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现状，也让贾平凹深入思考：“中国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进城去，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就拿西安来讲，这是个古老的城市，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衣着整洁，发型新潮，拿着手机自拍的时候有着很萌的表情。但他们说着各种各样的方言，就知道百分之八九十都来自于农村。在我居住的那座楼上，大多数房间都出租给了这些年轻人。其中有的确实在西安扎下了根，过上了好日子。更多的却漂着，他们寻不到工作，寻到了又总是因工资少待遇低或者嫌太辛苦辞掉了。他们不回老家去，宁愿一天三顿吃泡面也不愿再回去，从离开老家的那天起，就决定永远不回去了。”

贾平凹还提到，在偏远的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区域，那些没能力的，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再也无法娶妻生子。贾平凹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这些让贾平凹无言以对，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于是他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农村现状的关注与思考。

胡蝶

故事的女主人公胡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众多姑娘中的一个，不甘重复父辈生活，急于摆脱农村的一切，梦想着自己能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当胡蝶来到城市后，她喜欢上了扑面而来的城市气息，喜欢房东的大学生儿子。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胡蝶自认为已经变成城市人，可是在她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这个虚无缥缈的城市梦迅速破灭，她被稀里糊涂地拐卖到一个西北小山村。当她被解救送至父母身边时，却深陷舆论压力。最终，她出乎意料地选择了逃离，重新“逃”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庄。

訾米

訾米是从城里来的，她和胡蝶不一样，她是自愿来的，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她说：“别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是嫁得了皇帝也嫁得了乞丐。”她在立春、腊八兄弟分家的时候真的被当成物来分。訾米的命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女性出路的逼仄，但消费导致对人物化的必然。而訾米对自己身份的漠不关心使大家无法对她建立深切的同情。

黑亮爹

黑亮爹固守乡约，从不僭越家庭辈分，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有石匠的手艺，做石羊，做石狮子，做石碾石磨等村里的各种用具，从不嫌累，也不叫苦，村里人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村里人的尊重就是他的追求。黑亮又黑又瘦，却拥有两大现代性法宝：手扶拖拉机和杂货店。手扶拖拉机是圪梁村联系外界唯一快捷的交通工具，是现代工业化的代表；杂货店从镇上县上进货，可以满足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消费需求，是现代商业化的代表。黑亮因此而手头宽展，因此而受到村民羡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获得胡蝶的谅解。黑亮浑身充满希望的力量，自己就是文化霸权（即领导权）的化身。

老老爷

老老爷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但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他长期占据着村里的核心位置，他就是传统，他的威严不容撼动。大多数时候，老老爷就是村民的精神导师，他也有语录，比如“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显然已经是“成精了”，充满辩证的味道，处在哲人的高度，区区霸权又算得上什么呢。但是，在村子里也不乏有人挑战这种来自传统的权威。赌徒毛虫就说过，“我认他了他是老老爷，不认他了就是狗屁”，言语间很不恭敬。老老爷希望村里给神唱戏，也被村长硬生生回绝了。

农村悲剧

《极花》主要关注的是在农村女性急于冲破贫穷的努力与挣扎，和落后农村男性青年的生存与坚守的困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品选取女性作为展现城乡失衡问题的主要载体，因为女性在城乡发展中大多位于弱势地位，乡村女性更是如此，她们只看到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进入城市后，她们更容易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从而导致精神变异和人性异化。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也没有实现“寻梦”的人生蓝图，所以她们的代表——胡蝶的“进城”故事刚刚开始，还未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

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背后，是贾平凹多年来对农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也带着他作为“农村之子”的深深痛感，作品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女青年的命运与困境的揭示、对农村未来的深度忧思，都折射出了贾平凹对乡土和城市复杂的文化心态。作者借胡蝶展现落后乡村最初的觉醒，胡蝶们的“离去”，对农村而言意味着生存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如作品中黑亮所控诉的：“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农村女性的离去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农村男女比例由此更加恶化。《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

《极花》是从拐卖事件入手，指向了中国农村中贫困男性的婚姻问题。从作品隐含的声音出发，则能发现其中内蕴着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存意义的精神追寻。贾平凹在昭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占绝对中心位置的同时，进一步思考了农村为现代化进程付出的沉重代价，与此同时，结合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探索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与生存空间的可能性。这种反思无意让所有人远离城市做消极避世者，而是呼吁知识分子立足于其身份的精神内涵与社会职责，充分正视农村生存空间的重要性。

意象叙事

贾平凹在《极花》中保持着对意象营构的热衷和对意象叙事的探索。在日常生活形态下，小说以具体意象、意象群落和整体意象的有效配合，构建了层次分明的意象系统，传达出作者对于城乡二元结构下乡土发展困境与农村女性命运的关注，寄托着其现代性之思与人性之思。在叙事策略方面，小说将意象叙事与奇幻描写、非线性结构结合起来，营构了文本的诗性审美意境，淡化了故事的悲剧感，体现出虚涵冲淡的传统美学韵味，较好地实现了现代叙事学与传统美学风格的融合。

民俗书写

《极花》涉及许多风情民俗描写，不仅仅是出于快感的简单胪列，实际蕴含着作家特别的叙述意图。胡蝶说她已经差不多知道了这个村子的许多讲究：“凡是谁家有人丢失，或是外出了久久不归，家里人就把这些人穿过的鞋吊在井里，盼着能寻到和早日回来。……比如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生下的孩子会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给咱活万年；牙坏了或剃了头，掉下的牙和剃下的头发一定要扔到高处去；生病了熬药去借药罐，被借的人家要把药罐放在窑前路口，借的人家用完了要还回去，药罐也只能放到被借的人家窑前路口；养着的猪长着长着如果发现尾巴稍稍扁平了，就要用刀剁掉尾巴梢，扁平尾巴会招狼的；窑前的院子或硷畔上千万不能栽木桩，有木桩就预示了这户人家将不会再有女人。”给死去的人嘴里放铜钱，“这是给他去阴间的买路钱”，阴婚，人死三年之后立碑，坐月子时身子底下铺上黄土，二月二放鞭炮起烟火，炒五豆（五种颜色的豆子，代表五毒，吃了百无禁忌），诸如此类。民风民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长期以来，民众生活在陈旧的“模式”里，他们和所谓“现代的”生活模式远远地隔离着。只有旧的风俗存在着，村子才是村子。就像老老爷所说，人都得有名字，没有名字村子百年后就没有了。山村正是伴随着民风民俗的逐渐消失、淡化而日渐衰亡的。小说特别提到了一些正在消失的民俗，比如黑亮的杂货店所在的戏楼，已经十多年不唱戏，也不闹社火了。过去人们拜祭先人要用鸡鸭鱼肉和果品，现在则用麻子婶的剪纸代替。另一方面，为了延续生存，根据需要，村子的人们也在制造着新的民俗，比如每年的二月二，老老爷就把准备好的彩花绳儿拴给村里人，意思是要把大家的命都拴上，保人畜平安；比如为了找到媳妇，人丁兴旺，让黑亮爹雕刻石头女人放到家门口，村子里已经有了几十个。从小村对男性生殖器（窑洞门窗的形状）的崇拜，到对女人的（石头女人）象征欲求，包括跪拜挂在墙上的镶了相框的极花，村子正以一种不可抗力走向无可挽回的没落。

2016年5月，《极花》入选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

2016年12月，《极花》入选2016《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

2017年1月1日，《极花》入选《收获》年度文学排行榜。

2017年1月6日，《极花》入选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榜首。

2018年4月25日，《极花》获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评委会大奖。

《极花》在出版后，曾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与批评。针对《极花》的批评主要围绕女性和乡村两大视角展开。女权主义立场的批评认为，贾平凹的男权视角将“农村剩男”找不到媳妇的焦虑凌驾于女性痛苦之上，女性沦落为提供性服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乡村视角的批评则指出，《极花》为凋敝乡村惋惜的同时却忽略了其隐藏的巨大罪恶，并指出这样的乡村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

《极花》一书的责任编辑孔令燕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表示，令她印象最深的批评是“贾平凹为人贩子辩护、为拐卖妇女辩护。”孔令燕说：“小说流露出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流失和凋敝的感伤，显然不是同情人贩子。他是基于作家的责任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社会问题。”孔令燕表示，作为责任编辑她也希望作品获得关注，但深入讨论的前提是不能光看书封上的简介：“简介是给普通读者的推广语，即使简介表达的也是一个递进关系，‘作品从拐卖事件入手，其最终指向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迅速凋敝的问题。’”“贾老师很尊重女性，热爱美好的女性。女权主义者靠这样的方式凸显与众不同，虽然我是女性但我一点都不赞同他们这样的观点。”孔令燕表示。

当我们思考乡村问题时，容易把我们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当做两种生活来看待，贾平凹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打破这个界限，不管他多么熟悉这片土地，他依然带着一种疑问，探寻如何离它更近，如何把内心更好地融入到这片土地。《极花》不仅是写一个拐卖的故事，也是如何与这片土地交流的故事。（作家梁鸿评）

贾平凹《极花》的主角是一位被拐卖的乡村女孩，怎样书写这个女孩的命运，也考量着作者处理现实的能力。贾平凹有这个能力，他采取了“深入虎穴”的方式，不可谓不大胆。这个故事牵涉现实中的农村问题、妇女问题、法治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荆棘丛生，贾平凹却是一个问题也不回避，显示出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他试图站在女孩的立场上，进入她的内心，去平息女孩的内心煎熬。这样一来更加重了他自己的内心煎熬，他也顾不上去平衡各种现实问题的相互纠结，这也是他的小说导致批评的原因之一。（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评）

《极花》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2016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有不同版本再版。

贾平凹，1952年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镇，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延河》《美文》杂志主编。出版作品有《贾平凹文集》二十四卷，代表作有《废都》《秦腔》《古炉》《高兴》《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黑氏》《美穴地》《五魁》及散文《丑石》《商州三录》《天气》等。作品曾获得各种文学奖五次，即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另获施耐庵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老舍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五十余次。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被翻译出版英、法、德、俄、日、韩、越文等三十余种。被改编电影、电视、话剧、戏剧二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