮往侯徽，遣问在否，会徽自锄园，琮左右问：“司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见其丑陋，骂曰：“死佣，将军诸郎欲求见司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称是邪！”徽归，刈头著帻出见，琮左右见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头拜谢，徽乃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锄园，唯卿知之耳。”
六朝杂传的风格取向，也普遍衷情于轻松、诙谐和幽默，突出表现在大量选用颇具谐谑意味的事类以及对这些事类的详尽描摹和故意渲染方面。试看《诸葛恪别传》24中的一段：
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
又如《孙放别传》中的一段：
庾公建学校，君年最幼，入为学生，班在诸生后，公曰：“君何独居后？”答曰：“不见舩拖乎？在后所以正舡也。”25
放兄弟并秀异，与庾翼子园客同为学生，园客少有佳称，因谈笑嘲放曰：“诸孙于今为盛。”盛，监君讳也。放即答曰：“未若诸庾之翼翼。”放应机制胜，时人仰焉。26
当然，六朝杂传的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不仅仅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它还体现在诸如虚诞化等其他方面，这里是仅结合《曹瞒传》而略作展拓，限于篇幅，其他方面就不一一论及。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六朝杂传的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是存在差异的，有的较为明显和突出，有的则不甚明显和突出。根据其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的明显和突出程度，我们把六朝杂传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较为明显和突出，呈现出一定小说品格的，我们称之为小说性杂传，如《曹瞒传》；基本不具有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而史传性较为明显和突出的，我们称之为史传性杂传，如嵇喜的《嵇康传》、江淹的《袁友人传》；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们称之为亚小说性杂传，如《曹操别传》。正如剑国先生所言，这三种类型，“反映着史传在虚化和文学化过程——或者说在向小说靠近和转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三种状态”27。
通过以上对《曹瞒传》的分析，小说性杂传的特征已十分明确，下面我们在对亚小说性杂传和史传性杂传的特征略作解说。
说到史传性杂传的特征，请先看嵇喜的《嵇康传》：
家世入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著《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身，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传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
毫无疑问，《嵇康传》的史传性是明显和突出的，与《曹瞒传》的差异显而易见，其文基本没有着意于嵇康的性格塑造，仅作帐薄式的罗列而已。整篇传文都以概述的方式建构叙事，完全是尘埃落定之后的述评。既没有细节描写，亦不见戏剧性的场境设置，风格沉稳庄重，与正统史传文是十分接近的。
《曹操别传》属于亚小说性杂传，把它与《嵇康传》、《曹瞒传》稍加比较，不难看出其小说性介于二者之间。就人物传写而言，其主要目的似在于记事而非性格塑造，记事中虽也关涉人物的品行，却较为模糊，不及《曹瞒传》之鲜明和突出。在叙事建构方面，与《嵇康传》相比，虽较为细致，却没有《曹瞒传》叙事所具有的细节描写和精心构置的戏剧性场境。风格也较为凝重，与正统史传文相类。
在这三种类型中，小说性杂传和亚小说性杂传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六朝杂传的主流，它们的创作实践，为唐人传奇的兴起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单就《曹瞒传》一类的小说性杂传而言，它们在人物传写、叙事建构、风格取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没有六朝小说性杂传的经验基础，唐人传奇是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如此成熟的叙事艺术的。除此而外，在题材的选择方面，《曹瞒传》等小说性杂传对唐人传奇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历来认为唐人传奇是六朝志怪小说的精致化、文章化，鲁迅先生就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28。众所周知，志怪小说多记鬼神怪异之事，而六朝小说性杂传，大多数和《曹瞒传》一样，往往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为传写对象，并通过详瞻的叙述，再现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唐人传奇之题材类型，除了源于志怪的神仙怪魅一类之外，大量的描写现实人间男男女女情愁爱恨的一类便源自杂传，其中有许多更是直接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传写对象，如《长恨歌传》。唐人传奇在题材的选择上的这种向现实人间生活的拓展，无疑是受到了《曹瞒传》一类小说性杂传的启发和引导。在体制方面，《曹瞒传》等小说性杂传也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参照和仿效的范型。六朝杂传的重要类型之一就是别传，别传常以独立的单篇文本流传于世，故又被称为散传，《曹瞒传》即属此类。而在唐人传奇中，单篇传奇是重要的文本形式之一，这一类传奇文的体制特征，从篇名到传文的开头、结尾等等，无处不与别传相类似，这种类似，绝非毫无因由的偶然，乃在于其源自别传。后世目录学家常把单篇传奇文著录于杂传之下，与此不无关系。
六朝杂传，由于作者多为“幽人处士”或“方闻之士”，与班固、陈寿等就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既摆脱了官方思想的控制，也卸除了资鉴追求的沉重镣铐，往往能从自己的好尚出发对积累起来的历史记忆进行“采获削槁”29。所以，成于他们之手的杂传常能“发史官之所讳”30，写“史笔之所不及者”31 ，且“鬼神怪妄之说往往不废”32，即不弃轶事传闻、虚诞怪妄。我想，正是六朝杂传的这种创作实际，激发了其间小说性或小说化倾向的萌生与成长。
（此文刊于《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又载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2002年8月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1《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上列诸书，《后汉书》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本，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1915年虚受堂刊本。《文选》为嘉庆十四年胡克家校本。《世说新语》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水经注》为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王先谦校本，巴蜀书社1985年版。《艺文类聚》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印汪绍盈校本。《太平御览》为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涵芬楼影宋本。《北堂书抄》为中国书店1989年据南海孔氏十有三万卷堂本影印。《白孔六帖》为《四库全书》本。《事类赋注》为中华书局1989年版。
2此条和“吕布有骏马”条、“曹操征张鲁”条，不见于《三国志注》，据其发生的时间先后补入。
3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及下文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均为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梁章钜《三国志旁证》为《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
5《宋三朝艺文志·传记序》，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部杂传总序引，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下文《宋两朝艺文志》同此。
6 《隋书经籍志·杂传序》。
7见卢弼《三国志集解》第五页，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1957年古籍社本。
8嵇喜《嵇康传》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注称引。孙绰《嵇中散传》见于李善《文选注》卷二一《咏史》“吐论知凝神”下称引。佚名的《嵇康传》见于《文选注》卷二一《咏史》“龙性谁能驯”下和卷一六《思旧赋》“索琴而弹之”下称引。
9《曹操别传》佚文中华谌事中亦称曹操为武皇帝，但它处皆称操，则此条系改窜所致。
1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11 刘知几《史通·曲笔》。
12 刘知几《史通·直书》。
14 刘知几《史通·叙事》。
15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
16戴维·洛奇《小说艺术》第三十五页，王峻岩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8 刘知几《史通·叙事》。
19 刘知几《史通·叙事》。
20杂史和杂传性质相类，区别仅在于体裁不同，焦竑在《国史经籍志·传记序》下加按语说：“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然二者体裁自异，杂史、纪志，编年之属，记一代若一时之事；传记，列传之属，记一人之事”。
21此段中《华佗别传》见《三国志·华佗传》裴注引。《吴质别传》见《三国志·吴质传》裴注引。《司马徽别传》见《世说新语·言语》第9条刘注引。《郭林宗别传》见《世说新语·黜免》第6条刘注引。《诸葛恪别传》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注引。
22 见《世说新语·识鉴》第15条刘注引。
23 见《世说新语·言语》第9条刘注引。
24 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裴注引。
25 见《北堂书抄》卷一百三十八引。
26 见《世说新语·排调》第33条刘注引。
27见《〈神女传〉、〈杜兰香传〉、〈曹著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四期。
2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9 《宋两朝艺文志·传记序》。
30 焦竑《国史经籍志·传记序》。
31 《宋三朝艺文志·传记序》。
32 焦竑《国史经籍志·传记序》。
【原载】 《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