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秋天，一位汪姓古董商人拿着五六件青铜兵器想卖给博物馆。当时省博物馆的孙太初先生认真地看了这几件兵器后，发现它们的形制和文饰都不同于中原地区已经出土的古代青铜兵器，对青铜器颇有研究的孙太初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背后，可能孕育着云南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于是在请示领导同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汪姓商人手中的青铜兵器全部买了下来，但不知是古董商不愿说，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青铜兵器的出土地和收购地，孙太初始终没有问出青铜兵器的出处，这事成了孙太初心里急需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太初与省文史馆的方树梅先生谈及此事时，又获知了一个与青铜兵器相关的重要线索。方树梅称在他的家乡晋宁县的小梁王山，抗日战争初期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但他也只是听过传闻，从未亲眼见过实物。这件事情更加让孙太初牵挂了。

翌年10月，在孙先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抽派熊瑛、蔡佑芬两人到晋宁县作一次实地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方树梅先生所说确有其事，但出土的地点不是在小梁王山，而是在距小梁王山南面不远的石寨山。熊瑛等同志还从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几件青铜兵器及一件磨制的非常精致的古代石犁，将其与馆藏的青铜兵器一比较，果然在造形和纹饰上都有很多共同点。另据村中的老人说，这座小山也是村里的风水宝地，村里人去世后大都埋葬在此，多年以来石寨山的村民们在山上挖墓坑时，经常都会挖到各种青铜器，然而他们不懂，大都当成废铜卖到昆明去了，听说曾经被驻昆的法国人买去了不少呢。鉴于这些重要的调查线索，省博物馆决定马上报请上级批准进行一次清理发掘，以便弄清石寨山地下文物的状况，彻底揭开青铜兵器之谜。

谁也不曾料到，就是这么一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丘，竟然埋藏着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秘密。浩瀚的滇池东南角的这座自平地突起的小山丘，山形呈枣核形，南北两头尖、中间宽，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最高处至地平面仅30多米，长约500米，最宽处约200米。山前有一小村，名为石寨山村，属晋宁县的牛恋乡。

1955年3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2．5厘米———6厘米的18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6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O．7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1784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1955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1981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50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5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89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历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滇王金印现原件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云南省及昆明市博物馆展出的均为复制品。

提起馆藏宝贝，省博物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捐献祖传之物的人们。

“1983年9月9日下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云南省蒙自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员曹子锡同志向国家捐献祖传之物《宦海日记》手稿。”省博物馆信息部主任田晓雯激动地向记者道出了一件馆藏珍品《宦海日记》的故事。

曹子锡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台湾鹿港、淡水同知，台湾知府曹士桂的五世孙。 曹士桂生于清朝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早年在家乡蒙自县生活，1835年以后曾任清朝江西南昌、万安等六县的知县后被皇帝召见，任命为台湾鹿港、淡水同知，台湾知府。曹士桂在任职期间，忠于职守，勤于政事，从政十二年不带家眷随从。到台湾任职时，正值鸦片战争时期，英、荷殖民主义者几次想侵台，曹士桂抵制英国在鹿港附近开矿。台湾人民曾送他“淡水清风”匾。他还深入台湾中部山区调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排解纠纷，勘察水利，劝农耕织，并写下了一本日记———《馥堂公宦海日记》。这本日记记载了很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台湾省的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宝贵资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曹士桂死于台湾任上，后由清政府运回云南蒙自老家安葬，同时随棺带回家乡一些文稿诗书，这部日记就是他的手稿之一。为保存这本日记，曹家几代费尽了心思。解放前，曹子锡的父亲背着这部日记在战争的炮火声中逃难，后来日记交给了曹子锡的四叔保管。解放后手稿曾一度散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曹子锡的父亲在一个卖草烟的小摊上又看见了这部日记，他立即用纸换回收藏。十年浩劫中，这本日记交由曹子锡保管，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曹子锡在书籍全部被抄的情况下，冒着危险将这本日记珍藏了下来。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历史文物的保护尤加重视，曹子锡解除了后顾之忧，将这本日记献出。

1983年9月9日那天，曹子锡满怀深情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台湾十九世纪中叶的重要史料，《宦海日记》记载了鸦片战争期间台湾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风土人情，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有责任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物，献出这本日记，对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的统一有促进意义。

昆明当地有古幢镇蛟的传说，传说由来已久，在明代的地方志中就有记述，说是“故老相传，以镇毒龙”这些传说的来源主要是由于古幢基座上的八条龙。在圆鼓形的幢座上，八条龙两两相对，各自伸出前爪，神情生动活泼。相传昆明以前常闹水患，于是人们在艺术作品或建筑上创作一些降伏水怪的神。龙会带来水患，但被压在经幢的最下层，心理上满足了人们镇水患的心理，于是数百年来，关于古幢的传说长盛不衰。

传说能镇蛟的古幢——地藏寺经幢在昆明市博物馆古幢厅内。据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田建介绍，古幢厅是专为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藏寺经幢而建造的。地藏寺经幢又名“大理国经幢”，一般老百姓习惯称它为“古幢。”

地藏寺经幢原建于地藏寺内，为宋代大理国时期议事布燮（相当于国务委员）袁豆光为追荐鄯阐候（当时昆明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高明生的功德而建造的，幢七级八面，高6．7米，由五段红砂石组成，为佛教密宗艺术建筑物。

在幢座与幢身之间的界石上，有汉字阴刻的《敬造佛顶尊胜宝幢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誓愿》，其中，《造幢记》记述了造幢的原由，与高明生相关的历史大事等，为研究大理国历史与文化的珍贵资料。

幢身的第一层为四天王，他们面对的方向正好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方的毗沙门天王，民间又称“托塔天王，”那永不离手的小塔使他很容易与其他的天王区别开来，毗沙门天王身披甲胄，脚上穿的却是一双芒鞋，体现出了一种浓郁的地方特色。在四天王之间的幢体上阴刻有梵文《陀罗尼经咒》，至今尚无人能将全文释读一遍。

依次往上，还雕有佛、菩萨、金刚、飞天、迦楼罗（即大鹏金翅鸟）等。第六层所雕的歇山式房屋，是仿照当时的木结构建筑，为研究宋代木构建筑的重要材料。

在全国同类题材中，地藏寺经幢的造像、文字之多均名列前茅，其造像之精美也无出其右者。因此，中外专家赞誉为“刀痕遒劲，备极精巧”、“滇中艺术，此极品也”。

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珍藏的民族文物中，大量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物，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上由内地或其他地区传入。这些文物不仅反映了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经济联系，更反映着自古以来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和统属关系。其中陈列的一件保存完好的清代傣族土司龙袍弥足珍贵，中外来宾对它莫不产生极大兴趣。

这件龙袍长140公分，肩宽86公分，圆领，大襟，马蹄袖。龙袍呈绛紫色。缎面前胸后背用金丝线各绣金色正龙一条，两肩及全身上下还绣满大小不同、形态不一的金色行龙以及五色祥云、寿山福海、利水波纹、火焰、蝙蝠、葫芦、寿桃、牡丹花卉等纹样图案。整件龙袍显得华贵富丽威严，其图案布局和用料之精、做工之细实属一件典型的满清龙袍，为边疆地区所罕见。

这件龙袍原是清代云南德宏南甸傣族土司的传家之物，是清朝政府给他们祖上的赐品。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物主把这件龙袍献给了国家。从龙袍保存完好的状态和成色来看，历代物主生前均较少穿用，而是将这皇帝赏赐的“神圣之服”作为其权势和荣耀的象征。这件龙袍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像这样款式和造型的龙袍只有一件，因为清政府赐予各地土司的龙袍是不一样的。

从这件龙袍的花纹图案来看，除表示吉祥、富贵、福寿以外，龙饰居于突出的地位，按封建王朝定制，龙是帝王的象征，龙袍是皇帝的专用之物（只不过皇帝的龙袍为明黄色）。作为土酋首领的南甸土司在清代承袭的南甸宣抚使官衔是属于三品，能被赐予这件龙袍，一方面表明他在众土司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的安抚之心、笼络之意，“其要在于抚绥得人，恩威兼济，则得其死力”《名史·土司传》。自清代起，中央政府虽在靠内地的一些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但在边疆和百夷地区，“清沿明制”依然保留土司制度。历代封建皇朝对民族土酋首领的这种“恩宠”的安抚策略，对稳定边疆巩固封建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从50年代起，这件龙袍一直保存在云南民族大学，如今它成为反映和研究历史上封建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及土司制度的宝贵文物和实证。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陈列着一领皮甲，经测定为象皮所制，故称之为象皮甲。

据介绍，为了弄清这领皮甲的背景，有关专家大量地借鉴同类物品、查阅史料。为此，专家们跑了全国的许多地方，走访一些专业部门，看到不少甲胄，也听到许多有关古甲的介绍。比较之下，其中有部分甲制式与象皮甲类似，但质地却以金属、牛皮、熊皮居多，没有象皮所制者。因此，专家们一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象皮甲确为罕见之物。查阅史料，在云南地方史志中可见一二。据《岭外代答》载：“大理国之制，前后掩心，以大片象皮如龟壳，披膊以中片皮相次为之，其护项，以全片皮卷圈成之，其它则小片，如中国之马甲”。据此，历史上确有象皮制甲，且可上溯南宋、大理国时期。

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的象皮甲，现仅存身甲，以一个似背心状的身甲为主体。身甲分胸甲和背甲，其结构一样，有主负片之分，主甲共五片，上为整片开领以护胸，下为左右两片，中央联接处覆盖条形皮块，以保护腹部，主甲片两侧腋下是两片副甲片。每片都根据部位不同而形状各异，片与片之间用皮条穿联为一体；然后，胸甲和背甲于右腋下相联固定，左边腋下留作全甲开口，以便穿脱，穿甲时，只需将开口处用绳系紧，便非常贴身，活动很方便，犹如拼块背心。身甲的下端缀着六排由上百片较小的甲片编缀成的甲裙，以护下身，下甲壳面涂黑漆（土漆拌锅烟灰），以红漆沿边勾线（土漆拌朱砂），又以黄漆点上梅花、松叶图案（土漆拌石磺），中间有一幅似花草（已模糊）。

整个象皮甲的形状，可以在《桂海虞衡志》中对象皮甲的一段描述中找到印证。书载：“蛮甲，惟大理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龟壳，坚厚与铁等，又联缀小皮片为披膊护项之属，制如中国铁甲，叶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间黄墨，漆作百花虫兽之纹，如是所用犀毗，器极工巧。”据介绍，现存象皮甲与上述记载非常吻合，应为早期甲衣，实属罕见之物。象皮甲的制作方法是，先按人体部位做好造型母板，取生象皮脱毛硝制，切块绷于母板之上，风干，裁切，涂漆绘图，凿洞穿联，一领甲衣便告完成。当然，古代在选用皮革制甲，仍有规矩，皮分几等，以犀皮为最，象皮次之，牛皮和熊皮再次之，但因牛皮较之容易得到，所以采用较多。好皮当然首先供给将帅，如犀皮，象皮。一般将士多用牛皮。制作方式大同小异，只花口上稍有区别。

关于象皮甲的保存和流传方式，目前尚无详实材料。不过，甲胄能世代流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传，祖辈上出了能征贯战的英雄豪杰，死后，为了纪念他，对后人进行传统教育，把他的甲胄作为传家信物，流芳百世。二是神传，历代巫师神汉，在作法时，穿上这些沾满血迹的甲胄，借英雄之威，与妖魔作斗争。作为战胜敌人的传世法宝。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滇池沿岸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滇”的古代王国。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滇国的情况十分模糊。1956年，考古学家在滇池东岸晋宁一个叫石寨山的小山岗上，揭开了云南考古史上最大的发现：一个消失千年的王国一一古滇国墓葬群重见天日，由此证实了人们对古滇王国的猜测。

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在对石寨山的第二次发掘中，随着6号墓中一枚上镌四个篆字的金印——滇王之印的出土，古滇国国王的墓葬被发现了。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史记》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中央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和古滇王国的存在，成为古滇王国的象征。“滇王金印”现已成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