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将乐、顺昌等闽北县市在宋朝以前这里曾经通行闽北语，南宋时福建闽北发生过多次的农民起义导致当地人口大量锐减，一些文人描写了当时的惨况：“前村不复炊烟起，长似清明寒食时”，“江闽五十邑，荆棘五千里”。在朝廷的奖垦下，江西抚州、信州一带的人大规模向福建闽北移民，填补当地的人口空间，严灿在《兵火后还乡》中写道：“旧时巷陌今谁住，却问新移后来人”。这“新移后来人”便是翻过武夷山的江西民系。

这些定居者大体按路程的近远而递减，邵武军最多，南剑州所属的将乐、顺昌其次，建州所辖的西片崇安、建阳又次之。《福建省志》将这次移民称之为“第二次赣人入闽”。

清同治《醴陵县志》：“洪武初召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据近人统计，醴陵县明代从江西迁入的有296族。《茶陵县志》：元至清代，境内人口迁徙频繁，据66部族谱记载，其间自赣、粤、闽、浙、皖等地入迁，衍为宗族的有30姓。”其中赣也是排在首位的。

江右人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赣语。因为江西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东部，当时的湘东本就地广人稀，移民又是批量聚居，他们的母语得以保存下来，湘东由北而南狭长地带的赣语区也就由此形成。毕竟处于湖南境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湘语已经在湘东赣语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又使得湘东赣语与江西境内赣语差异不小。

洪武三年，南丰遭战乱天灾，县民始迁徙外流，常山居多。在后续数百年间，南丰县不少农民迭遭战乱和天灾迁徙外流江西玉山、浙江常山、江山等地，最终形成赣闽浙赣语方言岛。

康熙年间，清政府鼓励移民垦荒，并颁布优惠条文，这使得大量皖、鄂、湘、赣的居民迁入陕南地区。《商南县志》记载，全县人口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5990余猛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02299人，152年间人口翻了近20倍。部分江西人迁入陕南，郭沈青指出“蛮子话”指来自皖西南和鄂东南地区的赣语。

民系是由于民族内部的交往不平衡形成的。民系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支，分支内部有共同或同类的语言、文化、风俗，相互之间互为认同，20世纪以前，关于汉族差异性的研究非常少。

20世纪30年代，广东学者罗香林意识到，汉族等庞大的民族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逐渐分化，形成微有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为了描述这些亚文化群体，罗香林使用了“民系”这个词。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

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

于是，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令从江西、福建、广东、安徽移民湖南，并允许“插标占地”，史称“四省填湘”，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年间，前后长达300年，移民总量800-1000万人，占当时湖南人口94%。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为了治理国家，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的措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因战乱、灾荒逃离，人口锐减的地区进行大移民。于是，大量移民从瓦屑坝迁移到安徽、湖北、河南等地。

瓦屑坝本来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朝初年“江右民系”移民皖鄂的集散中心。移民的原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江西饶州（今鄱阳）和江西九江两府各县。

公开资料显示，元末明初，江西各地累计210多万的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从瓦屑坝弃岸登船的。但随着时光流逝，移民后代寻根问祖时，却只记得瓦屑坝这地名了，真实的故土却在时光尘埃中散轶了。

赣语是江右民系使用的主要语言，也为中国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汉语七大方言之一，使用人口在江西境内主要分布在赣江的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及周边、湘东和闽西北、鄂东南、皖西南和湘西南等地区。

江西境内的赣语区主要分布于赣北、赣中、赣西一带，是江西境内第一大汉语方言。包括南昌市及所辖的南昌县、新建、安义、进贤；九江的湖口、星子、都昌、德安、永修、武宁、修水、彭泽、瑞昌；宜春市及所辖的丰城、樟树、高安、奉新、靖安、宜丰、上高、万载；新余市及所辖的分宜；萍乡市及所辖的莲花、芦溪、上栗；景德镇市及所辖的乐平；上饶的铅山、横峰、弋阳、万年、鄱阳、余干；鹰潭市及所辖的贵溪、余江；抚州市及所辖的东乡、崇仁、宜黄、乐安、金溪、南城、黎川、资溪、南丰、广昌；吉安市及所辖的吉安县、吉水、峡江、新干、永丰、泰和、安福、永新、井冈山、万安。

此外，赣语还分布在湖南东部，包括岳阳市市区、临湘市和岳阳县、平江县华容县的部分，长沙市的浏阳，株洲市的醴陵市、攸县、炎陵县和茶陵县，衡阳市的耒阳市和常宁市，郴州市的永兴县、安仁县和资兴市，邵阳市的洞口县以及绥宁和隆回的北部等等；福建省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湖北省东南部通城、蒲圻、崇阳、通山、阳新、咸宁、嘉鱼、大冶；安徽省的望江、东至、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岳西（部分）、桐城（部分）、东至（除大渡口镇）、石台（部分）等；浙江省西部的某些地区。

赣派建筑又称赣式建筑、江右建筑。是江右民系的传统建筑。主要分布在于赣抚平原、吉泰盆地、赣南山区、皖西南、闽西北一带，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却又十分讲究。江西地区的传统建筑主要为赣派建筑，著名建筑有贵溪耳口曾家清代建筑群、赣县夏府村戚氏宗祠、近代代表建筑主要为庐山别墅群、庐山天主教教堂等地；现今地标南昌八一大桥、南昌金融中心等等。以乐安流坑、安义罗田等江西古村落为代表的赣派建筑文化：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赣派民居建筑。外看，多为长方形平面，用空半砖墙围合，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披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马头墙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风。

入内，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臣室，左右对称。木构穿斗式梁架，并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轩，形制秀美且富于变化。卧室楼高一层半，下层居住，上半层放置什物。厅堂没有分层，显得高大宽敞，气势极为堂皇。室内地面，以长条青砖横向错缝铺砌。神龛设在厅堂宝壁两边侧门的上方。

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从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情境。可以说赣派建筑，既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极其华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赣派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

封建社会，男女婚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没有自由结婚的权力，一切由父母包办，按封建礼俗进行。经过议婚、订盟、纳彩、登龙而后结婚。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家庭和男女双方本身的情况，向对方详细介绍。如双方父母同意，媒人便把女方的“年庚”用红纸书写，交给男方，男方父母将“年庚”置于祖堂神台下压搁七天，如无发生意外不吉利的事，便请算命先生和男方的“年庚”对照，双方八字不会“相克”，父母认为合适，就初步定局。

通过媒人洽谈，双方将聘金、酒礼、妆奁议定后，即行订盟。订盟一为明订，即男方办礼物（鸡、鸭、猪肉、海味、聘金、酒礼、衣料等）送往女方，女方接受礼物后，回给男方“允盟帖”和赠送少量礼物叫“换帖”；另一种叫暗订，比较简单，不换帖，男方只备办部分聘金和少量礼物给女方，女方则回赠几件菲薄的东西。有的男方办一、二桌酒筵，请直系血亲赴宴，以示婚事订定。定亲后，男女双方可以来往。订婚后，男方把双方议定的彩礼，用正式礼帖由媒人送往女方。

男方将择定的结婚日期，用红帖随同聘金、酒礼等各种彩礼，一并送到女方；女方同意后回给男方“允期”红帖。男女双方积极准备婚嫁事宜。

明代成祖朱棣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江西经济逐步发展，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促使赣江—鄱阳湖航道的重要性得以提高，货物与商客流通量不断增加，大大刺激了江西本地商业更趋繁盛。出外经商者，以江西为最，其足迹遍及全国，以至出现“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西尤甚”的盛况。北京是明清时期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商人在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云：“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明人各省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的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居各省之首。湖广地区是江西商人聚居之地，盐、当、米、木材、药材和布匹等六大行业，是汉口的主要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岳州府濒临洞庭湖，其“江湖渔利，亦惟江西人。”其药材业，多为江西樟树商人所占有。“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故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是江西商人的又一主要活动地区，而又以抚州人为多。抚州艾南英《天佣子集》云：“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在云南居住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江西抚州人，王士性《广志绎》云：“滇云地旷人稀，非江西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而江西会馆设在四川各州县府的，竟多达200余处。此外，河南、陕西、两广、江浙及福建等地，亦遍布江西商人的足迹。他们在同外省商人竞争角逐之中，逐渐形成一个势力很大的“江西商帮”，他们基本垄断着瓷器、药材、木竹、茶叶、夏布、纸张和大米等江西名特产品的经营。起始于明代初期，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江西商帮”，对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激发并促进了全国广大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江西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西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

江西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