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朗是东晋时期的和尚，曾经就学于西域来的高僧佛图澄。据说佛图澄很有些法术，除了精通佛法外，还能够役使鬼神、呼风唤雨、与天神交通，把香油胭脂抹到手掌上，就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事情。这自然是神化或者演义，但有关其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医术恐非夸张。因为，早期和尚在传播佛教的时候，为了博得社会的信任，曾经依靠医道或某些“法术”取信于人，迷惑信徒，最终将佛陀的教义兜售出去。僧朗作为佛图澄的高足，在接受佛教学说教育的同时，很可能也学到了一些法术，如传记所称其能够明天文地理等本领，就是佛教之外的学问。

也许正是因为僧朗和其师傅一样“硕学渊通”，所以他在卓锡山东之后，当即得到了统治者们的尊崇和重视，不但盘踞山东地区的南燕国主将其奉为神明，而且远在江南的东晋皇帝，入主长安的前、后秦国王以及异域他邦的高丽、昆仑等国家元首等等，也无不奉金赠银，支持其发展佛教事业。山东第一寺由此蜚声中外，僧朗也被尊称为朗公，其寺院也被呼为朗公寺，寺院的规模也因此而不断扩大，最终成为中国东部地区影响最大的佛教胜地。

第一个在神通寺开凿佛像的和尚叫沙栋，他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神通寺西邻的山崖上造就了第一尊佛像，开始了依山凿崖的佛教功德。这个叫沙栋的和尚时年七十，应该是在神通寺供职的僧人。25年后，另一个叫明德的僧人继踵而至，于贞观十八年（644年）造石像两躯，其原因和沙栋一样，也是感觉自己年事已高，“风烛难依”，遂出资雕造两尊佛像，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此后，明德和尚又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7年）再次造像，并题记说明造像目的。

和尚造像，在南北朝时期本算不得什么豪情壮举，不过是平常的一项功德而已，但沙栋和明德敢在初唐时期开始神通寺的摩崖造像事业，则不能不多少担一些政治风险。因为，初唐时期的统治者对佛教并不怎么推崇，对于开窟造像等活动也不怎么提倡。特别是当有人向唐高祖进言其嫡系来自于老子之后，唐朝的皇帝们一直视佛教为非正统宗教，而且，当唐朝革了大事崇拜佛教的隋王朝的命脉后，自然也不能很快地和隋朝的统治者“同流合污”。

因此，在中国上下高扬老子和道教思想的时候，沙栋和明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劈山削崖，雕造佛像，也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这从两位僧人造像题记上也可以窥见些许端倪：只为自己祈祷，不管其他闲事。但是，正是两僧人的提倡，使神通寺遗址又增添了一处亮不可替代的风景：后来的善男信女，紧随其后，把造像的面积扩而大之，形成山东地区最大的唐代摩崖造像。 朗公和尚选择的这片净土，史称金舆谷，其形势俨然一座高背靠椅，坐北面南，藏风蔽气，为济南南部山区首选风水宝地。因此，1600年的佛教事业，为这里留存下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迹。地上地下，隋唐及元清佛塔、殿基、石柱、柱础、古井、古碾、碑刻等等，俯拾皆是，目不暇接。沙栋和明德又在佛寺之外，倡导了新的景观千佛崖摩崖造像。后来的主持们还以长眠的方式，在遗址上营造了一片塔林。寺院遗址、摩崖造像和高僧的墓塔林，使神通寺遗址格外引人注目。当历史跨入当代之后，这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保护，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将四门塔等四处重要遗迹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遗址之上拥有如此众多国家级别的重要文物，不但济南第一，山东第一，而且在中国范围内也是少见的。这是三位和尚的功劳，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

寺内现存十一通碑刻，计元碑二、明碑五、清碑四，提供了有关该寺历史特别是后期兴废变化的重要资料。

从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 《兴公菩萨道德碑》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该寺创始人朗公以后，还有海公(时代不详)、隆公(宋庆历年间)、雨公(金泰和年间)等高僧。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 《重建七佛神通寺碑记》所记宗派系统和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 《重修达摩祖师堂碑记》表明，该寺在佛教流派中属于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宗派，创始人是来自印度的著名僧人达摩。禅宗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上的大事。《重建七佛神通寺碑记》所记宗派系统中，既有禅宗历代祖师、高僧，也有许多是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中就有唐代白居易、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等人的名字。另外一些碑刻，反映了神通寺后期的规模和寺院经济状况。如明嘉靖、清乾隆时的九块碑记，就曾记载过该寺僧人变卖山林土地等庙产的情况。

该寺最重要的文物是铜舍利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寺内另有千年九顶松一株，系东晋僧朗公所植。

神通寺在大众口碑之中，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四门塔。四门塔是神通寺遗址上的一座佛教 建筑，和四门塔时代相近的还有三座古塔，分别是龙虎塔、皇姑塔和九顶塔。

四门塔位于寺址东侧，建于隋大业七年（661年），是中国现存最古之单层佛塔。塔身能体用大块青石筑成，平面作正方形，每边长7.4米，通高15米，四面各有一半圆形拱门，故称“四门塔”。外墙厚80厘米，上部略向内收。塔身上部用5层石板叠涩出檐，檐上用23层石板，层层收进，形成截头方锥形塔顶。中央置方形须弥座、山花蕉叶和相轮组成塔刹，与云岗石窟中浮雕塔刹形制相同，古朴深厚。塔内部有一方形塔心柱，立于石墩上，墩台四面各置佛像一尊。佛座上旧有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杨显叔造像记和唐景龙三年（709年）尼无畏等造像记，原已毁，今据题记拓片重制。由造像记知佛像并非同时刻成或与塔同时建造，而系后人从它处移来或补刻之物。佛像面部表情生动，衣纹流畅飘逸，为中国早期石雕佛像之佳作。四门塔造型简洁，古朴庄严，与嵩岳寺高耸挺秀风格完全不同。墙身平直，四面券门亦与墙平，整座塔除刹略有雕饰外，全为素洁石块砌筑而成，简单明了，在古松掩映下更显朴素无华。塔后有著名的九龙柏，附近有千佛崖、祖师林、唐基台等古代佛教遗迹。周围重峦迭峰，幽谷清泉，风景秀丽。

四门塔因四面有门而被称为“四门塔”，建于何年原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据后来维修时发现的“大业七年造”（611年）石刻字样，所以一般称其为隋代的建筑。塔内现存四尊佛像，分别面向东西南北，四面佛雕造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是在济南从政的一位官员所为。由此可以推断，

四门塔神很可能是为四面佛而设。因为，该塔的形制为塔心柱式塔，即以一根四方正棱的中心柱支撑整座建筑，这也是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面佛就依塔心柱而设，因此，四门塔的始建年代应该和四面佛同时，只不过到了隋代后又有翻修而已。 四门塔的佛像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先是唐代的观音、势至等5尊造像遗失，接着是两块题记被盗，至今下落不明。到1997年初春，面向东方的造像又惨遭荼毒，被不法分子将佛首割下，盗卖到台湾地区。所幸的是，该佛头身首异处5年之后，又在台湾佛教界及海峡两岸信士们的努力下，破镜重圆，回归原位，成就了21世纪海峡两岸携手酿造的一大文化盛事。

龙虎塔位于西门塔西北，与四门塔遥相呼应，因塔门雕有龙虎而得名。始建年代无考，据建筑风格推断，塔基、塔身建于唐，塔顶补建于宋，高10.8米，石砌三层须弥座塔基，上有覆莲、雄师、伎乐等精致浮雕；塔身由四块长方形石板筑成，每面辟火焰形券门，上部雕龙、虎、佛、菩萨、力士、伎乐、飞天等；室内有方形塔心柱，每面雕佛像一尊；塔顶为砖砌，重檐，顶置覆盆相轮塔刹。整个建筑华丽优美，在现存唐塔中别具一格，塔北有僧墓塔林46座，多系宋元和尚墓葬，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元代道兴禅师塔和德云禅师塔。

龙虎塔筑造于唐代，一般认为，该塔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但根据唐代佛教发展的历史现实，龙虎塔的建造很可能与武则天有关。因为武则天是取代李唐王朝而建立的新政权，针对李世民们冷落佛教的方针，武则天一上台，就大肆扶持和宣扬佛教，并暗示有关佛徒特别编造了一部新的佛经，声称武则天的篡权是佛陀的本义，有着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不同的是李唐政权得益于老子李耳，而武则天的“神”却是来自他邦的佛陀。政治的需要，导致了神通寺佛教事业的辉煌：在这里，不但僧侣们的造像名正言顺，而且还加入了皇家的队伍，如公主、驸马和王子的摩崖造像等等。因此，像龙虎塔这样精美的佛塔，且建造在神通寺主要位置之上，没有国家或贵族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到盛唐时期，李家的后代重新执政，对武则天进行了理所当然的意念否定，在复位李唐天下的同时，也复辟了道教的地位。

政治的因素注定了龙虎塔诞生的时代应该与统治者的倡导相关龙虎塔建筑自身也显示了这段历史的实际情况：塔基、塔身为石制构件，且装饰有精美的雕刻，但塔顶却为砖砌砖筑，其风格也与唐朝径庭，颇多宋朝的样式。这种唐代身躯宋式帽的组合，再次表明该塔的命运与政治相关，是武则天的后裔们终止了这座建筑的修筑，使其成为“半拉子工程”。

清代乾隆时期，该寺除了自身拥有土地五顷之外，还曾兼管涌泉庵、九塔寺两处邻近寺院的庙产。涌泉庵和九塔寺早已废弃，但九塔寺有一座很好的唐塔九顶塔保存下来。“其塔一基上而顶九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造型之美，确属难得。其地离四门塔约两公里。

（“小龙虎塔”）

和龙虎塔时代相同的还有一座石塔，除了体量小之外，基本形制和龙虎塔大体一样，因此被人们称为皇姑塔（“小龙虎塔”）。皇姑塔原来不是神通寺的遗物，而是从距此不远的另一座寺院“皇姑庵”迁移过来的。据塔身东面题记，该塔建于唐开元五年（717年），距武则天去世仅12年，也是唐玄宗尚未来得及大事道教的时期。初唐时期，济南的皇姑是唐太宗的女儿南平长公主，因其驸马刘玄意出任齐州（今济南）刺史而移居济南。南平长公主是唐高宗的姐姐，也是武则天的大伯姑，是唐中宗、显宗的姑姑，因此，神通寺附近的这座“皇姑庵”很可能与南平长公主有关，或是她出资修建，或是后人所为。从

该塔的雕刻技艺和皇姑庵发现的其他唐代雕刻可以看出，其水平具有皇家气派，应该也是皇族所为。 皇姑为神通寺所做的另一大贡献是和驸马及其弟弟赵王李福分别为唐太宗雕造的佛像，这些摩崖造像不但丰富了沙栋和明德的事业，使千佛崖规模不断扩大完善，而且也使其造像艺术提高到了皇家的水准，让我们在时隔千年之后，得以领略皇族级别的造像风采。

另外，在神通寺遗址东侧青龙山上，还矗立着一座宋代的石塔，俗称“小宋塔”，有题记表明该塔的年代是北宋“绍圣五年”，即1098年。

近年来，为便于管理和保护，神通寺遗址周围的建筑都统一划归“四门塔风景名胜管理区”，国家也经常拨款修复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1999年，由历城区人民政府投资，在神通寺遗址前建设了仿 唐建筑群——神通寺遗址博物馆。这组建筑构件宏大、主次分明、变化有致，体现了盛唐的建筑特点，是齐鲁第一家仿唐建筑群。并且在室内展出了神通寺历史沿革、文物介绍、发展变化、历次维修等图片资料和解放以来神通寺出土的文物精品。

神通寺历经1600多年，几度兴废，保存了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它们的存在，为保护和发掘神通寺遗址，揭开神通寺遗址之谜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史证。据专家考证，神通寺遗址的地下文物比地上文物更具价值。1998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视察了神通寺遗址后，对其文化内涵和保存状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保存“最好的佛教遗址”。如今，神通寺遗址已经被当地政府划定为“四门塔风景名胜管理区”，提升了管理和保护的水平。

神通寺遗址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一座寺院遗址，是山东佛教的大本山。虽然，千年的风雨班驳了寺院的辉煌壮丽，但至今遗存的古塔旧碑、摩崖造像等等，却依然焕发着熠熠光彩，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佛家遗址。

盛极一时神通寺，隋代之前称朗公寺，以其创始人朗公而得名。僧朗，俗姓李，是佛图澄的高徒。他原在关中讲学佛经，后来山东，在泰山南北，宣扬佛法。据《十六国春秋》记载，前秦苻坚曾赠给朗公紫金数斤，南燕主慕容德统治了山东一带之后，为得到朗公的帮助，致书朗公：“皇帝敬问泰山朗和尚……使者送绢百匹，并假东齐王，奉告、山茌二县封给。”朗公在答谢信中说：“贫道味 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

此时的朗公，已经成为一名政治和尚，成了辅佐南燕的国师。同时，在慕容德的帮助下，朗公寺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续高僧传》云：“燕主以三县民调用给于朗，并散营寺，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自此，朗公寺便成了山东的佛教中心，盛极一时。号称“山东第一寺”的神通寺是齐鲁最早的佛教寺院，其遗址位于柳埠镇东北的通天峪。神通寺始建于公元351年，为名僧朗公所建，古称朗公寺。为佛教在山东的发祥地，是山东早期最大的佛教寺院之一。据《水经注》载：“朗居昆瑞山，大起殿舍，连楼垒阁。”此时山东境内发现的佛教建筑几乎没有形成规模，山东另一个佛教中心在青州，其著名佛教寺院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也是100多年以后的事了。在这一时期，郎公寺周围不像现在有大量的佛教建筑，当时仅有零星的存在。

四门塔毋庸置疑建于隋代，但在塔心柱的四面佛身上刻有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题刻，由此可见石佛是在建塔前雕凿的。所以此地极可能原有一塔，并毁于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另外，涌泉庵也建于此时期，据《历城县志》记载，“该庵始创于齐、梁之间”，即相当于北魏、东魏年间。

前秦时神通寺规模已经不小，但今天我们很少能在济南看到北朝时的佛教遗存，这可能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574年的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关。济南作为山东当时的佛教中心，便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禁灭。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达到鼎盛，留下了众多的佛教胜迹。不仅目前的遗迹大部分都已建成，而且规模还要大。这种繁盛一直延续到宋代。我们今天看到隋代的佛教遗迹比较多，这是因为隋文帝杨坚出仕北周时，对周武帝取缔宗教的行为反感，而且其母吕氏出生于济南，为纪念她，隋文帝因为“以通征屡感”，得神通感应，而改名为“神通寺”。再加上后代的统治者都比较扶持佛教，所以此时期在济南建造了大批的佛教建筑。隋文帝当权后，佛教在神通寺重新兴 旺，一直到宋代都是兴盛异常，大建佛塔，广造佛像，达到了“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之规模，被誉为“三齐名刹”。直至北周保定（公元561年）以后，在周武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朗公寺和其他寺院一样，遭到洗劫而一度荒废。

杨广之子兴建四门塔，隋代，文帝杨坚笃信佛教，朗公寺再次得以发展。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文帝杨坚因“通征屡感”，故曰神通，便令将朗公寺更名曰“神通寺”。

公元594年，杨广之子河南王为神通寺檀越，兴工复建，神通寺恢复到了相当规模。公元601年，文帝送舍利于三十座寺院，勒令高僧法瓒送舍利于齐州神通寺，并令其为主持。现今我们看到的四门塔便是法瓒送舍利所建之塔。

神通寺达到了鼎盛。但唐末五代大动乱的到来，再次将神通寺带向衰败。金代末年，狼烟四起，神通寺地处战场，破坏尤甚。四门塔应该是伴随神通寺的重建而建造的。1972年对四门塔进行维修时在塔顶内部拆下的一块拱面板上，发现刻有“大业七年造”的字样，同时还在塔内发现一个舍利函，函内贮有隋代五铢钱。两相印证，可知四门塔是一座隋代后期的建筑物，建于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其余3座建筑便是唐代的杰作了。从佛像上的题记看，千佛崖造像约在唐初开凿，高宗时达到最盛期，至睿宗时近尾声。龙虎塔的塔基、塔身建于盛唐，塔顶为北宋补建，更是体现了此时期多个朝代艺术的结合。而依九顶塔的营造形制，佛像雕刻风格，以及寺后灵鹫山天宝年间（742年—755年）造像题记佐证，其建筑年代应为唐天宝时期。同时，塔身外壁刻有宋人的3则题记，可见在宋代时这里还是非常兴盛的。除上述之外，建于此时期的佛教建筑还有九塔寺、小龙虎塔等等。

神通寺到了元明时期已经开始败落，这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大都是对以前寺院的修补。而到了清代，佛教在柳埠便没落了。自宋代开始，济南另一处佛教寺院灵岩寺到了其最盛期，由此佛教中心发生了转移，这是神通寺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记载，神通寺在元末遭火焚，一直到明弘治年间再次重修，但香火远不及以前旺盛。清以后，神通寺逐渐衰败，殿宇倾圮为遗址。现佛塔、墓塔林、摩崖石窟和讲经堂的部分石柱、柱础犹存。但从其面积和规格上，我们似乎可以想见以前连楼垒阁、香火不断的情景。

四门塔是神通寺遗址上的一座佛教建筑，和四门塔时代相近的还有三座古塔，分别是龙虎塔、皇姑塔和九顶塔。四门塔因四面有门而被称为“四门塔”，建于何年，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据后来维修时发现的“大业七年造”（611年）石刻字样，一般称其为隋代的建筑。塔内现存四尊佛像，分别 面向东西南北，四面佛雕造于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是在济南从政的一位官员所为。由此可以推断，四门塔神很可能是为四面佛而设。因为，该塔的形制为塔心柱式塔，即以一根四方正棱的中心柱支撑整座建筑，这也是早期佛塔的形式。四面佛就依塔心柱而设，因此，四门塔的始建年代应该和四面佛同时，只不过到了隋代后又有翻修而已。

四门塔的佛像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先是唐代的观音、势至等5尊造像遗失，接着是两块题记被盗，至今下落不明。到1997年初春，面向东方的造像又惨遭荼毒，被不法分子将佛首割下，盗卖到台湾地区。所幸的是，该佛头身首异处5年之后，又在台湾佛教界及海峡两岸信士们的努力下，破镜重圆，回归原位，成就了21世纪海峡两岸携手酿造的一大文化盛事。与四门塔遥相呼应的是龙虎塔。龙虎塔筑造于唐代，一般认为，该塔是盛唐时期的作品。但根据唐代佛教发展的历史现实，龙虎塔的建造很可能与武则天有关。因为武则天是取代李唐王朝而建立的新政权，针对李世民们冷落佛教的方针，武则天一上台，就大肆扶持和宣扬佛教，并暗示有关佛徒特别编造了一部新的佛经，声称武则天的篡权是佛陀的本义，有着君权神授的理论根据，不同的是李唐政权得益于老子李耳，而武则天的“神”却是来自他邦的佛陀。政治的需要，导致了神通寺佛教事业的辉煌：在这里，不但僧侣们的造像名正言顺，而且还加入了皇家的队伍，如公主、驸马和王子的摩崖造像等等。因此，像龙虎塔这样精美的佛塔，且建造在神通寺主要位置之上，没有国家或贵族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到盛唐时期，李家的后代重新执政，对武则天进行了理所当然的意念否定，在复位李唐天下的同时，也复辟了道教的地位。政治的因素注定了龙虎塔诞生的时代应该与统治者的倡导相关。

龙虎塔建筑自身也显示了这段历史的实际情况：塔基、塔身为石制构件，且装饰有精美的雕刻，但塔顶却为砖砌砖筑，其风格也与唐朝径庭，颇多宋朝的样式。这种唐代身躯宋式帽的组合，再次表明该塔的命运与政治相关，是武则天的后裔们终止了这座建筑的修筑，使其成为“半拉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