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24 06:20
环境医学监测是指用医学方法测定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观察人群健康水平和人体对环境污染的生物学效应的过程。方法有临床医学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实验等。它从人体健康角度评价环境的影响，是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方面。
用医学方法监测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观察人群健康水平和人体对环境污染的生物学效应。
环境医学监测是环境质量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从人体健康角度来评价环境的影响。环境质量综合评价应包括医学评定。常用的医学监测方法有：临床医学检查、流行病学调查（见环境流行病学）和毒理学实验（见环境毒理学）。临床医学检查是在人群中进行定期体格检查，除了检查污染物对人体器官和系统的影响外，并为鉴别污染物的种类提供线索。例如，人群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的增高，就意味着可能存在一氧化碳污染；脱发症状检出率的增高，则意味着可能存在铊、砷等毒物污染。在人群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是监测污染物对发病率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在污染与疾病相关性的调查中，通过回归分析、定群调查或病例对照研究等调查，进行病因多因素分析，可以确定一些疾病发病率增高与污染的关系。毒理学实验是用于确定剂量－反应关系和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临床医学检查往往难以反映出低浓度污染的损害和亚临床变化，流行病学调查难以确定出新污染物的剂量-反应关系和因果关系,毒理学实验数据又是要以人体和人群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为依据进行修正。所以，环境医学监测通常用上述三个方面的资料进行综合评定。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程度和人体生物学效应，从医学监测角度一般分为死亡、发病、亚临床变化和污染物在体内过量负荷四个等级。但也有在亚临床变化和污染物在体内过量负荷之间，增加一个“意义不明的生理学变化”等级而成为五个等级。
发病和死亡是污染对健康最严重的影响，是人体生物学效应谱的末端。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高，是判断公害事件的重要依据。例如，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从该地区死亡人数比以往同期增多4000余人，结合当时的逆温气象条件和大气污染的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的。
环境污染不仅可以引起水俣病、痛痛病等一些特异性的疾病，还可以引起一些非特异性疾病，而以非特异性疾病影响面较大。如日本截至1979年1月,正式确认为公害病患者共73189人,其中水俣病、痛痛病、慢性砷中毒等特异性疾患为1999人，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等非特异性疾病为 71190人。北京西郊工业区居民的健康调查表明，大气污染对呼吸系统影响最大。中小学生患两种以上鼻咽腔炎症的发病率在重污染区高达19.5%，轻污染区为5.8%；慢性支气管炎发病率,重污染区高达4.2%，轻污染区为2.2%。与污染有关的一些非特异性疾病发病率的增高，是污染危害健康的证据。但由于影响非特异性疾病的因素很多，在调查设计上应注意排除非污染因素，判断时必须结合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进行多因素分析。
人们所受到的污染通常具有浓度低和时间长的特点。这种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是从污染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人体内过量负荷和出现疾病前期（亚临床）的变化开始的。随着污染浓度（剂量）的增加和接触时间的延长，才逐渐影响到人体健康或引起疾病。近年来，人们为了预防疾病，已把注意力从发病期扩展到发病前期，把发病前期机体的变化作为评定环境质量的依据。例如，把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增高超过 3%作为一氧化碳污染对人体健康早期影响的指征；把尿中低分子微球蛋白含量的增高看成可能是低水平镉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早期指征。对一些亚临床表现和人体血、尿、头发和唾液等生物材料中的污染物及其代谢产物含量的检查，虽然都不能作为判断疾病的主要依据，而且有些指标的生物学意义尚待阐明，但不少检查结果可以指示机体接触污染程度和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这类生物样品检测与一般环境监测结合起来，能够判断环境质量的好坏。
慢性远期和潜在性的影响能够危及下一代和人类未来。先天畸形中，有一部分显示染色体畸变（见环境污染与染色体畸变）。有人推测,大约10%的先天畸形,可归因于环境因素。在疾病统计和环境流行病学调查中，先天畸形的统计和调查已引起重视，有些国家还在部分人群中进行染色体检查。
为控制污染可能引起的疾病，不少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监测制度和监测系统。其中包括建立污染对健康有害影响的警报系统和快速实验生物学鉴定系统；对新化学物质进行登记，设立毒理学资料库，进行致畸、致突变、致癌以及生态学效应的筛选；对高危险人群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和生物材料检测；对人群疾病和死亡进行登记、统计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