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1年9月回国探亲，是年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束星北先生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1932年7月，因触犯蒋介石于离开南京中央军官学校；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1933年，研究广义相对论。

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8月，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

抗战期间，他随校到贵州遵义、湄潭。其间1944年10月-1945年9月，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

1945年春，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8月，做《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

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

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

1958年10月，束星北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

1960年，束星北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

1964年8月，向有关组织提出研究核武器要求。

1965年，撤消管制。同年，完成中国首部《狭义相对论》。

1978年5月，束星北被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1979年春，参加中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同年，束星北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

1981年起，束星北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1983年10月30日凌晨3时，束星北先生因患老慢支和肺心病，病逝于青岛。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这期间，青岛医学院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大换血”，束星北遗体就被遗忘了。半年以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遣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切断（cut－off），继续计算下去，可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接近贝特于1947年计算兰姆效应的观点，他对氦的电子能级计算得到与贝特相同的修正值。他认为测不准关系是基本原理，对于单粒子系统，测不准关系应该能直接给出体系的基态能量。根据这一观点，他成功地推导了谐振子、氢原子和类氢原子基态的能级，结果刊登于英国《哲学杂志》。

在电动力学中，麦克斯韦方程组既有一个推迟解，又有一个超前解，通常认为超前解不符合因果律而被舍弃。束星北却认为，如方程式数学上正确，就不应舍去合乎一般物理要求的解。经过钻研，他论证了当恰当注意边界条件时，这个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都不违反因果律，而通常在人们感兴趣的外向辐射的边界条件下，舍去超前解又是正确的。

抗战时期，在湄潭他同工人一起修好报废的发电机和冰箱各一台。他与实验室技师任仲英合作研制成功在铜铁上涂镍，获当时国家奖。1944年，因国防需要他主持雷达研制，探测地面约10公里远的目标获得成功。

1945年，J．A．惠勒（Wheeler）和R．P．费因曼（Feymann）曾把辐射的原因归因于吸收体的存在。束星北对此发表一篇文章，根据他对波动方程的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的证明，论证了“吸收体的反作用”不存在，认为他们所说的“吸收体”无任何物理真实性。

1952年前，束星北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工作在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方面。

1928年狄拉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拉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拉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拉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Iwanenko）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20世纪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拉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

束星北是中国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定律，开始时只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近似解，随后K．史瓦西（Schwarzschild）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精确解。20世纪30年代初，束星北曾试图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质量辐射的近似解。

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终身追求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爱因斯坦引力场几何化的成功，立即导致用类似的纯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H.韦尔（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B.黎曼（Riemann）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1930年前后，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异同，他提出用质量密度r和虚数电荷密度s之和r+is代替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张量中的质量密度r，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虚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并由之进一步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洛仑兹作用力方程。这样得到的理论特别简单，而且使电荷、电流密度和电磁势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清楚明了。

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他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1953—1954年，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

束星北认为气象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他的工作不满足于理论推导，必须联系实际以验证，进而探讨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与方式方法。

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视作等熵变化。从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七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冷暖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上比S.彼得逊（Petterssen）和B.赫尔维茨（Haurwitz）等所得结果更完善。在大气骚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得到的波速方程比C.G.罗思必（Rossby）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较为完整。他还从大气骚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有助于对西风波的认识。束星北在“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与罗思必的公式大致相同，而理论上更严格些。关于基培尔学说，束星北曾发表两篇文章，为基培尔的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基本假设出发导出预报方程，避免了基培尔学说中不合理的设想和简化。

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在中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

1978年，为航天工业部计算了洲际导弹弹头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限，确认在3分钟内可以立即打捞。

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

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些虽是初步的工作，然而是中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期间，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做了大量技术工作，修好和研制了一批当时国内难以修理的精密电子仪器。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委托的冲击功对金属胶粘剂的破坏因素研究。

狭义相对论．青岛：青岛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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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基培尔基本假设的理论证明及对流顶压力温度试报．山东大学学报，1953，3：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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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在浙江大学任教19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领受过他的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经历到理解了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那种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

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专门组织了群论讨论班，讲韦尔的《群论》，重点是讲在原子光谱和核谱方面的应用。这在中国内地是比较早的介绍。

1952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除讲授物理课程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普通物理教研组，亲自辅导提高该组教师水平，对物理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极其痛苦与艰难，为提高青年教师数理基础，他仍非常认真、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

束老师在曾荣书记的支持下在海洋局一所开办了海洋动力学进修班，培养了28名学员，并开展了以实测为基础的海洋内波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束老师培养的这些学员都成为了国家海洋研究的支柱力量，在海洋学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

束星北讲课从不照本宣读，不作面面俱到的讲解。但对根本性原理却不厌其烦地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以各种生动的实例，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运用基本原理概念。

束星北讲基本原理和重大发现时，几乎都按认识演变的历史，从黑体辐射到量子力学，从以太到相对论等等，讲清讲透。在历史地阐明和论证完毕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后，他总爱说“物理学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们认识物理规律的过程。

束星北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抓住物理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讲量子力学时，他强调统计性和测不准关系，用大量事例着重阐明测不准关系原理；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特别强调相对论的核心问题是同时性问题，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有时空的点才是绝对的；在讨论经典统计物理时，他强调指出统计物理的核心问题是玻耳兹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东西一定要消化，不赞成死记硬背。他经常讲应该吸收那些对的部分，摈弃那些错的部分，反对盲目引述文献和专家权威的话，认为如果不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说对了也无用。他所出试题相当部分要求灵活运用讲授内容，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

束星北在浙大的学生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还有李文铸、李寿枬、许良英和周志成等学界名人。

束星北先生乳名“大林子”，其曾祖、祖父、父亲等“束氏一族”，均为头桥镇安帖村历史上著名的“开沙望族”，束家世居于此，现有束星北祖父为头桥《严氏族谱》作的《赞》文存世。

据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记载，束先生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以字行。

束星北先生曾祖束履华，祖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曾在当时官府任多职，祖母曹氏。伯父束日琯（字劭直，排行束二），父亲束日璐（字勖俨，排行束三），清末任参领，母亲郭氏（束三娘），弟弟束佺保（束荃保，后为台湾显宦）。

束星北先生的妻子是葛楚华女士。他们夫妻二人生前共育有五子二女。这七位子女中，束越新先生是长子，排老大；束沪新女士是长女，排老二；束孝新先生是二子，排老三；束庆星先生是三子，排老四；束义新先生是四子，排老五；束润新先生是五子，排老六；束美新女士是二女，排老七。

束星北先生出生的头桥“束家老宅”，乡民习惯称之为“束家大瓦房”。该古建筑群坐落在今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紧临今头桥夹江特大桥和沿江高等级公路头桥段。史上束家老宅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30余间。家塾、书斋单独砌于箍江大岸上。南山头特挑土叠成高地，栽竹种树，蔚成园林，门前则是人工开凿的束家荷塘。新中国建立后，对头桥束家老宅逐年翻修，因此安帖村束家祖屋按当时门牌编号顺序，被编为安帖村四圩组13号。

束星北先生青年时代学成后，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毅然回国，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流汗出力，身处逆境时，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束星北先生却说：“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

束先生曾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

而他的爱国意识，均源至于束氏先贤一贯爱国敬业的优良祖风，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先生一生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估量的。

束星北先生家乡的史料中，记载了他在头桥老家“束家大场”（位于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军飞机在扬州上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入侵场景时，束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天痛骂：“强盗！日本强盗！”，然后到圩中私塾给家乡儿童讲话，教育他们：“日本鬼子不好，我们要一起打日本强盗！”

1944年10月，束星北先生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部雷达。抗战胜利后，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被时任民国元首的蒋介石亲自授予“抗战英雄”称号。

束星北先生对当年研制雷达时的初衷曾回忆道：“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

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期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同事赠给他外号：束大炮。

1952年下半年，到山东大学任教时。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报告会上，学校的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和一些校领导也出席了报告会。

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束星北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

王竹溪“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校长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束星北一来山东大学，被华岗校长安排到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的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薪水也定得很高，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为山东大学之最，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便是720元，在当时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

束星北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

束星北先生第一次与华岗校长见面，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星北先生直截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等束星北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星北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

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

两人越争越凶，最后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

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把牛顿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把爱因斯坦划为“唯心论”，让束星北无法容忍，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首次试验发射洲际导弹 ，引起一些国际上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高度关注。西方发达国家不惜用尽一切技术手段跟踪洲际导弹弹头的降落点，期望能抢到弹头数据舱。

为防止泄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海洋局临时成立了一个协调领导洲际导弹发射的海上方面技术问题的办公室。当时负责水文气象数据保障的项目官员是已退休的国家海洋局原副局长陈炳鑫。他对导弹弹头落水激起巨浪后到海水平静下来才能打捞需要的时间、海军打捞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抢到数据舱等问题一直在认真地思考。

1979年5月，陈炳鑫来到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看望了他十分仰慕的该所教授、著名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束星北老先生。因为当时导弹试验还处在对外高度保密中，陈炳鑫闲聊中，悄悄地向老教授请教弹头落水后激起百米巨浪到完全平静的时间。不过，当时陈炳鑫还不能够提供出更多的已知条件。

束老教授想了想，回答说：假若200米高的海浪衰减后平静下来大概最多需要10分钟。

陈炳鑫接着问道：如果我们的打捞时间较充足呢？束教授笑着说，如果过半小时船只打捞当然更保险。

陈炳鑫走后，束教授把此事作为理论实例在海洋一所中青年科技人员办动力海洋学培训班里进行讲解。束教授说： “这是一个波能消散问题，不能用三角函数描述波形，因为那样有拐点、间断点；也不能用正弦、余弦描述，那样就成了简谐振动了，只能用指数形式解决。”经过课堂计算，束教授最终认为：弹头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随后涌浪迅速向周围扩散，4分钟后海面可恢复到平静状态。如打捞保险起见，再翻番加一倍的时间，八九分钟更没问题。 “别人不信，但我信！”束老先生很坚定地说。

后来，陈炳鑫把与老先生提供的细节问题写到向上级汇报的材料里，由当时的局长沈振东连其他海洋技术问题一并汇报中央负责领导，供打捞部队参考。

1980年5月18日上午，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舱与推进体脱离后，对准预定的溅落点，从天而降直入太平洋预定海域中，激起一百多米高的冲天水柱，海军打捞部队只用了5分20秒时间便顺利地将弹头数据舱取回，海军打捞部队见证了洲际导弹弹头溅落激起由巨浪到衰减整个过程仅用了5分钟，海面便静了下来，验证了束教授分析近似的计算结果。

时过境迁，人们对当时的细节知道的并不多，也很少有人提及。不过这么重大的科学实际问题，束星北先生用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解决了原应该拨款立项的技术估算，可见他学问之高深、理论之扎实。

1964年，当束星北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即使在自己遭到错误对待的境遇下，束星北仍然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据《头桥镇志》和《头桥诗辞·开沙文萃》记载，1979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克谅山，给越军以沉重打击，束星北先生心情激动，赋诗一首：

七律·对越反击战感怀

过眼烟云往事迁，奔腾澎湃寄华年。

喜闻捷报传佳讯，夜读经书不肯眠。

鲸吞蚕食由来久，虎踞龙蟠更胜前。

激荡中原人未死，愿为四化补余篇。

束星北先生曾说：“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的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

“束星北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星北的一生是伟大的，做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虽经坎坷，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这么多的贡献，是值得后人学习的。”“束星北教授，天资聪明，曾做爱因斯坦的助教，我为了研究场论物理，曾向他学习过场论数学。”（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

父亲决不是什么“天才”，他是通过勤奋获得成绩的。（束星北之子束庆星）

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对于物理学基本原理，理解十分深透，因而非常坚定，一丝不苟的按原理来考虑问题。”“束星北先生为人，刚直不阿。”（中科院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

“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种的一生，他秉性耿直，坎坷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才华横溢的爱国的科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寿枬）

束星北老师平易近人，上起课来有独特风格，上课时既没有指定教材，也没有讲课笔记，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以通常的物理事例为例证，逐步讲述物理概念艰深的物理原理和很多物理难点，经束老师一讲，往往豁然开朗，令人感到听束老师讲课真是一种享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物理科学的薰陶，获得了物理知识的升华，培养出对物理科学的热爱。（原浙江大学副校长李文铸）

束星北老师是对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深刻而长远影响的一位老师。回忆起来，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深刻的教诲，终生难忘。（原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主任胡济民）

束先生就是一位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他把亲身体会贯穿在课堂教学中，把我们这些初学物理的大学生，一步步地领上了较正确的道路。（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志成）

他为人正直，不摆架子，待人真诚，是非常好相处的一位教授。（杭州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炘）

凡与束星北共过事，受过他教益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诚好学，思想敏锐，理解深刻，好穷根究源。（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于良）

2007年10月1日，束星北先生诞辰100周年，来自国家海洋局，全国著名高等学府、科研机构的科学家、教育家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束星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深切怀念这位具有卓越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的著名科学家与杰出教育家。

位于头桥镇红平村西贝大道与夹江河交会处的头桥市民广场之上，头桥人民专门设立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生平事迹宣传牌，树立在故乡的土地上。

2017年，束星北诞辰110周年，9月3日，在山东青岛举行了“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文物捐赠故乡扬州头桥镇仪式，这些束星北文物将用于“束星北故居”陈展。“束星北故居”，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2014年11月，为完成父亲束星北多年的夙愿，束星北之女束美新和她的亲友一行回到了束星北出生地扬州头桥镇安帖村，站在父亲束星北故居前，束美新激动的说：“我完成了父亲的夙愿，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