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当了盐运使，以为得了肥缺，有民谣曰：“一任清盐官，家资上千万。”他接受了盐税，还不断追缴以往的欠税，撤换了一批盐官。又勒索了一批税官，把他们历年的贪污都挤了出来。当时，重庆是金融和盐商的中心，又基本上是刘航琛控制着，他想要大抓一笔，还不是那样得心应手，一次，他借军饷问题，向盐业工会摊派10万借款，就被刘航琛讽刺挖苦打了回来，这让他非常不舒服。

在二刘大战中，1932年8月王缵绪当了北路军总指挥，率兵攻克潼南，内江。在第二年的安川大战中，他又为刘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百姓举起欢迎刘湘的旗帜时，他不满的骂道：“你们以为刘湘是什么好东西，他和刘文辉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

1932年。当时，王缵绪受盐商巨额贿赂的事被刘湘获悉，刘湘有意逼王上缴。但王缵绪将此项经费用于创办学校。

1933年10月，巴蜀学校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建立。王缵绪将巴蜀学校的第一幢楼房取名“湘园”，以取悦刘湘，使其不阻止办学。于是刘湘对王缵绪不再追究了。王缵绪通过校董事、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向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求助，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由江浙来川主持教务。学校制定了“公正诚朴”的校训，其意为“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毋欺，朴实无华”。教学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法，重启发和实践，让学生自行创办合作社、银行、指导团、农场、由专职人员辅导，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工作能力。几年之后，在小学基础上相继增设了初中和幼儿园。抗战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川，为巴蜀学校题写了“成绩斐然”的匾额。周恩来总理在学校操场发表过爱国斗争的演讲。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创作了《巴蜀学校校歌》。

新中国成立后，巴蜀学校在1950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接管，成为西南局干部子弟学校，邓小平同志亲口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学校交重庆教育局直管，1955年8月，巴蜀学校一分为三，中学部改为重庆市第41中学，小学部改为重庆巴蜀小学幼稚园改为重庆巴蜀幼儿园。1991年，重庆41中学更名为重庆市巴蜀中学校。

1935年，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刘湘派周从化等数十人监视王缵绪，防止他和蒋介石勾结，他则千方百计要摆脱刘湘的控制，甚至在参谋团柏良和史伯英的介绍下加入“复兴社”。按当时规定，将级军官入社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批准，康泽对他入社很反感，拒绝上报，他就成为复兴社的黑户。

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时，刘湘组织六路围攻，王缵绪为第四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剿匪”总指挥。当红四方面军转移阵地时，王缵绪便率5个旅约15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区，向红军进犯，对根据地进行骚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湘出川抗战，这是他只是在名义上属于刘湘，经济、人事完全自主，刘湘死后，他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积极进行活动。而蒋介石打算以张群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而遭到四川军人的一致反对，重庆行营参谋长兼代主任贺国光向蒋建议道：“ 刘湘遗缺，觊觎者众，正宜授予诸川将，僧多粥少，必起内讧，此诚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策，务祈收回成命，以免同利相争之局，变成同党相害之势，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蒋介石要贺提出人选，贺却专提王缵绪一人。贺的秘书不解其意，提出众多疑问。贺异议辨析，说道：“正因为王治易 不孚众望，他才数不起党羽，好随时把他取下来。”“就是因为他章法太乱，搞砸了事犯众怒，众人把他哄下台，他也怪不到我们。”

1938年3月，王缵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让副总司令许绍宗率2个军16个团代他出川，4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议决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规劝其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信中指出：“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日建国纲领，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朱总司令的信使王缵绪产生了一点对励精图治的向往。他采纳了秘书张抚均的建议，迎聘张澜作省府高等顾问。张澜对王缵绪治川，多予参谋与指导。他说：“为政之要，在于受民简政，节省开支，严惩贪污。多一官员，多一贪污，苦了百姓，农村遍地骂道，从正（政界）不如从良（征梁），从良不如从娼（仓库保管员），从娼不如下乡（当乡长），你在承乱之后，更好求治。抓住机会，把川政治好。在这抗战后方，也让老百姓松口气”。之后，王缵绪从张澜议发布了新政。他一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百姓负担；实行肉税附加，补充教育经费；查核减免乡村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查办贪污案，裁减贪污官员等。后来，他听信谗言，对张澜逐渐疏远，傲慢，不礼貌，张澜见势不妙，避居重庆。

7月，云南龙云去武汉路过成都时，与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和王缵绪等签订了一个川、康、滇3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向蒋告密此事，密电被截获后，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对他恨之入骨，1938年8月10日策动七师长倒王事件，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逼近成都，摆出武力驱王的架势。

张澜对朋友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得到蒋介石的欢欣，稳住政局，其实不然，只要大家精诚合作，蒋介石就会断然牺牲他。蒋介石见时机已到，立即电令王缵绪到重庆，相间一番劝说，商议摆平军队的办法，“暂且由我兼任省主席，你到前方去，缓些时候回任就好了。”

1939年8月19日，王缵绪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9月19日，国民政府命令王缵绪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10月1日，王缵绪将部分保安部队编成4个独立旅，划归二十九集团军节制。事宜完毕，整装待发。他电令全川各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编整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

1939年12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归五战区右翼总指挥张自忠管辖。王缵绪整顿军纪，勉励官兵。他在向部属训话时说：“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成功。”

1940年3月1日，枣宜会战中，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王缵绪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督战负伤。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李宗仁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他即令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率所部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5月16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月底，日军的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沿襄河东岸南下。廖震率部北上尾击日军的3个师，受到猛烈攻击后，不得不向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以保大洪山据点。日军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指挥的7个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的，四面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部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要隘全部失守，只得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圈。又战了10余日，拖住了日寇的西进，粉碎了日寇妄图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但他儿子王泽浚指挥的四个新编旅在襄河西岸则受到日军的猛烈打击，战后统计，在大洪山的16个团损失三分之一，在襄河西岸的8个团则损失过半。不久，29集团军开赴河南内乡整训，将所部2军12个旅24个团缩编为4师12个团。

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王缵绪密切配合，令第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一旅旅长朱再明，偷袭鄂豫皖边区李先念在大洪山的葵花寨、芭蕉冲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后，王缵绪又在大洪山的双河假以召开联度军事会议为名，邀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派员参加。当李先念师长派参谋长杜时慕到会时，他却背信弃义，将杜扣留并送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处邀功。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令调往第六战区，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亦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部由河南内乡经老河口、兴山、长阳至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日军3万余众从岳阳、沙市、宜昌等地，向第二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准出击。15日拂晓，日军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二十九集团军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状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沙市南岸的4处锯点。4月上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战役期间，149师师长赵壁光听到日军来临的消息，吓的帽子都跑掉，惹的陈诚和薛岳极度不满，他只好下令将赵和149师三个团长都撤销职务。

10月，日军纠集45个大队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园进犯。新任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四十四军与敌激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敌军击破73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园。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四十四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被日军隔断，师长许国璋在此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自杀殉国。

1943年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之后，六、九战区增援部队方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分别击败敌军。四十四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二十九集团军遂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由于滨湖战役陈诚不准出击并下令退出防地，常德会战又遇指挥失当，友军作战不力，增援来迟，二十九集团军损失惨重。当地百姓即恨日军烧杀，也怨29集团军作战不力。王缵绪深感处境维艰，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当时，他儿子王泽浚任第四十四军军长。他便向蒋介石提出撤销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的意见。这一请求，当即获准。因此，王缵绪既解除了困境，又保存了自己的实力。1944年3月6日，蒋介石调王缵绪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调第九战区，受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他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到后，返回四川，兼任国民党陪都卫戍总司令。薛岳令王泽浚将原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带到湖南宁乡改编。改编后，第四十四军下辖第150师、第162师、第161师，以及后调师第149师。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蒋介石提名，王缵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时，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王缵绪也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7年任重庆卫戍司令，不到一年交给刘雨卿，后朱绍良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他任副主任。不久，绥署改称西南长官公署，张群为长官。他因张群不和而虚有其职。他闲居成都，观弄书画，吟诗作赋以消遣。

1948年他见王陵基主川，则不断向蒋介石上书，谋划坚守川康之策。不料其子泽浚在淮海战役的山东碾庄与解放军作战，全军覆没而被俘。王缵绪得此消息，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他给毛泽东主席的公开信。请求对王泽浚饶恕。

1949年11月，王缵绪奉命任西南第二路游击军总司令。他印了几千份委任状，八方招兵买马，有人曾劝他：“治公，你不是曾经说过天都亮了，何必再去打湿脚呢？”他说“我无罗求雀，自知妄想，不过存之旦夕，不得不勉尽人事。”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蒋介石、王陵基、盛文纷纷离开成都。此时，郭曙南、钱文华劝他说：“只有起义，才有出路。你凭啥子来同解放军对抗呢？”正犹豫间又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劝其弃暗投明的信。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12月14日他指使亲信新编四十四军代理军长周青廷代表该部发出起义通电，后于12月22日宣布所部4.3万余人在成都起义。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

1950年元月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部队和武器全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第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49年以后，王缵绪先后被安排为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而王缵绪婉言谢绝工作。他认为这些职务太低，于1956年借治牙为名，化名张正言，与雷少成潜赴深圳，由罗湖桥偷越香港时，被边防军捕获，押赴成都入狱。1960年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