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共济会的活动经费，王希天亲自到神户、横滨、大阪募捐。1922年至1923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募捐现洋 1965元，而他每月的百元薪金，只领取30元，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他终年一身半旧衣衫，经常粗茶淡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吃饭，就以冷水、面包充饥，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在共济会的工作上。他常说：“并非我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

1923年9月1日上午11时55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在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就在这混乱之中，日本反动当局开始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白色恐怖笼罩了东京。王希天震中幸存。他不顾个人安危，急切找到友人王朴山。孙绍唐等人，并联合公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震灾的华工。这时，有一个华工冒着生命危险跑来告诉王希天：9月3日午后3时，日本自警团、青年团，在该处残杀华工。王希天闻讯心急如焚。尽管当时秩序混乱，交通中断，他还是于9月9日晨8时，骑车前往京郊大岛町慰问华工。

王希天走后，彻夜未归，共济会及留学生各团体的友人都十分着急。10日得到消息：9月9日下午，王希天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宪兵司令部。当时他手中有现洋11元，要打电报给中国，宪兵不许。11三日晨，日本警察决定将王希天连同一起抓来的15人押送千叶。王希天闻此消息，立即向警方提出：“我要办工人的事，不能去！”警察把王希天留下，其余的人全部押送千叶去了。12日凌晨穿黄色制服、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他们用刺刀将王希天挑死，然后扔进了火堆。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逝时，年仅27岁。

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我国外交部派工正廷、沈其昌、刘彦三专程赴日本调查王希天遇害经过和事实真相。上海各报及吉林的《大东日报》等，都以显著位置报道了王希天遇害情况。名古屋共济会支部为王希天举行了追悼会。吉林人民于11月4日在吉林市丹桂茶园剧场召开了2000多人的追悼会。为了纪念这位为旅日华工救济事业献身的志士，继承他的遗志，在他牺牲一周年时，于吉林市上邑街七号（1931年迁到吉林市挥春街51号）建立了“希天医院”，院长由著名的爱国医生、王希天的朋友孙宗尧担任。上海市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专著《王希天小传》。福建省福州市工学界为王希天树立了石碑。碑文刻写了王希天的生平事迹，碑的正面写道：“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

吉林省长春市档案馆现存有王荩卿1923年在其子王希天于日本失踪遇害期间，连续写给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的三份寻子禀文，禀请官府帮助寻找其子王希天的下落。禀文每份各三页，毛笔楷书，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王希天，20世纪20年代著名旅日华工领袖，1896年9月生于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的一个皮铺家庭。1915年，他怀着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多次组织和带领爱国学生集会、罢课、示威或回国请愿，抗议国内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强权霸道。同时王希天还长期热心于旅日华人事业，并号召留日学生、旅日侨胞和日本友好人士为华工慷慨解囊，筹措经费，以改善他们的居住和医疗条件。1922年，王希天当选为中华侨日劳动共济会会长。为了维护华工的利益，他开始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带领华工对日本资本家侵犯华人权益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日本当局对王希天恨之入骨，把他列为“社会主义者”和“危险分子”。

1923年11月25日，王荩卿写给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的寻子文书。 （此档案现存于吉林省长春市档案馆）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日本当局趁机开始逮捕、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白色恐怖笼罩东京。王希天惦记着几千名华工的安全，地震当天下午他就冒着余震的危险奔赴各地慰问同胞，并及时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9月9日，在交通中断，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王希天不顾友人劝阻，独自骑自行车前往离东京较远的大岛町慰问华工，之后彻夜未归。10日，传出消息：王希天被日本军警逮捕。但日本当局随后宣称，王希天已于12日被释放。此后，他便杳无音信。

王希天失踪后，其父王荩卿焦急万分，先后三次写信给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禀请官府帮助寻找儿子的下落,其“思子情深，愁肠寸断”之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叹不已。从王荩卿与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关于寻找王希天一事的相关文书档案中,可以了解到王希天在日本失踪前后的大概情况。

王荩卿在1923年11月25日的禀文中写道：“民子王希天留学东洋，于兹九载。讵于上年九月间在日本被选为东京侨日劳动共济会会长，遂辍书山之马服务社会”。东京地震后，王荩卿非常担心儿子王希天的安全，在连续接到“伊九月二日及八日之明信片两纸，始悉希天在东并未罹灾，稍觉安心”。但后来接到其朋友从日本的来信说，“伊于九月九日乘自转车驰往大岛町查视侨日劳动诸人，一去未返，音信遂杳”。猜测其子“或遭不测之险，或遇意外之虞，或流落于僻壤之乡，不能交通电信。”虽然已托友人转请日本驻长领事向日本国内寻找，但毫无消息。因“远隔重洋，探问无门”，恳求官府“电请驻日中国公使代为调查，或向日本当局就近交涉，务恳详查下落，救回生命。”1923年12月2日，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回复王尽卿：“此前已据禀电请外交部，据其回电称‘王希天于灾后在路徘徊，被警察收管后认为无特别保护之必要，当交陆军队送往安全地带由是。放出后行踪不明，现正在严查中’。”同日，王尽卿的朋友也从日本外务大臣寄回驻长日本领事的电文获悉，王希天于去年9月9日在东京市外被警察带走，收容于龟户警察所内，12日交于军队之手，后被放出，以后便下落不明。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荩卿第二天便再次禀请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体恤他“痛子情深，哀陈无路”，尽快与日方交涉，以救其子王希天早日归来，并对日方行为提出质疑：“东京地震秩序紊乱不过在九月初旬，该时希天既被收容于龟户警察署，谅无被害情由，彼时已下戒严令，希天竞（竟）已交军队之手更无危害可言，但军队交出何不交在中国领事送交本国或交于安全地点。”

王希天失踪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日本政府虽然一再封锁消息，隐瞒真相，但国内外报纸还是不断披露出日本军警大肆屠杀华工和王希天失踪遇害的消息。吉林的《大东日报》和上海的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王希天的遇害情况，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王荩卿更是认为儿子凶多吉少，1923年12月17日，他第三次致信官府：“民近得东京来信及阅我国新闻，均有民子王希天于九日十日黎明尚未起床，骤被日警反缚，送押龟户警察署，于是行方不明，诚恐遭日方毒手”“民忧惕无施,只得再祈道宪大人更向日领索，请速为电请日当局极力调查。尚为至死，烦恩宪之力得获九死一生。”

在王荩聊及社会各界强烈要求及抗议之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交涉，并派出官员赴日本调查王希天遇害经过和事实真相。然而，弱国无外交，中方虽然掌握大量佐证资料证实王希天确系他杀，并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提出强烈抗议，但是由于日本当局对中方的抗议照会采取强硬的隐蔽政策，中国政府仍无法了解王希天失踪的事实真相。1924年3月19日，吉林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员关于“王希天因灾失踪一事”的文件仍称：“经严催日政府设法查觅，至今当无下落。据日使馆报告，亦无确耗。”“政府对于日人惨杀华侨事极为注意，已照会驻京日使要求惩办凶手，偿恤家属。”并“向日政府严重交涉”。此后，王希天一直被列入失踪者名单，其遇害真相被日本当局刻意掩盖起来。

直到20世纪70年代，王希天的死讯才得到证实：1923年9月9日，王希天在去京郊大岛町途中被日本当局逮捕，12日凌晨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他们用刺刀将王希天刺死，然后扔进了火堆。事实证明，王希天之死完全是日本宪兵、警察和军队密谋的一桩严重的反华血案。

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7岁。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関东大震灾と王希天事件:もうひとつの虐杀秘史)，轰动一时。

为了更好地蒙蔽中国人，10月20日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11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并没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

“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的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次日（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这就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记发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长期失踪的王希天已经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