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银山铁壁

银山位于昌平卫星城东北15公里的兴寿镇海子村西南。这里群山环抱，银山三峰位于中央，巍峨高耸，直插天际。从山脚至峰顶都是黑色的花岗岩，其色似铁；冬日雪后，漫山皆白，银峰墨崖，互相映衬，景色异常壮观，故称银山铁壁。

5. 虎峪辉金

“虎峪辉金”是在正午时分、阳光照射充足的特定情况下，人们才能观赏到的一处奇特的自然景观。

6.龙泉喷玉

龙泉山又名神山、白浮山、龙山，位于昌平卫星城东南2公里，京密引水渠北侧，昌平镇化庄村南。它与驻跸山、天寿山、银山齐名，是昌平的四大名山之一。

7. 安济春流

安济春流是燕平八景中唯一受人青睐的河流景观。

8.居庸霁雪

“居庸霁雪”是“燕平八景”之中的第二个银装素裹的冰雪景观，与“银山铁壁”似有雷同之嫌。但从景观的审美角度和自然色调来欣赏，虽然同是山峰雪景，银山铁壁则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展示的是嵯峨峥嵘，朴实凝重；居庸霁雪则是一片银白世界，浑然一体，展现的是雪覆关山，静谧圣洁。从人文设施的客观效果来审视，银山的皑皑白雪映衬的是峰峦间错落有致的气氛；居庸关周边的大雪下面，“隐藏”着纵深排列的五座城池，横向摆开的万里严阵，身历其境，顿觉如临战场，似闻刀兵之声，令人产生居安思危的警觉。两处雪景的神姿、气韵截然不同，可谓各有千秋。

1.松盖长青

中国古今高规格的大型陵墓内外为什么要广植林木呢？原来这与中国盛行的风水学说有着密切的联系。风水，也叫“堪舆”，该学说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风水宝地可以使人趋利避害，逢凶化吉。在风水学强调的诸因素中，气是第一位的，占据核心位置，一切都围着“气”来运行。中国古典哲学认为：气是一种极细微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事物的盛衰、成败，同气势的消长、存亡联系起来，称其为“气数”。因此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为了他们长久的统治政权和富贵荣华，在挑选风水宝地的时候都不遗余力。晋朝学者郭璞撰写的《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根据“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论，封建帝王、贵族的陵墓大多建在山川形胜之处，所以皇帝的陵寝也叫山陵。流动在山水之间的风是生气之本，送气之媒，但是人们对这种风的要求极高、极严，要强弱适度，无风则气滞而衰，风强则气散难聚，使气都无法生存。如何使山间、河谷之风避强趋微，循环往复，永不停息，达到“聚气藏风”的理想境界？我们的祖先采用了广植林木的办法：在陵墓内外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场，不但使气不滞、不散，还能源源不断的制造、输送生气；与此同时，漫山遍野的长青乔、灌木掩映着座座宏伟壮丽的陵墓建筑，还会令人产生心安气静、庄严肃穆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大型墓地看到大面积的苍松翠柏也就会欣然领悟，毫不奇怪了。

昌平松园苗圃自明永乐初年开始营造，至嘉靖晚期已历时150余个春秋，长成方圆数里郁郁葱葱、莽莽苍苍、枝繁叶茂、四季长青的松树林。林中株株松桧横竖成行，枝干挺拔，森森戟列、亭亭玉立；树冠硕大，圆圆如盖，似撑巨伞；林木之间枝杈相接，针叶相覆，遮天蔽日，清荫优雅。登高远望，松林自河边、沃野直接山巅，满目苍翠；风过山林，枝叶随风摇摆，如碧海扬波；松涛飒飒，充盈耳谷，似闻人喊马嘶之声。遥想崔学履当年必然被松园的壮美景观所感染，借松树来比喻明王朝政权福祚绵长，如松柏一样四季不衰，永远长青，才将其冠为“燕平八景”之首。

谈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这样宏丽壮美的景观，数量众多、品位上乘的珍贵树木，后来遭到什么浩劫，至今荡然无存，痕迹莫辨？有的学者撰文说：毁于嘉靖中期外族入侵者的一把劫火；一些书中记载：没于清初旗兵的斧锯之下；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可信，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两次历史事件，尘封的谜底就会清晰呈现。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1550年9月26日），蒙古俺答部（驻地在今呼和浩特）大举进犯密云县古北口，守关将士溃散，俺答兵长驱直入，袭扰京师，劫掠财物。朝廷闻警，急命京师戒严，召大同总兵仇鸾及山东、河南等处兵马驰援京师。各路人马陆续抵京后，朝廷命仇鸾为大将军，节制各路援兵。仇鸾（？——1552年），字伯翔，陕西省镇原县（今属甘肃）人，出身将门之后，曾任甘肃总兵，因为官贪虐被革职。后来勾结严嵩父子，乃得重用。此次挥师勤王，他驻守昌平，负责保护皇帝陵寝。八月二十六日（10月6日），俺答兵侵掠通州等地后，直扑天寿山东山口。守将陈灿率领3000兵马迎敌，因调度无方，人马损伤过半。俺答兵乘势掩杀，抢掠了康陵园、工部厂，重出东山口，杀奔昌平城东门。仇鸾闻报，将士兵埋伏在松林中，待俺答兵过后，突然杀出，斩获首级56颗，敌军大乱，向西逃窜，仇鸾率军尾随追杀。俺答兵欲出白羊口，遇到守军顽强抵抗，久攻不下；此时追兵又到，在腹背受敌之际，俺答兵突然回师杀向仇鸾，仇鸾无备，兵马溃败，死伤千余人。宣府总兵（驻地在今河北省宣化）赵国忠此时率兵驻守沙河以北，见官军战败，遂移师向北护卫帝陵。俺答兵追至昌平，欲杀人陵区，见赵国忠列兵大宫门外，不敢恋战，仓皇逃出古北口。某学者曾撰文说：俺答兵经松园时将园内松柏毁于一炬。但此说无史料佐证，而且十余年后崔学履还亲见园内“郁郁松千树……十里苍云横”，更使此说难以成立。

关于松园内树木被清兵砍光的说法，康熙《昌平州志》第四卷《山川》中写道“州东门外，乃胜国时备补各陵树栽也，今已斫伐无余。”清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顾炎武第一次拜谒明陵时曾写道：“松园，方广数里，皆松桧，无一杂木，……今尽矣。”不但松园内的大树被砍光，裕陵、泰陵、康陵、庆陵等陵园内的大树也被砍光，顾炎武目睹的是“小树多榆枋”，即砍伐大树后补栽的小树。清兵砍伐大量的陵区树木，既是对前朝的一种复仇行为，从客观上讲也确实是当时进行建设的需要。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从北路进攻北京时，途经昌平，曾将十二陵享殿和昌平城内的衙署焚烧殆尽。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于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命工部修葺明陵；同时，昌平城内的衙署也要重建。上述两项巨大工程皆需要大量木材，清王朝在重整河山，百业待兴之际，绝不会耗费巨资去多方采购，只能在松园和陵区内就地取材。于是，一代胜景——松盖长青，也随着斧锯声声而消亡。

2. 天峰拔萃

明永乐五年七月初四（1407年8月6日），朱棣的结发妻子、开国元勋徐达的长女、仁孝皇后徐氏在南京宫中病逝。因朱棣早就决定迁都北京，而且北京的皇宫已经开工营建，所以，他就派人到北京一带踏勘山川，卜选陵地，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世选定万年吉壤。永乐七年（1409）春天，朱棣看了礼部尚书赵羾和江西术士廖均卿、曾从政等人选出的昌平县黄土山的风水地形图说后决定亲自前往阅视。站在黄土山主峰前的高岗上，朱棣对照图说，审看山川地势：远观太行（即太行山脉）、华岳（即西岳华山）连亘数千里于西，山海（即山海关，燕山山脉东起于此，西至军都山）达医闾（即医巫闾山，为东北名山之一，在辽宁省中部、大凌河以东，东北至西南走向，海拔400米左右，主峰望海山海拔867米，在北镇县西北，有翠云屏、桃花洞等名胜，以产“锦州石”著称）逶迤千里于东，嘉域恰恰奠居在至北正中之处，环似前椅，券如崇城，包罗万象，统会群山，巍巍乎显其尊，浩浩乎示其大；近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蟒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东、西山口两水汇流于沙河店环抱如玉带，四面群山环拱如围屏，中间明堂广阔，岗平土厚，河水潆洄，微风润气。心中不禁赞叹：真是天造地设的神臯奥区，处处皆是安息的吉壤！朱棣环顾四周，心中思忖：我的神宫日后安在何处为佳呢？赵羾似已明白了皇帝的心思，用手一指朱棣的身后：万岁，此处做我主的万年佳城，圣意如何？朱棣转身观看：但见身后三峰并峙，位于正北居中，皆高耸入云，巍峨峥嵘，前行百余步恰在中峰下的岗阜之上，地势宽阔平坦；环视四面川原，尽收眼底，东西众山罗列左右，似万骑簇拥，千官扈从，不禁心花怒放，点头称好。随行官员及术士见状心中如释重负，急忙倒身下拜：恭贺我主洪福齐天，上苍赐给万年吉壤。朱棣温语嘉勉诸位卜选风水宝地的官员、术士，日后皆有封赏。

朱棣一行完成了既定的任务，都觉得一身轻松，虽有君臣大礼，归途中却也有说有笑。沿河逶迤东行，看见水边一座小山甚是可爱，朱棣命从人在小山上陈设桌、椅，摆放酒肴，一边饮酒，一边欣赏山水秀色。这一天恰巧是四月十七日（5月1日），是朱棣的49周岁寿诞之日，吉辰一到，随行官员一起山呼万岁，向皇帝行礼、祝寿，并建议将所选吉壤更名为天寿山。朱棣闻听大悦，点头允奏，遂将黄土山改为天寿山。

一行人出了东山口，向西南行约十里，来到百泉庄。但见村外周匝皆是平地，涌泉不计其数，其中有三个大泉，直径皆一丈有余，名为原泉者，水大泉深，清澈见底；名为黄泉者，泉涌流沙，黄泥混浊；名为响泉者，出水有声，夜间尤显，如提升水闸，嘎嘎作响。朱棣见泉觉渴，内使见道旁有一眼小泉，流细水清，来往众人都在此泉掬水畅饮，就用御器盛了奉上。朱棣喝了一盏，感觉冽爽甘甜，竟然连饮四盏，而且每盏皆一饮而尽。喝罢，朱棣称赞道：在山中饮水，饮后皆腹胀；此水饮之，甚觉怡然。后来，崔学履将这个故事写入州志，至今传为美谈。

嘉靖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536年5月13日），世宗朱厚熜从东山口内的小山旁经过，问从臣：此山何名？从臣说：此即天寿山也！并将成祖堪选陵址的掌故细说端详。朱厚口闻听，沉吟片刻，说道：天寿山乃长陵主山之名，适看小山名天寿者，误也！昔皇祖在此饮酒，是乃万寿之日，百司庶臣上寿，因进名天寿。朕欲作一小亭为记，以正其讹传。可名此山为平台山。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537年3月8日），小亭动工兴建，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小亭落成，世宗亲题“圣迹”匾额一块，后人即呼此亭为圣迹亭。四月七日（5月5日），世宗亲临视察圣迹亭。四月八日（5月6日），世宗躬祭太宗（即明成祖）于圣迹亭。数十年后，崔学履慕名而来，但见平台山：山虽不高却玲珑圆秀，北依蟒山，南与汗包山隔河相望，水绕山麓，清奇可爱；亭子建于小山之上，以青石、青砖为基，梁柱门棂涂以朱漆，亭顶饰以黄琉璃瓦，亭外环以白玉石栏杆，色彩鲜明，金碧辉煌，亭门上方悬挂一块金匾，匾上是世宗御笔亲题的“圣迹”二字，银绚飞白，玉玺流丹；小山周围砖砌旋梯，盘旋数十级可至山顶、亭前；登山一望，远近尽在目中：东沙河犹如一条银练从脚下汩汩流过，两岸青山苍翠欲滴，宛若图画。崔学履恭睹之后，连连赞叹：真乃旷古盛事，昭代奇观。

3.石洞仙踪石洞仙踪指的是昌平城以北3公里，十三陵镇仙人洞村村北蒋山天然溶洞的壮丽景观。

蒋山，海拔180米，山体岩石为震旦纪青口系景儿峪组白云质石灰岩。在距今约8亿至6亿年前，这里是浅海地带，随着龙山期的继续海侵，沉积环境稳定，形成以化学沉积作用为主的高钙贫镁碳酸盐岩，主要有浅灰、紫红、蛋青和黄绿等杂色薄层泥灰岩、泥晶灰岩，向上硅泥质增加，局部地区夹有硅质页岩，发育成水平层理状的地质构造。在距今约1.5亿至6500万年的“燕山运动”中，剧烈的地壳运动把地层抬出海面，形成山脉，这座石灰岩构造的山由于地下水沿着岩层层面及裂隙溶蚀，并经塌陷形成岩洞。含有碳酸钙的水从洞顶往下滴时，因水分蒸发和二氧化碳的逸出，使水中的碳酸钙沉积下来，并自上而下逐渐增长，形成石钟乳；融有碳酸钙的水从洞顶滴到洞底，沉积物自下而上增长，形成了石笋，从而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溶洞奇观。

蒋山石洞位于山的东南部半山腰间，洞口朝向东南。洞内呈穹隆状，形如广厦，东至西广约40米，南至北袤约10米，最高处为16米，可同时容纳200多人，洞底遍生石笋，地面凹凸不平，洞顶及四壁皆是石钟乳，晶莹剔透，千姿百态；仔细观赏，有的像牌坊、阁楼，有的似飞禽走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四壁多有石隙，高低、宽窄、深浅不一，西北角处有一较大石隙，又深又黑，人不敢入。洞内正中，是洞中最硕大的一处石钟乳，重约16吨，其形如钟，上细下粗，长约4.5米，最粗处直径约为3米；与洞顶连接处酷似钟纽，长约1.5米，直径约0.7米，以石敲击，其声如钟磬合鸣，清醇悦耳。崔学履在观赏洞中奇景之后，将此处美景比作神仙居住的洞府，美其名曰石洞仙踪。

古往今来，蒋山溶洞受到了各界人士的青睐。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六月，陵区内的七孔桥及道路多处被水冲坏，工部尚书雷礼奉旨前来监督修复水毁桥梁、道路时，利用工余闲暇，偕诸监工官员到蒋山溶洞游观。随后，他派工匠对溶洞进行修葺，在洞口新建了洞券，命石工凿刻了对联、门额。上联是：蜿蜒龙脊山吞月，下联是：磊砢云根洞有天。门额是：神仙洞；从而为溶洞增美添色。明朝隆庆年间，在山南（今村址处）设永陵园，种植祭祀皇陵所用的果品。明朝未年，管理皇陵的官员为了祈福禳灾，在山上建了一座三清殿。正殿为五间，坐北朝南，殿内供奉的主神为太上老君，殿前东西配房各为两间，为道士值宿、清修之所，后因年久失修，于1938年坍塌，残砖旧木被村民拆走，挪为己用。清朝初期，兰旗王（后封为郑亲王）将此处选为吉壤，建造园寝。据清史研究人员冯其利先生推测，墓主为经纳亨、积拉堪、伊丰额和西朗阿等祖孙三代共四人。地表建筑隆简不一，东边的墓园较小，仅有墓冢和围墙；西边的园寝规制较高，墓丘前建有享殿、配殿、园寝门、碑亭、牌楼（亦称牌坊）、石桥等建筑。1930年，墓主的后裔将墓迁走，树木及建筑材料亦被出卖，现存遗迹只有村前一座石桥。

4.银山铁壁银山位于昌平卫星城东北15公里的兴寿镇海子村西南。这里群山环抱，银山三峰位于中央，巍峨高耸，直插天际。从山脚至峰顶都是黑色的花岗岩，其色似铁；冬日雪后，漫山皆白，银峰墨崖，互相映衬，景色异常壮观，故称银山铁壁。

银山主峰海拔730米，为燕山期形成的断块山地，山势下缓上陡，山体呈南北走向。主要由燕山晚期的花岗岩侵入体构成，东侧出露早期的石英二长岩侵入体。这里的花岗岩由于含有较多的硫铁矿，表面被氧化后遂呈深黑色；同时，花岗岩中含有较多的锰元素，也是岩石表面呈深黑色的重要成因。银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半湿润区，全年气温都低于平原地区，无霜期180天；海拔500米以下为温区，海拔500米以上为凉区；年均降水量在650毫米以上。再加上山区风大泉多、低温湿润、植被繁茂等自然条件，冬季不仅降雪频繁，而且降雪量很大，往往旧雪未融，又降新雪，冰雪层积，峰峦高峻，景色十分壮美。由于积雪存留时间较长，银山铁壁的壮丽景观可保持5个月之久，每年冬季都有许多京城的达官显贵来此赏雪观景。

与银山铁壁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是银山塔林这一人文景观。银山地处燕山腹地，远离市井，环境清幽，在历史上曾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胜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因高僧邓隐峰曾在这里修行而远近闻名。邓隐峰是佛教禅宗顿悟派名僧马祖的直传弟子，秉性怪异，言行不凡。他从福建出发，出游银山、五台山。途径淮西时，被阻于宰相裴度讨伐叛镇吴元济的战场，相传他将锡杖抛向空中，骑着锡杖飞过战场，交战的双方看到后，极为惊异，立即停止了战斗。邓隐峰因此天下闻名。他在银山说法时，门徒甚多，银山也就成了我国北方的一座佛教名山。

辽代寿昌年间（1095年—1101年），满公禅师在此建了宝岩寺。金代天会元年（1123），颇受皇帝敬重的一代高僧、“云门宗”教派的佛觉大禅师来到银山，并在天会三年（1125年）创建大延圣寺。当时国内佛门名列高位的晦堂、懿行、虚静、寰通等大禅师也相继来到银山讲经说法，聆教弟子多达万人。一时间，银山与江苏镇江的金山齐名，号称“南金北银”。

明宣德六年（1431年），太监吴亮出资重修了大延圣寺。正统十二年（1447年），英宗驾幸银山，赐额“法华禅寺”。法华禅寺建有3重大殿，两厢前为配殿，后为僧房，庙宇宏大，为银山首寺，下领七十二庵。此外，附近还建有弥勒院、铁壁寺、银山寺、法林寺、净业堂等。当时，银山几乎处处都有寺院，钟磬之声此起彼落，声传数里，香烟缭绕，弥漫山林，香火盛极一时。

历代禅师圆寂之后，都修造灵塔，火化入葬。根据僧人生前的名位、等级、身后的墓塔有大小、崇简之分，墓塔的位置也有远近、显隐之别。经过千余年的不断营建，银山上下形成民一座十分壮观的塔林，高者数丈，小者不足三尺，此连彼接，满山遍野，当地流传着“银山的宝塔数不清”的民谚。清末以来，由于战乱不绝，银山的寺庙日趋衰落；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再遭劫火，一代佛教胜地已经面目皆非，只有砖石修造的塔林和秀丽的自然风光依旧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八方游人.

5.虎峪辉金“虎峪辉金”是在正午时分、阳光照射充足的特定情况下，人们才能观赏到的一处奇特的自然景观。

说到“虎峪辉金”，许多细心的读者会心生疑问：在近年的一些出版物上，关于“虎峪辉金”所在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致，景点的观赏效果自然也相去甚远，令人莫衷一是。纵览各种记述，可以将“虎峪辉金”的景点的地理位置归纳为虎峪村南和西山口内两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燕平八景源于隆庆《昌平州志》，因此，该书的记述应当是权威的、准确的。隆庆《昌平州志·地理志·八景》中写道：“虎峪辉金：州（指今昌平卫星城）西十数里为虎峪，下有土冈，名小金山，在西山口之内。其山岗不甚大，日午，人过山下，衣面映如黄金色。亦系禁山，设有官军防守。”书中对景观特色、地理方位叙述简洁清楚，为什么在后人的著述中还会出现虎峪村南的说法？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未曾读过隆庆《昌平州志》。隆庆《昌平州志》虽为区区一邑之志，但因原版印数较少，传世400多年后，现只知见两部半，即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一部，浙江天一阁收藏半部（仅有五至八卷）。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隆庆《昌平州志》现已被列为善本类书籍中的珍品，因此，有些读者未读到此书，故而未识本源。

二是望文生义。“虎峪辉金”既然是以虎峪命名的，自然应与虎峪有关，但是此虎峪并非是指虎峪村，经查阅《昌平县地名志》及有关典籍得知：昌平境内以“虎峪”二字命名的地方有三处，即大虎峪山、小虎峪山和虎峪村。大虎峪山、小虎峪山作为自然实体，往往不被人们重视，通常在地图上也没有明显的标识，只有在介绍十三陵的文字资料中，可以看到“左有蟒山为青龙，右有虎峪为白虎”的记载，否则，很难意识到大小虎峪山的存在，所以名声不甚响亮。虎峪村作为一个人文聚落，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它以行政村的面貌出现，在全区313个行政村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地图上它有明显的标识；在文化遗产上，虎峪战国时期的古城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自然资源上，1960年4月19日建成的虎峪水库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局部调节作用。特别是1987年以来，虎峪村陆续建起了自然风景区和百仙神洞等旅游景点，名气响遍京城，甚至在全国也不陌生，。恰巧在虎峪村南有一座小山，于是一些人未及细辨，按照我国传统的“北为上，南为下”的定位习惯，正与州志中“下有土冈，名小金山”的记载相吻合，却忽略了“在西山口之内”的地理位置。便将“虎峪辉金”这顶风景桂冠向西移了4公里，戴在了这座小山上。

6.龙泉喷玉

龙泉山海拔118米，相对高度70米，属军都山山前平原上的侵蚀性孤丘，地势西高东低，山势和缓，山体岩石由中生界侏罗系火山沉积岩构成。地处山前洪积扇地下水溢出带。泉多流清，水量丰沛、水质极佳，可以直接饮用，自古就是北京地区的名泉之一。

龙泉山的显赫名声来源于郭守敬引水济京。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自上都（即开平，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闪电河北岸）迁都燕京，改称大都（即今北京城）；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后，统一全国，大都就成了大元帝国的统治中心。由于人口迅速集中，数年间即超过了40万人，使大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用水紧张，偌大的京城只有太液池、莲花池、海子三处蓄水，可供饮用；二是运粮困难，从南方运往京城的粮食经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后，靠夫役从陆路运输到大都，每年需运官粮若干万石，新粮运到正值北方秋雨季节，人役劳苦，效率较低，牲畜淋雨病死不计其数，耗资巨大；朝廷对此十分焦虑。太史令郭守敬曾经担任过管理水利的官员，他经过仔细研究大都附近的自然地理情况，并对龙泉山下的白浮泉及西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勘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向元世祖提出了兴办水利的11条建议，其中有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引白浮泉经西山，穿过大都城直抵通州，即可缓解城市用水紧张的状况，又可以解决运输粮食的问题。忽必烈看了奏章十分高兴，颁旨重新设立都水监，让郭守敬在担任太史令原职的同时，兼管都水监，亲自主持这项引水工程。经过一万多名士兵和民工一年多的辛勤劳动，修建了一条从白浮泉至通州的人工河，全长164里又140步，沿河设闸11处，共20座。这项工程缓解了大都的水荒，减轻了运粮夫役的劳动强度，节省了数量可观的脚费，南方各省进京的官员和商贾还可以沿河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当年，积水潭上舳舻蔽水，十分壮观。忽必烈从上都避暑归来，途经这里，见此情景，十分高兴，钦命这条河叫“通惠河”。白浮泉作为这条黄金水道的源头，顿时身价倍增，朝廷还拨款在龙泉山上修建了“敕赐都龙王祠”，供奉司水之神。地方官员及百姓每年夏天都到都龙王祠进香，到白浮泉边游玩，龙泉山遂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名胜景观。

龙泉山的名胜古迹与自然景观主要有上寺、下寺、白浮泉、戏楼和古洞。上寺又名都龙王庙，位于西部山巅，肇建年代久远，元初奉敕扩建、明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清光绪四年（1878年）因“祈雨有灵”，御赐《祥征时若》匾额，重修殿宇。都龙王祠坐北朝南，寺前有石阶，逶迤向东直通山下；山门前有青砖砌成的影壁和旗杆基座。庙院50米见方，面积2500平方米。山门为三座，中门略高大，平时关闭，每逢重大佛事活动及高官、高僧莅临才开启；东、西二门略低小，每日善门常开，供男女香客自由进出。庙内东南为钟楼。西南为鼓楼。正殿位于庙院正中，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殿的建筑规格为三间三进，民间俗称“明三暗九”；因是皇家敕建寺庙，正殿顶皆用黄琉璃瓦。殿门两侧镶嵌着木刻楹联，上联是：九江八河天水总汇，下联是：五湖四海饮水思源，殿门上方正中悬挂着蓝地金字的匾额：都龙王祠。殿内正中神台上供奉的主神是木骨泥塑的人面龙王，端坐在幄帐的宝座上，前有供案，后有屏风。东、西神台上是水部四仙的泥塑站像，东为雷公、电母，西为风伯、云童。东、西两厢的墙壁上绘有“东游巡踪”的彩色壁画。绕过神台，有门通往后花园，园内有一眼清泉，四时不竭；环泉遍植奇花异木，争芳斗艳；花木间曲径蜿蜒，通幽达雅。

下寺又名龙泉寺、弥勒院，位于龙泉的东南麓，坐北朝南。山门前有石条铺砌的平台向东伸展绕过下寺的东山墙，向北再转西，有七十六级台阶直达都龙王庙。自山土前到下寺进香需登上三十二级台阶，方可到达山门前。进入山门，门廊两厢神台上站立着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的泥塑神像，每位天王的每只脚下各踏着一个妖怪，俗称：“四大天王，八大怪”。寺内正殿为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正殿东、西两侧各有僧房三间。正殿内供奉的主神为弥勒佛，护法神韦驮站立在弥勒佛的法帐后面，面对着后门，双手合掌，宝剑横搭在两臂的肘弯，圆睁法眼，注视着主神目力不及之处。旧时，两寺僧人均住在下寺，上寺只留值司钟鼓二楼及守侍正殿香烛的僧人。达官显贵到下寺进香，住持往往会请其到方丈室内用茶，如到上寺，住持也会陪同前往；普通百姓很难受到此种礼遇，通常是自行其事。

白浮泉位于龙泉山的东北麓。这里原来是半山腰间的一块盆状洼地，清澈的泉水从山根处的碎石间奔涌而出，汇成一个直径约30米的池潭。经过池水千百年的冲刷，池边的块块山石已被磨洗得圆润光滑；池边石间顽强地生长着国槐、垂柳，绿树垂荫，枝条摇曳，气候清爽，景色宜人。池水从池潭的北沿溢出，形成一片数十丈宽的、放射型的巨大水面，流向东南，汇入东沙河（通惠河未废时则注入白浮堰，流向北京城）。明初，官府出资在泉眼处磊石成柜，修建了九个石刻龙头，泉水改由龙口中流出，因为有了九个龙头的装点，景色更加优美，人们称之为九龙口或九龙池。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初一，在池畔立一神龛，上刻“龙泉岛”三个大字，周边雕刻着花边纹饰，中间略向外突出，可放置香烛，敬奉神祉。从元、明、清、民国至解放初期，九龙池始终是昌平境内的一处名胜古迹，直至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之后，它的上游水源被阻断，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美妙景致。

龙泉山的戏楼位于下寺石阶下西南20米处，即今密引水渠的北侧堤岸上，与上寺遥遥相对，戏楼坐南朝北，10米见方，高5米，东、西、南三面用青砖磊严砌实，楼顶为单檐起脊的建筑风格。戏台为5米见方，前面有木制护栏，微向外倾。戏台东、西侧各有一门，供演职人员出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每年的阴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举办龙山庙会时，才有戏班剧社在戏楼演出。演出的剧种主要有京剧、评剧（旧称“蹦蹦戏”）和河北梆子等。演出曲目除《哪咤闹海》外，均可演出。观看演出时，在戏楼至龙泉山之间的空场上，不论官民，前边的观众要席地而坐，中间的站立，后边的站在凳子上、大车上或土堆上，孩子或青年人也有爬到戏楼附近的树上看戏的。

龙泉山的古洞位于都龙王庙西的半山腰间，一百年前突然神秘地消失了，今天已经难辨遗迹。九十年代以来，龙泉山古洞的消失之谜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好奇。龙泉山确有古洞不容质疑。在明隆庆二年（1568年）、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版的三部《昌平州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龙泉山，在州治（今昌平卫星城）东南五里，山之绝巅有敕建都龙王祠，祠之西山腰间一洞，尝有人梯石而下，初狭渐敞，行里许，水声汹涌，不敢前。”寥寥数语，将山洞的位置、形状、深度都记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龙泉山古洞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根据清光绪十二年出版的《昌平州志》尚有记载，可以推断：此洞的消失应在1886年之后。笔者十年前曾访问过当地的几位八旬老翁，他们自幼就在龙泉山上放牧、玩耍，从未见过山上有洞；但却听家里老人们说：山上有一个古洞，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之乱那年还到洞里去躲避过灾祸呢！后来，庙里的和尚把洞口给填上了。随着洞口附近的渣土逐年增多，日久天长，山洞的具体位置谁也说不准了。他们心里明白，和尚们移土填洞，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私下里问过庙里的小沙弥，谁知小沙弥竟被吓得面如土色，连连摇头摆手，仓皇逃回庙中。乡亲们似乎从中有所领悟，从此再也不提古洞这码事，唯恐殃及自己。和尚们为什么要填古洞呢？！当地的老者与还俗的和尚众说纷纭，比较接近的主要说法是：清末光绪二十六年初冬（1900年11月15日），八国联军之中的俄、意、美三国军队洗劫了皇家园林——颐和园。龙泉山都龙王祠中的几位和尚连夜套车赶到颐和园，冒着掉头的危险，在夜幕的掩护下，从兽兵手中抢出三大车珍贵的国宝，藏入庙中，躲过了兵灾。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銮后，善良的出家人们欣喜若狂，以为这些国宝可以重见天日了。不料，官府却贴出告示：官民人等，自庚子匪乱以来，凡藏匿皇宫禁苑珍宝者，一经查获，按大清律犯上之款论罪，斩立决。这张告示犹如一盆凉水，把和尚们的一腔爱国之心浇得冰凉。他们为了躲避灾祸，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这批珍贵的国宝转移到古洞之中，将洞口封好，做了令人难以辨认的伪装。如今，在数百平方米的龙泉山西坡上，绿树葱茏茂密，花草灌木纵横交错，使人难以看清楚地表的本来面目，更为龙泉山古洞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希望现在龙泉山产权单位的领导及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对此事多加注，尽早解开龙泉山古洞神奇消失之迷。

旧时，龙泉山的主要活动是祈雨和庙会。解放前，昌平地区科学技术不发达，农村中由封建迷信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一旦出现旱情，多由地方官绅或耆老率领，抬着三牲厚礼，虔诚地排着长队，不顾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专程到玉渊金井龙的穴居之地——都龙王庙，来上香祈雨。前去进香祈雨的人，通常每户都要出一男丁，身穿素色新衣，或整洁衣裤，头上戴着柳条编的帽圈，鱼贯而行。一方首领手执祈雨的旗走在队前，鼓乐班子打着进香鼓紧随其后，后面是扛抬着供品的青壮年，然后是祈雨的乡亲们。来到龙泉山下，人们虔诚地垂首合掌，依次上山来到都龙王庙，摆好供品，点燃香烛，首领率众下跪参拜都龙王，报告一方旱情，请龙王早降甘霖；还有的当场许下宏愿，若三日之内降雨，将如何酬谢龙王等等。烧香、上供、许愿后，人们出都龙王庙由西坡拐到九龙池边。在龙泉岛的神龛前上香后，首领从和尚的手中接过玉净瓶，手提瓶颈上的黄绳，将玉净瓶垂直放入九龙池中，待将瓶从水中提起后，众人齐声欢呼“龙王爷要下雨喽”。这时，一个装扮成“王八”的人，身上穿着水族的衣饰，为了形似“王八”，后背还绑着一个圆形的笸箩，来到祈雨的人群中。祈雨的人们拿起一切可以装水的器皿，如瓢、碗等，从九龙池中舀满水，泼浇到“王八”身上，表示自己的家乡将会水源充足，雨水丰沛。祈雨的仪式结束后，虔诚的人们敲起回香鼓列队返回家乡，准备好家中一切可以盛水的器皿，等候龙王爷早降甘霖。

龙泉山的庙会定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举办，以十三日为正日子，所以民间有：“六月十三龙山庙”的口头禅。庙会的主要内容有戏曲、花会表演和购物等，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是看州官上香。在六月十二日，州官即斋戒，用香汤沐浴；十三日清晨换上新浆洗的衣服，在衙役的前后簇拥下，乘官轿至下寺石阶前下轿。先在下寺正殿的神案前焚香参拜，然后在方丈的陪侍下，穿过下寺正殿，进入上寺。在司香、司礼和尚的引导下，伴着鼓乐参拜都龙王，并恳请龙王“垂悯黎民苍生，多以躬耕为业，上界神祉有灵，适时普降甘霖，保佑下官境内，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等。随后到龙泉岛上香，再返回下寺，上轿回衙视事。在封建社会，寻常百姓很难见到父母官，大多利用其到龙山上香的时机，争相尾随一睹官容，作为日后评头论足的谈资。州官走后，戏楼上才开锣唱戏，民间各档花会也打着各色会旗，在下寺前的空场上依次表演。花会表演有开路、小车会、高跷、五虎棍等等，有些花会虽然名目相同，艺人们表演起来却各有千秋，各展绝技，其中最令观众鼓掌叫绝的是高跷表演“单跷上龙山”。旧时，下寺山门前有32磴台阶，转过下寺的东山墙，经过76磴台阶可至上寺；表演者站在起点线上，将一条腿向后弯屈，双手伸向脑后抓住跷杆，站成“金鸡独立”式，全靠另一条腿踩着高跷向上跳，观者一边鼓掌、喊好鼓励表演者，一边齐声数着已经登上的石阶数，待表演者单腿跳完108磴台阶，表演者与观众同时发出一片欢腾。民国以来，单跷上龙山成了高跷艺人的一段佳话，也成了高跷艺人功夫好坏的一个公认的考核标准。

7.安济春流

安济春流是燕平八景中唯一受人青睐的河流景观。

昌平境内自古河流众多，其中水流量较大的是东沙河、南沙河和北沙河。东沙河发源于军都山，出山后奔流南下；南沙河发源于西山，北沙河发源于西北山地，诸源汇集后汹涌东进；三水汇流于区境南部的沃野之上。因为三条河都叫沙河，所以三河交汇的地方遂名沙河店。安济春流描绘的是南沙河流经沙河店河段时沿河两岸的旖旎风光。

“安济”一词，源于南沙河上的安济桥。在明朝永乐初年以前，沙河上没有桥，往来皆需木船摆渡过河；自永乐年间在黄土山前建造皇帝陵寝之后，始在沙河上架设木桥。因昔日的沙河河宽水大，架桥所需木料甚多，架桥、修路等事项都由昌平县出工出料，经办官员唯恐夏季山洪下泻，冲毁桥梁，县小民贫无力购买木料，因此，每年都是秋季架桥，春末拆桥，夏季人来物往，仍然依靠木船摆渡。正统十二年（1447年），刘思义出任昌平知县后，即上奏朝廷：“沙河等处，当天寿山及居庸关道。旧桥用木，每岁秋架春拆，徒劳民力，况圣驾谒陵、官军经行皆不便。乞如清河，甃之以石，庶得坚久。”朝廷采纳了刘思义的建议，决定在南、北沙河上建造石桥。正统十三年九月初八（1448年10月5日），朝廷派遣工部尚书石璞祭司工之神；九月十九日（10月16日），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寿督工建造南北沙河石桥。石桥竣工后，北沙河桥命名为朝宗桥，俗称“北大桥”，为七孔联拱结构，全长130米，宽13.3米，中间高7.5米，桥两旁有石栏柱53对。万历四年（1576年），在大桥北端东侧立螭首方座汉白玉石碑一座，通高4.08米，宽1.1米，厚0.39米，阴阳碑额俱篆书大明二字，碑身两面均刻有“朝宗桥”三个大字。南沙河桥命名为安济桥，俗称“南大桥”，为九孔联拱结构，全长114.7米，宽13.8米，中间高7米，全部用花岗岩石建造而成，异常雄伟壮观。两座石桥相距5里，成为进出沙河店的门户；也使南北交通免受水患的困扰，一年四季成为平安的坦途。

安济、朝宗两座石桥落成之后，在沙河店建造行宫的计划又摆在了皇帝的面前。当时皇帝自京城赴天寿山谒陵需要两日行程，沙河店是中途歇宿的理想处所。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1537年5月7日），皇帝朱厚熜驻跸沙河，查看了永乐年间的行宫遗址。此行宫建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历代皇帝北上谒陵及巡狩均在此安歇，正统初年被大水冲毁。随銮大臣、礼部尚书严嵩奏道：“沙河为圣驾祀陵之路，南北道里适均。我文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肇建山陵之日，即建行宫于兹。正统时为水所坏，今遗址尚存，诚宜复修而不宜缓者。且居庸、白羊近在西北，若鼎建行宫于中，环以城池，设官戍守，宁独车驾驻跸为便，而封守慎固，南护神京，北卫陵寝，东可以蔽密云之冲，西可以扼居庸之险，联络控制，居然增一北门重镇矣”。嘉靖皇帝听了严嵩的奏议，正中下怀，便命工部尚书甘为霖筹工备料，提督工程。嘉靖十七年五月初一（1538年5月28日），沙河行宫及环宫城池——巩华城破土动工。巩华城的建造，除城楼、城门、券城、桥座、牌坊，是请内官监的官匠施工外，四面城墙则坐派八府钱粮，均分一面，由各府派官监造，如有损坏，仍令该府修补。嘉靖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1540年8月1日），皇帝御赐城名为巩华，并亲自为巩华城四城门命名：南曰扶京，北曰展思，东曰镇辽，西曰威漠。同年十二月十八日（1541年1月14日），沙河行宫及巩华城竣工。巩华城为两里见方，城墙高3丈，设垛口3602个，内夯黄土，外砌青砖；城外6.5丈为浚池（俗称护城河），宽2丈，深1丈。四门浚池外设吊桥，四角设角楼，各门均建城楼，其中南门城楼与皇城午门的建筑规制相同，气势恢宏壮丽，扶京、展思二门各设千斤闸三座，镇辽、威漠二门各设千斤闸一座。各门匾额均以汉白玉制成，东、西、北三门的匾额置于主门的正门之上，南门的匾额置瓮城的城门上，南门的正门上置放的是“巩华城”的匾额，各门匾额均出自权倾一时的礼部尚书严嵩之手。沙河行宫建在巩华城内正中偏南的地方，49丈见方。与扶京门相对的南墙处辟为三座门，汉白玉石甬路自宫门前直铺至南城门下，东、西、北三面各辟宫门一座。行宫内正中建大殿一座，规制如长陵祾恩殿，为帝、后梓宫停放之所，东、西配殿为帝、后寝宫，周围官舍为随銮官员的安歇之处。行宫外东、西、北三面建营房500间及奠靖仓，为驻军、囤粮之处。起初，巩华城及行宫由勋臣镇守，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改为副总兵，以后又改为守备，巩华营的士兵满额时为3000人。巩华城因为是行宫禁地、驻军要地和粮仓重地，落成之初仅是一座兵营，直至万历元年（1573年）才允许百姓进城盖屋居住。

巩华城及沙河行宫建成后，城中有了仓场，沙河的水路运输也有了恢复和发展。早在元代，朝廷就曾多次疏通南沙河河道，并在巩华城东南7丈处修建了临水泊岸（码头）和储粮仓台，以卸运、储存军粮，供应居庸、白羊等长城沿线关隘的军需。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选定天寿山为皇陵宝地之后，建陵所需的砖、石、木材即由通州溯流而上，经北沙河、东沙河运抵东山口内的工部厂。隆庆六年（1572年），皇帝朱载垕采纳蓟辽总督刘应节、顺天巡抚杨兆的奏议，派遣3000名士兵疏通安济桥至通州渡口的河道，全长145里，以运长陵等8卫官兵每月所需的4万石军粮。万历元年（1573年），因沙河水浅，行船稍滞，再次疏浚温榆河，并在沙子营引来小清河的水，加大河流水量，使舟船运行更加通畅。从通州运来的粮食先入奠靖仓，再分发给居庸等仓及皇陵各卫官军。

明朝中期至清朝初年，是“安济春流”景致最美的时期。当时，南沙河河宽水深，西衔远山，烟波浩渺，九孔石桥横卧在碧波之上，既似青袍腰际扎束的白玉带，又象九天的彩虹垂落人间。巩华城雄踞北岸，城楼巍峨，墙堞庄严。泊岸上人来人往，搬粮运货，商旅队队，驼铃声声，一片繁忙景象。碧波上客舟点点，商帆片片，首尾相连，不见尽头。时有清客泛舟河上，或小酌吟诗，或谈笑风生；偶见小舟隐在芦苇深处，笠翁端坐船头，举竿垂钓。南岸风静水清，鱼翔浅底，鹅鸭戏水，荷艳稻香。岸上绿柳垂荫，含烟笼翠，芳草萋萋，争芳斗艳，莺鹊在枝头鸣啭，鸥雁在草间悄语。好一派南国水乡的秀丽景象！昔日，郡人、游子频频光顾，都以到此游玩观赏为乐。据《昌平州志》记载，南沙河中出产金翅鲤鱼，明初定为皇家贡品，曾在河边设有官捕户，将捕捞的符合标准的贡鱼每天送进皇宫内廷，供帝后尝鲜。

“安济春流”经历了300余年的繁华秀丽，随着各种建筑设施的残毁而黯然失色。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沙河行宫被武备院占用，设立“毡作局”，制作专供皇室及军队使用的毡子，俗称“沙河清水毡子”，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曾全国闻名。乾隆八年（1743年），顺天府北路厅建在巩华城西门内城隍庙东，设捕盗同知一名，负责一州四县（即昌平州及顺义县、密云县、怀柔县、平谷县）的社会治安。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九年（1893年），沙河堤岸相继被水冲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沙河水路停航。1932年，沙河行宫被官府拆卖。1939年，巩华城曾使城内居民及逃入城中的灾民躲过了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的浩劫。解放以后，巩华城的城墙被逐渐拆毁，现仅存四门。安济桥在1959年修建沙河水库时被拆除，部分石料用作水库的护坡。沙河明代四大古建筑只有朝宗桥硕果仅存，至今仍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着。

8.居庸霁雪

“居庸霁雪”是“燕平八景”之中的第二个银装素裹的冰雪景观，与“银山铁壁”似有雷同之嫌。但从景观的审美角度和自然色调来欣赏，虽然同是山峰雪景，银山铁壁则黑白分明，对比强烈，展示的是嵯峨峥嵘，朴实凝重；居庸霁雪则是一片银白世界，浑然一体，展现的是雪覆关山，静谧圣洁。从人文设施的客观效果来审视，银山的皑皑白雪映衬的是峰峦间错落有致的气氛；居庸关周边的大雪下面，“隐藏”着纵深排列的五座城池，横向摆开的万里严阵，身历其境，顿觉如临战场，似闻刀兵之声，令人产生居安思危的警觉。两处雪景的神姿、气韵截然不同，可谓各有千秋。

居庸关位于昌平卫星城西北15.5公里处，因关城修建在“两山夹峙，一水中流”的深山峡谷之中，这条长约20公里的山谷遂被称为“关沟”。据文献记载：太行山纵向位于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和北京市地区，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700余公里，东西宽百余公里。在海拔1000至2000米的千里山地中，有8条东——西向相通的路径。古时称为“陉”。关沟是太行八陉中的第八陉，也是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的天然分界线。

居庸关名称的由来，源于“徙居庸徒”一词，常见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秦始皇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强征庸国的民夫到此来修筑长城。庸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在历史上曾派兵随同周武王推翻商朝。春秋时（前722年——前481年）是秦、楚、巴三国之间一个较大的国家，国都为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遂纳入楚国的版图。至公元前233年楚国灭亡，又经历近400年，即使强征该国民夫亦应称楚，不会称庸，故此说较难成立。二是在战国、秦、汉时期，“庸”与“佣”两字相通，当时称雇佣劳动者为“庸客”或“庸夫”。将没有生产资料的庸客有计划、成批量地迁徙到地广人稀的边陲塞上，建立村落，垦荒戍边，平时务农，闻警参战，是当时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保国御敌的策略。移民至此，并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人中，以庸客占多数或全部，遂将这座关隘命名为居庸关，应该是合理、可信的。

“居庸”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有始览.有始》篇：“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为九塞？大汾（战国时属于魏国）、冥厄（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河南省信阳市西南）、荆阮（战国时属于楚国）、方城（战国时属于楚国，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北）、肴（战国时属于秦国，在今陕西省潼关以东至河南省新安县）、井陉（战国时属于赵国，在今河北省井陉县北）、句注（战国时属于赵国，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之雁门关）、令疵（战国时属于燕国，以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居庸（战国时属于燕国）。《吕氏春秋》是秦国的相国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杂家著作。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的大商人，在赵国都城邯郸遇见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游说于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称庄襄王，吕不韦被任命为相国，封文信侯。三年后，庄襄王卒，其子嬴政年幼继位，吕不韦仍任相国，并被秦王尊称为“仲父”，封地有12个县，蓄养门客3000人，家童奴仆万余人。吕不韦令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成书于公元前239年，是杂家的代表作。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计160篇。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及阴阳家言，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由此可知：《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六国之前，当时居庸关早已闻名遐迩。

居庸关究竟建于何年？尽管至今尚无确论，但许多学者认为：此地古时属燕国，燕国与北面的东胡接壤，公元前663年，齐国帮助燕国征伐东胡之后，燕国即在天然险隘之处设关戍守，并徙居大量没有后顾之忧的庸客来充实边防，以保卫国都及国家的安全。如此算来，居庸关应有2600余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岁月中，居庸关曾数易其名：三国时称西关，北齐时称纳款关，唐代称蓟门关、军都关，自辽、金以来始终称居庸关。

在春秋、战国时期，居庸初设为“塞”，并无军队驻守，只有地方官吏在此掘堑筑障，白天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晚上禁止人行货往，遇有战事才派军队驻守。到了汉朝，开始设关御敌，常年驻有军队，平时警戒，遇敌参战。在晋代以前，居庸关仅仅是控扼南北的一座孤关险隘。在南北朝时，北魏的太武帝拓跋涛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塞上畿围，起于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在此处建起了长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从山西汾阳到山海关的长城即横向穿越关沟，使居庸关成为千里长城防线上的一处军事重镇。次年（555年）文宣帝高洋“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今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九百余里”，居庸关在纵向保卫幽州的长城防御体系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朝统一中国后，定都燕京，改称大都，每年夏天，皇帝都要从大都经关沟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兰旗以东，闪电河北岸）去避暑，遂在关沟内建造一座行宫；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在关沟的北口（今八达岭）和南口（今南口村）各建了一座大红门，晨启昏闭，以提高警卫能力。

明王朝建立后，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军事反攻，保卫京师和皇帝陵寝的安全，在关沟大兴土木，建起一处处坚固的军事设施。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建居庸关城。城跨翠屏(东山)、金柜(西山)两山，周长13里，城高4.2丈，墙厚2.5丈，南、北各建一门，两门相距650米，外有瓮城。城池原由块石所筑，宣德三年(1428年)重修，景泰元年(1450年)改为砖石结构。永乐二年(1404年)，在居庸关城北8里处建上关城，周长185丈，上跨东西两山，下当两山之冲，设南北二门，建城楼2座，敌楼1座，护城墩2座，烽堠12座。同年，在关沟南口建南口城，城垣跨东西两山，周长200.5丈，设南北二门，建城楼2座，敌楼1座，护城墩4座，烽堠9座。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关沟北口建八达岭关城，设东西二门，两门相距63.9米，城内为东窄西宽的梯形，面积为5000平方米。东门题额“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门题额“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达岭关城与东到山海关、西达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连为一体。隆庆五年(1571年)，又在八达岭关城外建岔道城。在40华里内建起的这5座关城，或蜿蜒于山脊之上，或横亘在河谷之中，关依山势而愈觉险陡，山借关形则更显雄奇。人文建筑与自然造化融为一体，既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险隘，又是美不胜收的天然佳境。

居庸关美丽迷人的自然风景早在金朝明昌年间(1190年—1196年)即天下闻名。当年的章宗皇帝完颜璟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喜爱游历和文学，与京师近在咫尺的居庸关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当他自南口缓缓北行，山形、地势渐次升高，两边山峰崖层分明，互有进出，宛如层层石阶，错落有致，崖边、石上遍生松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层峦叠嶂，苍翠可爱。登上叠翠山(今居庸关城东南5里处)放眼望去，满目花山树海，阵阵山风吹过，耳听飒飒松涛，眼前花摇树摆，似碧海扬波，象美女翩翩起舞，柔美壮观。完颜璟就将此景命名为“居庸叠翠”，名列燕山八景(又称“燕台八景”，明朝称“北京八景”，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定名为“燕京八景”)之首。清朝乾隆年间，高宗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曾为燕京八景题名、立碑，“居庸叠翠”的御碑原立在关城东南，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修路时被拆毁，埋在了路基下面。

居庸关不但夏季景色宜人，而且冬季的雪景也独具特色。大雪过后，居庸关城犹如一颗硕大的珍珠，点缀在群山之间；座座山梁恰似游动的条条雪龙，其状宛若群龙戏珠，惟妙惟肖。瑞雪初歇，高耸的城楼、雉堞银装素裹，远远望去，酷似一位身披白袍、顶盔贯甲的勇猛武士，愈显关城巍峨，雄伟壮丽。雪后初霁，朔风卷起团团雪花，银雾弥空，飘飘洒洒，在太阳的照射下，飘舞的雪花被映成瑞彩千条，景致迷人。

居庸关自古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数千年来多次遭受战火洗劫，至新中国建立后已呈残垣断壁，满目疮痍。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居庸关与云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台，位于居庸关城内道路正中，创建于元朝至正二年(1342年)，至正五年(1345年)建成。台上原建有3座喇嘛塔，元末明初相继被毁。明正统四年(1439年)，英宗朱祁镇在台上建泰安寺，寺于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被焚毁，只有云台完整地保存下来。云台是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建筑，底宽上窄，下基长26.84米，南北宽17.57米，高9.5米，上顶长24.04米，南北宽14.73米。台顶四周挑出石平盘两层，上层刻云龙，下层刻兽面和缨络垂珠。台上四周有玉石栏杆，由55根火焰造型的望柱与护板相连组成，每根望柱之下与台顶四角都向外挑出龙头。台下的券门长17.57米，宽6.32米，高7.27米，券门及券顶呈六角形，在古代建筑中独具特色。门上正中刻着金翅鸟王，两侧刻着金刚、大象、猛龙、蟒神和曼陀罗花的图案。门洞内两侧刻着四大天王的浮雕座像，并用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汉文等6种文字雕刻的《陀罗尼经咒》和《造塔功德记》，刻工端正精细，人物形象逼真，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字与建筑的重要实物，具有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1983年，国家文物局拨款35万元，修缮了居庸关南瓮城。1993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投资1.2亿元，历时4年，对居庸关进行大规模的修复。至1997年底，修复长城4142米，敌楼15座，铺房4座，烽燧1座，南北城楼及券城，祠庙仓署馆库12座；修建亭子7座，牌坊2座。使千年雄关古城焕然一新，重展英姿。1998年3月28日，居庸关作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对外开放，国内外游客可以登上城楼向南俯瞰群山叠翠的秀美，向北感叹绵绵峰峦与座座关城共同构筑的雄奇。

作为千年古道，关沟始终以陡险闻名于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关沟的冬季朔风如虎啸，被商旅视为畏途；夏天河水漫溢，阻断了南来北往；只有春、秋两季人流货畅。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关沟西侧的半山腰上修了公路，但路窄弯急坡陡，经常出现交通事故。1997年，京张高速公路建成后，千年古道变成了坦途，似乎也缩短了京城与关沟的距离。新朋故友到长城聚会，夏观居庸叠翠，冬赏居庸霁雪都已由难变易，使更多的游人有亲临其境的机会，领略居庸关的雄、奇、险、秀，怡情悦趣，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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