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唐顺之终于又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为不肯依附当年赏识他的主考官，而现在掌握宰相大权的张璁，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恰好此时左右有拍马屁者私下告诉张璁说“唐顺之一直不愿在你的手下做事，一直要疏远你，你又何必苦留他！”张璁前思后想认定是这么一回事，心中更十分恼怒，心想这厮好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准其还乡，并表示永不再让他当官！

一直到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才让他复职，但不久又因自己的意见与上级不一致而被削职为民。

唐顺之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依然没有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训。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唐顺之回乡后开始住在宜兴山中，后来觉得还是不能远离城市的繁嚣，便又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手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之中，真是昼夜讲究忘寝废食。在这些远寓官场的时日里，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下至兵家小技。例如他在三十六七岁时曾向一位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在文艺方面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顺之共同研讨学问，互通有无。那时连明朝的皇帝也是崇尚道教的信徒，也许是当时的社会风尚，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

那时的“罢官”相当于现在的开除公职，这对于有气节的唐顺之来说可算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他在城外陈渡住在简陋的茅舍里，晚上睡在门板上，直到有的朋友看了不忍，花几两银子给他置办了一张小床，这才从门板上换了下来。顺之日常穿着极简朴，经常是身着穿了有十来年的麻布衣服。江南水乡，交通往往是乘船，他和一般乡民出入坐船。同船的人们也不知他是何许人？有些言语上的冲撞、辱骂，甚至在行动上欺侮他，他都逆来顺受，从不与人计较，更不显露自己知识分子或做过官的身份。他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上冬天不生火炉；夏天不搧扇子；出门不坐轿子；床上不铺两层床垫；一年只做一件布衣裳；一个月只能吃一回肉。他要用这种自苦的办法使自己摆脱各种物质欲望的引诱，以求平心静气地正确对待客观世界的—切。

唐顺之生活的明朝嘉靖年间，皇帝也是个又专制又腐朽的昏君。北有蒙古俺答大举入掠京畿，东南沿海则以当时日本正处于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日本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倭寇”。当时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相互勾结。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明朝政府不能禁止。后来竟演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等地的沿海登陆，抢掠了几十个城市。甚至上海被围困，知县以身殉职。沿海的官吏和士兵剧、怯懦，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这使倭寇侵略的气焰越来越猖狂！

那位嘉靖皇帝束手无策，他想倭寇来自海上，想必是得罪了海神，于是指派他的得力大臣赵文华去祭海神以求宽恕！

这位朝廷重臣赵文华明知光靠祭海神恐怕还是不成的！当时明朝南北寇虏交侵，武才奇缺，他冥思苦想，又经多方举荐，终于想到和他一同中进士而今在家闲居读书的唐顺之。他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并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

当时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并非是三五成群的贼寇，而是拥有兵力相当于现代军队三五个师团的武装力量，因此攻城掠地，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杀戮之惨状亦如现代日本侵略军种种兽行！无奈的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当时明朝的军队就是没有力量绐倭寇一点教训！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气愤得吃不下饭，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在苏州曾经目睹倭寇以刺刀刺杀我们的婴儿作为消遣，唐顺之遇见此事后，痛心疾首，下定决心要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因此他决定放下书本，为民请命！

唐顺之回到兵部复职后，首先到京师附近的练兵基地蓟镇，制定了整顿这支无力抵抗外侮的军队方案，然后与总督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他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因为倭寇登上了陆地，我们的田园庐舍生命财产势必都要蒙受巨大损失。但是那时的将校兵卒都怕海战，甚至见了水就害怕！因此他们常常假借种种客观原因躲藏在内河的港湾内不敢出战，这给海上来的倭寇提供了登陆而来，来了就能任意抢掠满载而去的机会。顺之见到人民遭此苦难，常常皱着眉头慨叹地说，老百姓遭受横祸，等于用刀子剜我的肉，对于死难的父老乡亲，我怎样才能给他们以慰藉呢？于是他决定亲自下海去体验一下海上的生活。他从江苏的江阴剩凸驶向蛟门大洋，一昼夜走了六七百里，跟随他前往的人在风浪中或惊骇万状；或呕吐不止，可是顺之本人却意气风发镇定自若，他在海风怒吼惊涛骇浪的隆冬黑夜的海上，把躲藏在港湾内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拿了公家俸禄却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尽责了。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因为知道明朝军队无力与之抗衡，五六年以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抢掠，因此干脆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建下了大本营做根据地。

一次唐顺之率领船队前往倭寇停泊在孤悬大洋中的三片沙，在海上较量了一仗，大获全胜，消灭倭寇120人，击沉其兵船13艘，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当年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

其后倭寇又侵犯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驰大破倭寇。三沙遂又告急，唐顺之连忙回来支援，他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致使倭寇见军容严整再不敢出战！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至通州病逝于海船之上，年公54岁。

本书纂辑于明嘉靖中。当时，明廷武备废弛，将帅缓带轻裘，军队养成懒惰散慢的习性，徒有简兵练卒之名，而无强兵锐卒之用，一有战事，则蒙头缩项，胆落神悸，毫无战斗力。唐顺之有慨于此，为振兴武备，广搜博采，从历代兵书及其他史书中辑录对于武备有所稗益的资料，“一切命将驭士之道，天时地利之宜，攻战守御之法，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度，间谍秘诡之权，营阵行伍之次，舟车火器之需，靡不毕具。”（吴用先《武编序》）编纂成《武编》一书。后来唐顺之抗倭和巡抚凤阳期间，多得力于该书。明郭一鹗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得是编熟之化之，天下无就敌矣！荆川先生熟而化此，以南剿倭，北创虏，十用其七八。”

然而本书当初并未刊行，只有抄本传世，为秣陵（南京）焦澹园所收藏。焦氏非常珍视这部书，时常有人向他索要藏本刊行，他都以“兵阴道也，乃阳言之乎？危道也，乃安谈之乎，非其时也”为由，拒绝刊印。到了明万历戊午年（1618年），后金政权起兵反明，明军损兵折将，连连败退。这时，焦氏才认为是刊印此书的时候了。于是将抄本家给徐象*

雕版印行，使这部沉睡多年的兵书得以广泛流传。

《武编》是一部军事类书。全书分前后二集，共十二卷。前集六卷，五十五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五七四门）；后集六卷，一百三十四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九十七门），其卷目如下：

前集卷一：将、士、制、练、令、料、觇、间、明、疑、诡。

卷二：战、攻守、攻、守、地、水、方、营、行、止、宿、警、节度、战、营制。

卷三：阵。

卷四：阵。

卷五：牌、铁、火器、射、弓、弩、甲、拳、枪、剑、刀、简、锤、扒、挡、火、夷。

卷六：车、水磨、桔槔、马、牛、舟、军需、矿、药方、杂术。

后集卷一：料敌、抚士、信、勇、严、赏、罚、五危、贪、骄、将自表异、军政不一、练士、绝技、激、攻心、推诚、用敌人、诡道、权奇。

卷二：息乱、定乱、抚降、处降、招降、杀降、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隐语、伐交、合交、攻、守。

卷三：示弱、示强、示远、示近、声此击彼、利、毒、乱、诡异、避、怒、卑、劳、离、不备、不意、未成列、新集、未集、远来、饥渴、粮尽、不整、不戒、不、离部、移阵、心怖、半济、渡、地利、天时。

卷四：佯北、阙围、穷寇、归师、截归、疑、先声、声、降、退、诡声、诡形、死战、乘胜、两敌、退据、苦战、败、攻必救、掩巢、坚壁、摧标。

卷五：先锋、奇兵、伏、伏城、邀、首、尾、横、夹、独战、阵、大阵、分、合、分敌、聚敌、先、后、迟、速、缓、轻、重、瑕、坚。

卷六：车、骑、舟、火、水、粮道、水、渡水、地、天、夜。

《武编》前集主要辑录有关兵法理论方面的资料，内容包括将帅选拔，士伍训练，行军作战，攻防守备，计谋方略，营制营规，阵法阵图，武器装备，人马医护等等。后集全部是用兵实践，其体例与《武经总要·后集》略同，系从古代史籍中撷取有关治军和用兵的故事，以为借鉴。

《武编》采集资料的范围比较广泛，从《武经七书》、《太白阴经》、《虎钤经》、《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等兵法典籍到汉唐以来的名臣奏议，无不摭集，仅前集所注明的就有40余种。其中保存了一些他书少载的资料，如农民起义领袖孙恩曾经用过的演禽战法等。本书比较注意辑录当朝的有关军事资料，如前集卷一比较详尽的辑录了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制定的赏罚条令；前集卷四辑录了赵本学、俞大猷有关阵法资料，尤其是辑录了当时被称为“称战”的戚继光鸳鸯阵。另外，还比较注意辑录反面战例资料，以为鉴戒。如在后集卷一就辑录了历史上一些“将自表异”、“军政不一”而招自失败的事例。

本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类名重复过多，甚至在同一卷中类名有重复，象后集卷六就有两个类目是“水”，一个讲水攻，一个讲水源，若将其改为“水攻”和“水源”，既能准确具体地表达类目意义，又能避免类目重复。在选材方面，编者比较注重实用，但在《前集卷六，杂术》中辑录了所谓

“避箭法”、“鬼门关”等纯属荒诞迷信的东西，是本书的糟粕。

《武编》虽然述而不作，但它出自既有军事实践又有历史知识的学者之手，加之专为振兴明廷武备而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今天来说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是编虽纸上之谈，亦多由阅历而得，固未可概以书生之见目之矣。”

本书自明徐象*曼山馆刊印之后，受到后人的重视，清代又有重刻本、抄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