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文学书画成就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重视。自清代以后，特别是解放50年来，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满族文学家和书画家。尤其是在辽宁省满族发祥地，继承和发展了满族书画传统，至今在民间盛行浓厚的书画欣赏风气。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农民画与剪纸，北宁市满族聚居区的楹联及书法都在全国声名卓著，多次在全国获奖，在中国民族书画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艺术方面，满族歌舞也独具特色。满族歌舞早期比较简单，主要形式是举一手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众人以唱“空齐”配合，谓之“空齐曲”，这种舞蹈称为“莽式”。在莽式舞中比较复杂的则糅进了各种动物的动作。在民间还有《笊篱姑姑舞》、《太平鼓》等舞蹈。清初以来，满族秧歌盛行。满族秧歌是吸取了汉族秧歌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但秧歌的人物和动作已经鲜明地满族化。队中增加了反穿皮袄、身挎串铃、手持鞭子和身着八旗官员服饰的人物，人物动作增加了鹰、虎、熊、蟒等动物姿态。

另外，满族秧歌中还有满族特有的对刀把、碰肩、抱腰等数十种礼节动作。满族秧歌形成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年节之际各村都组织秧歌队，成为满族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农村改革开放，满族秧歌又进行了新的发展改革，从内容到形式更加丰富，因而在群众中也更加流行。满族宫廷舞蹈主要有扬烈舞和喜起舞两种，这两种舞蹈用于盛大典礼中，是从民间原始舞蹈中移植加工而成的。现在多用于戏剧表演之中。

满族戏曲中，有扶余满族戏、宁古塔满族戏等，“八角鼓”也曾在满族中一度流行。八角鼓形为八边形，蒙蟒皮，七个边每边有铜环，另一个边下拴一长穗，可弹、搓、摇，作为唱曲的伴奏乐器。

八旗子弟

过年过节。满族喜欢贴窗花。用各种彩纸剪成各种鸟兽花卉，古今人物，贴在窗户上，栩栩如生，充满活力。还有另外一种剪纸艺术，就是挂笺，或称挂钱。过春节时，家家户户用五色彩纸，剪成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不等的纸块，中间髅刻云纹字画，如丰、寿、福字，下端剪成犬牙穗头，悬挂于门窗横额、室内大梁等处，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最早挂笺是祭祖场所的装饰品，一般都是单数。传闻自家宗族祖先是从长白山几道沟来的就挂几张。黑龙江宁安、海伦等地的剪纸艺术在全国艺坛上享有盛誉。

满族戏曲剧种。又名“八角鼓戏”。由满族曲艺八角鼓发展而来。满族先民在骑射渔猎之暇围在篝火旁，边说边唱边舞，并扣击自制八角鼓相和，娱其情志，逐步形成说、唱、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清兵入关后，八角鼓和洋琴、琵琶、四弦、锣鼓等配合，吸收诸宫调、杂剧及各地民歌、小曲，形成牌子曲剧。多演唱历史和民间故事。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于1952年成立八角鼓剧团，上演关润霞编演的《对菱花》。1955年，在内蒙古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观摩会上，正式命名为满戏。

关于满族源，史学家认为可以上溯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足证满族有悠久历史。但满族和肃慎等族不能等同，因为满族这个氏族联合体中有些氏族并非是肃慎、女真的后裔。杨同桂《沈故》中谈到满洲八大姓中“瓜尔佳、钮钴禄、舒穆为金之旧姓，俱见《金史》；董鄂、辉发、乌喇、马佳乃以地为氏。……铁治亭（铁保）尚书，即董鄂大姓也。据称其先为宋英宗越王裔，后为金人置之董鄂，遂以地为氏，可见满洲世家中亦多系中原旧族。”再如纳兰性德的始祖星恳达尔汉，其后裔杨吉砮幼女嫁给努尔哈赤，生皇太极。而杨吉砮“其先出自蒙古，姓土默特氏，来纳喇部，据其地，遂以地为姓。”由此可知纳兰性德虽隶属满洲正黄旗，实蒙古族，其族源和女真族毫无关系。可是纳喇氏〈即纳兰氏或那拉氏〉却是满洲这个氏族联合体成员之一。仅从上述两例即可证满族已不能与历史上女真族等同，满洲统治者号其部族为满洲，就是有别于女真。

满洲这个族称始于何时呢？《清史稿·太祖本纪》记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氏，“始祖布库里雍顺，母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稍长，定三姓之乱，众奉为贝勒，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号其部族曰满洲。满洲自此始。”这段记载基本是《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中三仙女传说的概述。二书中原载“其国定号满洲。”《清史稿》编者明知传说中布库里雍顺时代不可能建立满洲国，——即使是地方政权，于是改写为“号其部族曰满洲。”其实《清史稿》此说也不可信。满洲之称决不会早在努尔哈赤数世之前出现，而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征抚蒙古之后，皇太极才使用一个新族称——满洲，反映众多氏族联合统一的现实，以示强大。这在《满文老档》天聪九年随处可见有满洲人、满洲兵和满洲国的称谓。

满洲由族称变为国号始见一皇太极当权时代。据《清太宗实录》载：天聪元年在给锦州二太监复书中，自称“大满洲国天聪皇帝”。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接受尊号，祭告天地时，自称“满族国皇帝臣，敢昭告皇天后土之神。”从此“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结束了族称国号混用时代，恢复了满洲仅限为族称的含义。

从以上简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其一，满族不等于女真族，所以满族文学也不等于女真文学。其二，满族中虽有女真族后裔，但满族的形成在明末，时间较晚，满族文学的发轫也不能早于满族的形成。

此外，我们管见所及，从现存满族文学中还看不出继承发扬女真文学传统的蛛丝马迹，反映金代女真族生活事件人物的作品也极为罕见，即使令人采集的个别的反映有关渤海、女真的神话传说，也不应视为满族文学。

总之，满族文学的历史并不悠久，它的诞生在明代末叶。虽然民间口头文学往往早于作家的书画创作，但人所熟知的有关努尔哈赤的很多传奇故事，也多是产生在努尔哈赤称汗之后。

满族文学的发轫始于何时，是被满族形成于何时所决定的。所以，若弄清满族文学的上限必须判明满族形成于何时。

满洲族今简称为满族。满洲是部族名，并非是地名，这在《满洲源流考》里已有说明。满洲的词义是什么，《满洲源流考》解释说：满洲就是佛经中曼殊，妙吉祥之意。西藏给关外的满族政权献丹书，都称呼曼殊室利大皇帝。这是乾隆时代满族文人美化本民族的饰词，并不可信。乾隆皇帝在《满洲源流考序》里说：“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音转。”乾隆的解释无非是说满族历史悠久，并未说明满洲的含义。宁恩承在《满洲字义考》一文中说：满洲二字为各酋族之结合。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载，阿禄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谤塞臣汗等给皇太极奏书称：“奏书于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皇帝。”六十三姓就是六十三个氏族，满洲就是这些氏族联合之意。

有清一代满族文学家近五百人，他们的著作至少有六七百种，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罕有其匹。满族文学如此兴盛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满族文化落后，入主中原前后，形势迫使满族上层人士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也促进了文学创作。

满族统治集团逐渐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为了适应入主中原后，统治广大具有高度文化汉族的需要，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典籍，却是一张白纸，于是开始学习汉族的文化典籍。皇太极在天聪三年四月设文馆，命达海、刚林等翻译汉文书籍，其中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到了康熙时代出现了翻译高潮。“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曾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除官方倡导的译书外，与之同时“稗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封神演义》、《列国志演义》、《两汉演义》、《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南宋演义》、《西厢记》、《连城壁》、《十二重楼》、《八洞天》等都有满文译本。汉族文化典籍的翻译无异对满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一定作用。

但是通过译文掌握汉族文化典籍，远不如直接掌握汉族语文便捷。强烈求知欲使清历朝统治者潜心于汉族经典与文学。“对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乾隆热衷学习，文化知识渊博，在我国古代帝王中少见。他的“御制诗共五集，合计得诗四万一千八百首，而潜邸所著《乐善堂全集》尚不在此数。伊古以来帝王制作，未有若此美富者。”清代皇帝——特别是清前期的皇帝，在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方面率先垂范，对带到满族上屋人士学习汉族文化与文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前期皇帝督责皇子、王公子弟学习汉族文化、文学极为严格。赵翼《檐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然已隐隐望见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王子进书房也。天家金玉之体，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图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这是皇子的学习情况，近支王公子弟在上书房学习也是如此，而且定期考核。他们都长于汉族诗文和书法。

满洲王公贵族、豪门子弟都延聘汉族中名儒学者作为家塾教师，江南文人尤受青睐。他们尊敬江南文人，实际是崇拜汉族优越的文化。在康熙时代满洲王公贵族广交汉族文人，形成一时之盛。岳端、博尔者、纳兰性德、揆叙、文昭都分别和一批汉族名士有深厚交谊。当时的名士毛奇龄、施闰章、屈大均、丁野鹤、王渔洋、汪琬、姜宸英、陈其年、朱彝尊、戴名世、汤斌、徐乾学、查慎行、孔尚任、顾贞观、韩菼、严绳孙、蒋景祁、王石谷、王源、顾彩、高澹人、方苞都是这些王公贵族的座上客，诗酒唱和，情深意笃。岳端在《题长春花寿孔尚任母》诗中说：“孔子群与我交，诗文兼道义。孔群不挟长，我亦不挟贵。”岳端贵为郡王，能以平等态度对待汉人孔尚任的原因之一，就是敬佩他的文学才能，想从与孔尚任交往中获得教益。慎郡王允禧“博览群书，而虚心下士，故学益邃而艺愈精。”由此可见结交汉族文士是提高满洲上层人物文化、文学水平的终南捷径之一。

满族中有识之士，把通过学习汉族语文，提高儿孙的文化水平，看成是家庭的幸福，关系后代福泽。鹤算《百砚斋》诗中写道：“不宝金珠贵，宜求笔墨良。佳哉惟一石，富者抵千箱。正为子孙计，谁知福泽长。”广而言之，可以提高民族素质。

满洲皇室、王公贵族、官宦子弟所以热衷学习汉族文化经典、文学创作，除政治需要、文学渴求外，和他们多是上层人物，非生产者，且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有密切关系。偏远地区的无职满族劳动人民，既无迅速提高文化、文学水平的需求，也没有延聘汉族师傅、结交汉族名士、购买汉族文化典籍的条件。

满族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说唱文学等。满族神话中天地形成和万物起源,与原始宗教──萨满教相联系。萨满教把宇宙分为三层，即天上国，地上国和地下国。传说天上国是神居住的，地上国是人居住的，而人是天神阿布凯思都里按自己的形状造出后放在面缸里置于水上才有的，地被四条大鱼驮着，鱼饿了摆动即发生地震。山岭是恶神那路里的尸骸。他居住的地方是地下国。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医药、火、衣服、住房等等的神话。这些神话表现了原始社会满族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女真时期的《女真定水》和《天池》之类的神话反映了治洪、治火斗争，表现了他们征服自然的愿望。

满族传说

满族传说，有始祖传说、英雄传说和风物、习俗传说等,《库布里雍顺》、《天池仙女》、《天女生天童》、《三姓的传说》是关于满族主体建州女真始祖库布里雍顺的几种传说。佛库伦吞朱果怀孕应属母系社会婚姻制度遗迹的反映。库布里雍顺统一三姓的传说则蕴蓄着被元、明两代分而治之的女真人要求统一自强的强烈愿望。在《小罕占龙脉》、《小罕诞生记》、《小罕挖棒锤》等关于民族英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中，人们按本民族的性格塑造了淳厚朴实、坚韧不拔、勇敢抗争和知恩重义的小罕形象。《珠浑哈达的传说》、《红罗女》、《百花公主点将台》质朴而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审美观念。这些传说几百年来一直在全民族范围内流传。满族的风物传说尤多，反映的年代也相当久远。内容多与满族人民的挖参、狩猎、捕鱼、骑射等特有的生产生活相结合，更增强了传说的特殊风采。有些传说往往将某种民族习俗同一位令人敬仰的故事人物的正义行为联系起来，使之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性和较高的人民性。

晚清时期为最多

满族民间故事以晚清时期为最多。有追求真挚爱情的《泪滴玉杯》、《尼雅岛》、《红裙妹》，有反对封建礼教桎梏的《姑妈妈》；有歌颂善良反对邪恶的《黄瓜开山》、《小龙头》;有反抗官府压迫统治倾诉人民疾苦的《胭脂色的宝马》、《采珍珠》；有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从而鞭挞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奕老疙瘩》；有直接把反抗矛头对准最高统治者的《黑妃娘娘》、《一夜皇妃》、《咸丰买凉粉》；还有许多闪烁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辉的抗俄故事如《萨布素驯牛》、《萨布素买军草》、《海兰泡和大将军》、《毛子坟》、《道尔玛法》等。

满族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史料记载“踏锤”、“莽势”、“秧歌”以及解放前还存在的“拉空吉”、“达穆特里”等都有满语歌词，但大都失传。长篇说唱故事中，目前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首推《尼山萨满》和《莉坤珠逃婚记》。

满族民间还有“摇篮曲”、“闯十层”等俚俗小调和萨满神歌，以及入关后受汉族文化影响借用汉族小调填词的民歌。如反侵略斗争的《悠悠调》、《快关门》；表现忠贞爱情的《清江引》；抒发反战心理的《十二月》；祈愿美好生活的《萨满祭歌》；控诉满汉不通婚制度造成悲剧的《王小兰》等等。

三次大的融合满族作家文学深受汉民族文学传统的影响。历史上曾出现过渤海文化、金源文学和清代文学，满汉文化有过三次大的融合。清入关以前满文创制以后，曾有记事体的多达180册的《满文老档》,是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巴海巴克什等关于当时重大事件的撰述，具有文学性。它通过人物的行动和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对当时和后来的满族士子都有深刻的影响。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加强统治，十分注意吸收和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继续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文学作品，启用汉族学者任教，康熙皇帝玄烨是清代第一个能用汉文写诗的帝王。在他的影响下，满族宗室贵胄们延请汉族文人名士教习自己子弟蔚然成风。清代用汉文写作的作家达数百名，仅《八旗艺文编目》中收录的属于满族旗人的诗文集便有 600多部，其中女词家诗人也有近30名。

满族作家文学诗词最多。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纳兰性德。铁保纂集的《熙朝雅颂集》长达 130卷。纳兰性德、鄂貌图、高塞、岳端、博尔都、纳兰氏、揆叙、何溥、鄂尔泰、讷尔朴、赛音布、塞尔赫、长海、文昭、图鞳布等人的诗集中大多具有蓬勃奋发的向上精神。甚至玄烨的某些篇什,如《松花江放船歌》、《剿噶尔丹大捷》和一些农事诗之类的篇章，也表现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致力江山统一、渴望国泰民安的气魄与抱负。

清代中叶,由于宫廷中争夺储位的斗争频仍,造成一批政治上失意的宗室文人。在文网罗织下唱出了预兆封建制度没落衰朽的哀音，如永忠的《延芬室诗稿》、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中的许多篇什皆属此类。只有铁保的《试马》、《戈壁》、《塞外听雨》等诗粗犷豪爽、生气勃勃，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气质。

晚清满族诗坛萧条，成就较高的诗人只有顾春、奕绘、英和等寥寥数人。顾春词深稳沉著，不琢不率，浑朴真挚，有“清代第一女词人”之称。奕绘关于描写挖煤工人、捕虫工人、炮手之子、放羊娃和街头卖艺者的诗词，表现了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道光八年(1828)，因改革弊政得罪政敌被发往齐齐哈尔充当苦差的协办大学士英和，在卜套城留下百篇诗稿，对世道人情的险恶发出了愤怒的谴责，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满族小说有文言短篇小说和白话长篇小说两类。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收文言小说 140余篇。他借谈狐鬼抨击贪财好利、滥杀无辜的酷吏和悭吝贪鄙、一毛不拔的财主，他同情饱尝战乱之苦的百姓，关心下等旗人的困境，作品属于暴露文学。庆兰的《萤窗异草》风格内容与之相近，二者皆具有情节曲折、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鲜明的长处。唯因其仿效《聊斋志异》而未受重视。

文康的白话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描写了清代官场的腐朽黑暗，塑造了具有反抗个性的十三妹。书中流畅的北京方言和旗人生活的形象描摹，构成了一幅幅民族风俗画，别有韵味。

满族演唱文学拥有一大批作者。乾隆年间的戴全德在《浔阳诗稿》中收入两本“西调小曲”。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赞他“有勇气”，在古典主义全盛的时代，第一个脱出了这个古典的陷阱到民间来找新的材料。流行了一百五、六十年的《子弟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其作者多属满族下层士子,如罗松窗、韩小窗、鹤侣、缪东麟、喜晓锋、春树斋等。代表性篇目有《忆真妃》、《露泪缘》、《红拂私奔》、《草诏敲牙》等。还有鹤侣的《侍卫叹》、《老侍卫叹》、《少侍卫叹》等，表现了旗人现实生活。《子弟书》的作者在叙事抒情、人物塑造、心理描写、场面烘托、气氛渲染上都有较高的技巧，许多段子至今仍在民间流传。满族说唱形式还有八角鼓、牌子曲、单弦、岔曲等。有的满族人还参与了相声、京韵大鼓、东北大鼓等曲艺形式的创作。

清代满族作家散文的品类有实录和关于古迹、掌故、轶事、风物、习俗、岁时的考证和杂谈。较有影响的有昭连的《啸亭杂录》、酉清的《黑龙江外记》、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敦崇的《燕京岁时记》、震钧的《天咫偶闻》等。

辛亥革命以后，有德龄、蓉龄和金梁的《瀛台泣血记》、《清宫琐记》和《清学外记》等作品。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一批满族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如抗日烈士金剑啸的戏剧、诗歌和小说，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可的剧作，关沫南、李惠文的小说，霍满生的长篇叙事诗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老舍的《茶馆》和未及完成的《正红旗下》这两部表现昔日旗人生活的杰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享有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