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立基在1946年重新回到殖民地办公室工作，战后他曾经在北婆罗洲出任副布政司达6年之久。而在1948年和1949年，他又先后获英廷颁授MBE勋衔和OBE勋衔，当中，MBE勋衔更是为了表扬其战时军功所赏。

在1952年2月，柏立基抵达启德机场，这是他第一次到临香港，出任辅政司之职。他在任内的地位可说是举足轻重，除协助时任总督葛量洪爵士着手处理经济事务外，他更曾三次署理港督职务。但另一方面，柏立基同时也面对不少难处，当中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涌港的难民，他们对香港社会带来沉重负担；以及韩战爆发后，美国实施禁运对香港转口贸易造成的打击。

柏立基的上司葛量洪爵士对香港政府的官僚作风一向没甚好感，他除了认为政府作风过分官僚刻板外，“那些像辅政司和企业总裁一类的重要人物更似乎和浮跨风气脱不了关系”。可是，葛量洪这番话不是指柏立基，相反，柏立基为人沉实之余又富幽默感，他在殖民地二十多年的服务生涯也为他带来不少经验。无论如何，柏立基在任辅政司颇得英国方面的赏识。他在1954年12月获任命为星加坡总督，但一直留任辅政司至1955年3月才正式卸任。

柏立基卸任香港辅政司后随即到新加坡，接替列诰爵士为第3任星洲总督。尽管得到擢升，但事实上柏立基遇到的却是严峻考验。由于新加坡人民已经不再支持大英帝国的统治，当地除政局不稳外，要求独立的暴动和工潮亦此起彼落，独立的呼声之高乃前所未有。

1955年，新加坡依照新的宪法，在4月6日产生出首位首席部长，由劳工阵线的大卫·马绍尔出任，使总督的权限遭进一步削弱。马绍尔上任后与巫统及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继续主张新加坡走向自治。没多久以后，马绍尔更向柏立基要求增置4个副部长级职位，可是柏立基只答应增开2个，结果马绍尔曾一度以辞职相要胁。后来适值《紧急法令》将在1955年7月21日过期，柏立基希望借立法局通过延长法令，马绍尔则再次讨价还价，动议要求英国当局要在最短时间内让新加坡自治，事后动议得到通过。

在1956年4月，马绍尔在伦敦与英国政府就新加坡自治所进行的谈判宣告破裂，马绍尔于是宣布辞任首席部长，并由林有福在同年6月8日接任。林有福任内大力镇压新加坡境内的左派分子，结果触发1956年10月的大规模华裔学生暴动。在乱事中，林有福得到柏立基与警队的协助，以武力大力进行镇压暴乱分子。英国事后对林有福的强硬作风颇为认同，并认为新加坡的内政安全得到保证，于是决定在1957年3月展开新一轮的自治谈判。最终，林有福成功与英方达成自治协议，当中英方除了同意在日后增加立法局议席和选民人数外，又同意让新加坡成为自治政府，由总理和内阁主理国防外交以外的所有事务。至于昔日总督一职将会由“元首”取代，这意味着柏立基所担任的总督职位即将要废置。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在柏立基任内曾经多次成功化解工潮，据了解，柏立基因此对李光耀颇为赏识，而且对其号召力留下深刻印象，又曾相信他最有能力领导一个独立的新加坡。至于李光耀本人在柏立基卸任总督后继续带领人民行动党，而且自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开始，就一直坐拥总理职位，一直到1990年才辞任，不过他之后仍然是新加坡的资政，紧握大权。

英国政府对柏立基在任星洲总督期间所作的管治表示肯定，结果柏立基在1958年1月改任香港总督兼驻港三军总司令，接替在任达10年的葛量洪爵士。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辅政司，而且葛量洪在任时的声望也十分之高，为了不比葛量洪逊色，柏立基曾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受惠于葛量洪时期制造业的急速萌生，柏立基上任港督时的香港，经济正稳步增长，渐渐由昔日的转口港转型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港。在1950年代末期，港府的收入每年已多达4亿港元（到1960年代末期更突破10亿港元），在1959年，全港受雇于制造业的人士为数约217,600人。同时在1960年进港贸易的船只多达38,625艘，总吨位约为34,886,416吨，而出口贸易总额在当时为2亿港元，5年后在1965年更已增长一倍至4亿港元，可见制造业在本港有长足的发展。

柏立基任职港督不久便向立法局宣布香港取得“财政自主权”，以后港府无需再将其预算交予伦敦审查，而在经济事务方面，日后无须再在经济决策上征得殖民地大臣的同意，港府可以独立自主地订立自己的经济政策，殖民地办公室亦只会在香港对外借贷的事务上作出干预。香港拥有“财政自主权”后，郭伯伟爵士于1961年在柏立基的政府出任财政司之职，他在任时采取了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在日后更渐渐发展成“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为历任财政司所奉行。

随着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香港工业总会亦在1960年成立，以进一步推广香港的工业；而另一方面，工人人数的增长，使柏立基在1961年通过法例，引入了有薪假期和法定工时等措施，保障工人权益。

工业发展也使香港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上升，使市场对半山和铜锣湾一带的住宅楼宇需求也十分殷切。与此同时，当时中环也新建成了不少商厦和大型酒店，而面对商用土地不敷应用的情况，有人甚而建议拆去中环的督宪府，将之迁到马己仙峡道，而督宪府原址则兴建酒店，不过，柏立基对此却加以反对，认为督宪府不可远离其行政中心。

1958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实行“三面红旗”，结果导致了内地工业停顿，农产歉收，并触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另一批涌港的难民潮。在“大跃进”期间，由于中方派兵严守中、港边境，向意图越境到港的人士开枪射击，所以难民人数处于稳定的数字。可是到了1962年，中方突然开放边境，于是一时间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在1961年的时候，香港人口为250万，而到1964年年初已达300万，是开埠以来一个十分显著的升幅。人口的上升，对本港的市政、住房和教育各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压力，遂促使柏立基进行了不少社会建设。

柏立基继承了葛量洪爵士的方针，继续兴建公共房屋，到1962年，他更推出了“廉租屋计划”，为50万名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的人士提供住房。尽然柏立基大力兴建廉租屋，但徙置区和寮屋在他任内仍然是十分普遍的。

另一方面，在他任内，金钟添马舰一带开展了填海工程，以腾出更多海旁土地；而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和九龙的伊利沙伯医院亦先后在1962年和1963年落成启用。香港大会堂是旧大会堂在1933年拆卸以来，香港第一所的大会堂，而大会堂内更设置有市政局的会议场地，和香港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柏立基曾对大会堂的落成颇感到自豪，他认为大会堂“不会是税项与利率的负担，而是这城市中，艺术与社交生活的伙伴”。

任内曾经兴修达200所学校；至于在高等教育方面，柏立基也是不遗余力，他曾增加对香港大学的拨款，使不少学系的收生人数有双倍的增长，让港大从战后的萧条恢复过来。另外在1959年的时候，柏立基曾邀请富尔敦（J. S. Fulton）来港考察高等教育情况。富尔敦事后建议香港大学开设中文部，但被港大拒绝。于是他改而提出把当时的三所中文专上学院合并，以组成中文大学。富尔敦的建议得到柏立基准许，筹备工作随即于1961年6月正式展开。在1963年10月17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这是香港开埠以来第二所大学，柏立基在中文大学成立后出任大学的校监，并且获大学校方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在1950年代曾经有不少改革呼声。当中，香港的主要政党香港革新会和香港公民协会曾在1960年联合前往伦敦，要求当局进行宪制改革，以及大幅增加行政、立法两局的市民代表，可是，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却以香港政制“不能有大幅转变”而断然拒绝。不过，总体而言，在柏立基治下，香港的政制实际上是有变革的。

自从香港重光以来，港府就一直推行公务员本地化，并在1946年首次以华人徐家祥出任今日相当于政务官的职位。而到1961年的时候，香港政府中出任高级职务的华人为数730人，占所有高级别公务人员的40%，在翌年1962年，柏立基又批准90名在本地招聘的华裔公务员前往海外深造。柏立基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占人口多数的商业城市，让更多华人去管治这个城市是理所当然的，而他推公务员本地化亦只是“尽为帝国服务之任矣”。

在卸任总督前夕，柏立基又同意进一步增加行政、立法两局的议席，调升非官守议员人数在两局的比例。可是这些改革未能及时在他任内达成。

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香港曾先后遭台风玛丽、爱丽斯和温黛吹袭。这三个台风都曾使香港天文台挂起十号风球[1]，并对香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紧接着台风连年袭港后，香港却在1963年6月遇上了严重的旱灾，港府曾经一度实行“4日供水4小时”的政策，使得大批市民在街边轮候食水。

为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早于1956年动工的石壁水塘在1963年落成启用，而柏立基在1959年的时候更拍版兴建船湾淡水湖。船湾淡水湖的构思是兴建两条堤坝把岛屿连起来，然后抽走海水，建成水塘。这在当时而言是划时代的工程。淡水湖工程在1960年展开，工程浩大，历时8年至1968年才告竣工，工程共花耗4亿港元，而存水量则为一亿七千万立方米。

虽然兴建水塘可以增加储水，但由于兴建需时，一时三刻之间不能济燃眉之急，于是柏立基亦设法与中国大陆当局商讨购买东江水。柏立基与大陆当局的关系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促使港府与广东省政府在1960年11月15日达成协议，由深圳水库每年向港供水50亿加仑。到1963年，柏立基与内地政府达成进一步协议，开展了东深供水工程，工程后于1965年1月完成，而根据港府与内地在1964年4月22日所立的协议，广东省政府在1965年3月起每年向香港供水不少于150亿加仑，折合即每天供水约6,200万加仑，售价为每1,000加仑1.06港元。自东江水输港以后，香港的食水供应有了保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程曾经因为1963年的大旱而延误，不过当时广东省政府在天旱期间仍准许港人于珠江口取水，以济水荒。

1964年4月1日，未有续任的柏立基正式卸下香港总督一职，与家人返回英国。其职务由时任辅政司戴斯德署理，到1964年4月15日正式由戴麟趾爵士接替为第24任港督。

柏立基返回英国后，继续有出任政府公职。自1964年至1982年，他曾在英联邦国殇纪念坟场管理委员会中出任委员之职，而自1975年至1978年之间，他亦曾担任英国保险公司——神职、医疗与大众生活保险学会（Clerical, Medical & General Life Assurance Society）的主席职务。另一方面，柏立基在1965年至1973年是大不列颠社会服务网络的主席，后来在1973年至1982年则改任总裁。

柏立基卸任港督后甚少返港，据了解，他只曾经在1970年代初重临过香港。晚年的柏立基退居于伯克郡雷丁（Reading）一处两层高的乡间宅第。虽然他甚少返港，甚至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时候也没有重临旧地，但据他的长女芭芭拉透露，柏立基实际上仍然是十分关心香港，对香港的事务也十分关注。当中，柏立基曾表示特区政府在大屿山兴建迪士尼乐园是一个“疯狂”的提议；他认为政府在此大洒金钱，却不一定得到回报。

在1999年10月29日，柏立基于雷丁的丹尼丁医院（Dunedin Hospital）去世，享年93岁；他是继第2任港督戴维斯爵士在1890年以95岁之龄去世后，历史上第二长寿的香港总督。柏立基去逝后，香港报章多有撰文悼念，而时任特首董建华和前布政司钟逸杰爵士亦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其丧礼随后于11月8日在伯克郡的逸腾敦（Yattendon）举行，并由前港督卫奕信勋爵宣读悼文。

柏立基在1937年与安柏立基（Anne Black，又译柏颜露丝）结婚，安柏立基娘姓为史提芬逊，曾获CStJ勋衔，后于1986年逝世。柏立基与安柏立基共有两名女儿，长女名芭芭拉（Barbara），幼女名嘉芙莲（Catherine），两人在幼年时皆随父母来过香港；当中，长女芭芭拉虽然在1964年与家人返英，但复于1974年随丈夫工作而来港定居至今，并在香港生有3名儿子。

新加坡植物园内所植的肾药蜻蜓兰的英文学名为“Aranthera”，简名为“Anne Black”，正是以安柏立基命名。

在1963年香港旱灾的时候，柏立基所处的督宪府亦受波及，据其长女忆述，当时洗水间尽地放满装水的水桶，很不方便。

柏立基的兴趣包括步行和钓鱼。此外，他也是东印度会的会员

M.B.E.　（1948年，军事）

O.B.E.　（1949年）

C.M.G.　（1953年）

K.C.M.G.　（1955年）

G.C.M.G.　（1962年）

K .S t. J. 　秘鲁大十字功绩勋章

香港大学　（1963年）

香港中文大学 （1964年）

柏立基爵士信托基金：在1960年由邓肇坚爵士等人创立

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于1967年成立，内置有柏立基爵士堂

柏立基教育学院：现已合并到香港教育学院，仍有柏立基堂

柏立基夫人健康院：位于北角七姊妹道

柏立基健康院，位于新蒲岗太子道东，内设柏立基母婴健康院与柏立基美沙酮诊所

柏颜露丝宾馆，位于何文田，由YWCA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