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我们有这个信心！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卑劣：卑鄙恶劣；

诬蔑：诋毁和破坏名誉；

蛮横：强横而不讲道理；

赋予：给予；

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使别人不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内外勾结，疯狂策划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妄图使中国永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地位。这种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撕毁政协会议，派兵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另一方面，在他们暂时统治的区域制造白色恐怖，甚至采取暗杀手段疯狂镇压人民。

1946年7月1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遇害。7月15日，云南大学召开追悼李公朴先生的大会，闻一多先生主持了这次大会，会上由于混入了国民党分子，在李公朴夫人血泪控诉的过程中，他们毫无顾忌，说笑取闹，扰乱会场，使人们忍无可忍，李夫人（张曼筠）刚刚离开讲台，闻一多先生就拍案而起，满腔悲愤地发表了这一篇演讲。会后闻一多先生又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他离社返家途中，被特务分子暗杀了。这篇演讲就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

众所周知，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殉难的追悼会上，面对反动派的无理取闹，肆意捣乱，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即席演讲。演讲结束后，闻一多先生也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那一次演讲也就成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虽然闻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浩然正气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与后来者，使他们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奋力拼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当前和平的新中国。

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在严厉声讨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和卑劣行径的同时，也高度颂扬了李先生为民主与和平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站起来，一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其无论是在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演讲，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是我对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的一些感想。 开篇，开门见山，别致新奇。既然是悼词，一般来说，开始是致哀或者述亡者的生平。但闻先生却别出心裁，一反常规，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先声夺人，直趋主题。“这几天，大家都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演讲者一开始便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最卑劣最无耻”、“失掉良心的中国人”、“偷偷摸摸地来暗杀”更是表现演讲者当时义愤填膺的愤怒，表明了立场和所持的态度，是支持革命的。内容表达形式多变，各个小节都以其各自的形式为主题服务，思路清晰，脉络分明。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避免了繁杂拖沓之感，而且另有新意。

演讲者把不同的人物置于明暗对比鲜明的角度，故意拉大两者距离，并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从而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如在第二节中，“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把反动派与李公朴置于对比的立场，以反动派的“耻”衬托李先生的“荣”，又以李先生的“荣”反衬反动派的“耻”，两者互为作用。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对反动派愤怒与蔑视，和对李先生的赞扬，充分表达出闻一多先生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感情。

通过心理的剖析，往往可以知道某些行为举止的真实意图。心理战术的抨击，往往也是最直接、最有杀伤力、最易致敌人于万劫不复的战术。演讲者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如在第四节中：“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的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在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有恐怖啊！”他们“制造恐怖”，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心理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戳穿敌人的虚弱本质，向时代证明敌人不过是只“纸老虎”，给敌人予压力，给人民予动力。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理，可以让反动派的把戏不攻自破，加强说服力。文本第三段中列举了“一二·一”事件和李公朴被害惨案，赞扬李先生和昆明青年的伟大献身精神的同时，揭露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搞谋杀的险恶企图。第五段中，列举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例子，证明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的真理。

除此之外，这篇演讲还运用了丰富的语言的表现手法。例如：

一、感叹句的运用。闻一多先生的这次讲演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多用感叹句。用感叹句表达强烈地感情，是对反动派的无耻和卑劣行径的怒不可遏的血泪控诉，是对李先生殉难的悲痛和对李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的赞扬，是情感的喷发，是心灵的怒吼。感叹语句，短促而有力，表达效果强烈。

二、反诘句的运用。例如：“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运用反诘句，加强了肯定的语气，使感情表达更强烈、更震撼人心。

文本的结语写得锵铿有力。古人写文章都讲究“凤头，猪肚，豹尾”，所以，一般说来，好的文章必然会有好的开始和好的结局。闻一多先生在结束语中，把主题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以发出号令的形式向敌人发出一战到底的挑战，也在向世人宣告，不仅他闻一多，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将会站立起来，与反动派决一雌雄，同时表达了广大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纵观全场演讲，可谓感情强烈，到了激昂之处，其感情以肢体语言进行表达和发泄——捶击桌子（这是无声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情感愤怒到极点的声音），可以说，闻一多先生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表达一种感情，一种思想。而且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多用口语，但又没有使演讲流于空乏、累赘。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是一篇激厉的战斗檄文！是一个唤起人民觉醒的施号令，同时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战斗宣言！ 演讲稿的一开头，闻一多先生便直截了当地连连发问：李先生遭此毒手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些刽子手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而只敢偷偷摸摸地搞暗杀。其中接连的发问，问句中又夹带着感叹句，如山崩水泻，势不可挡，一开始就把演讲推向了高潮。又如：　诸位要请我辩论一下，人类已获得自由了吗？要辩论人走他自身的合法所有者吗？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我还要为奴隶制是不正当的进行辩论吗？对于共和党人这难道还是问题吗？难道送个问题还要作为极难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运用令人怀疑且艰涩难懂的正义原则来解决吗？当天在众多的美国人面前，把演讲划成A、B、C、D，再分成1、2、3、4，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各个方面来证明人人都享受自由的天赋权利。那在人们眼里我将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样做将使我显得十分滑稽，并将使你们的悟力蒙受奇耻大辱。苍穹之下，无人不晓：奴隶制于人类走不适当的！（《应用写作》(月刊)《如何写好演讲稿的开头》2004年第3期）

最后一次演讲的文本并不完整，真正的演讲全文并不是这样，这只是演讲的的前段。

闻一多的演讲是振奋人心的，希望大家学习。

2014北京课改版中的第15课题目为《最后一次讲演》。

2018年人教部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13课，题目为《最后一次讲演》。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代表作有《红烛》、《死水》、《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等。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后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地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