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时，他是驻柏林的第3军参谋长。西克特所在的军是亚历山大·亨利希·鲁道夫·克鲁克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在德军著名的“史里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随着“马恩河的奇迹”，德军的计划破产，第1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西克特在Vailly和Soissions等地的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他被认为是高级参谋人员的当然候选人。

1915年3月，他担任了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上司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后来的德军元帅、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在5月2日开始的大攻势中，第11集团军和奥匈第4集团军一起担任主攻，他们犹如摧枯拉朽一般歼灭了俄国第3集团军，两周之内推进了100英里。

第11集团军12天之内抓了140,000俄国俘虏，一个月收复了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德皇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冯·西克特最高军事荣誉奖章Pour le Meritè（又称英勇勋章）。6月底第11集团军夺下伦贝格时俘虏超过了25万，然后1914年8月4日拿下华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冯·西克特越级晋升准将，他的上司马肯森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时他们被调往新成立的“马肯森集团军群”，任务是完成奥匈军队无力达到的目的——消灭塞尔维亚的反抗，打开通往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通路。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第3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在10月6日发起攻击，11月底时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要么被歼灭，要么逃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共抓了150,000俘虏，冯·西克特获得了Pour le Merite上的橡树叶（带橡树叶的英勇勋章）。

“马肯森集团军群”在保加利亚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准备一举消灭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但由于凡尔登的会战消耗了大量德军兵力而被中止。

1916年6月，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大败奥匈军，埃里希·冯·法金汉（德军总参谋长）和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奥匈军总参谋长）将西克特紧急调往加里西亚担任奥匈第7集团军参谋长，任务是协助制止俄军前进和恢复两军信任关系。这时东部前线德军和奥匈军关系十分紧张，西克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名义上的上司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General v. Pflanzer-Baltin）的尊敬，这位将军“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朋友”（西克特语），但战后弗朗泽-巴尔丁把它归咎于两军对参谋长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西克特自己回忆道他当时：“到达、观察，然后下达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样。这种关系当然不会长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Karl）的参谋长，协助大公指挥整个奥匈俄国战线。西克特与卡尔大公合作得很好，经过血战终于将俄军制止在卡尔巴阡山一线。随即卡尔大公的部队与法金汉的第9集团军（当时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金汉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降职担任第9集团军军长）一起参加了罗马尼亚战役，将愚蠢地投入战争的罗马尼亚人狠狠教训了一番。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于86岁的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尔大公继任皇帝卡尔一世，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接过了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1917年西克特担任“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Army Group Archduke Joseph）的参谋长，这个工作由于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显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当西克特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写道他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西克特更好的参谋长来。

1917年12月西克特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少将军衔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本来德军派出的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 Sanders将军，但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指挥官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拒绝了这个任命。当时巴勒斯坦前线是最活跃的一个战区，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达前一周刚夺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将军被派往巴勒斯坦战线，设法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作为奥斯曼帝国（1299～1922）军队总参谋长，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从德军在奥斯曼帝国（1299～1922）的军事任务方面来讲，桑德斯级别更高。这两者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结果是西克特的活动逐渐集中到政治方面，这是他不擅长的。

由于在1918年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对法国战场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东地中海战场在上半年显得很平静。但9月中旬情况突变，路易斯·弗朗彻·德斯佩雷指挥的盟军突破了萨洛尼卡的封锁，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触即溃，让英国人大批俘获。但英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当保加利亚在10月退出战争时，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并饱受打击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已经毫无希望了。

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帝国（1299～1922）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奥斯曼帝国（1299～1922）。西克特在1918年11月4日经黑海到达敖德萨，1918年11月13日回到德国（1918年11月11日德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国勉强的欢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为祖国继续服务的决心。兴登堡Hindenburg让他去柯尼斯堡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种表现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

1918年1月塞克特到君士坦丁堡担任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当时奥斯曼帝国（1299～1922）有一个的德国顾问团，由理曼封德在战前建立。后塞克特派理曼封德赴巴基斯坦前线，指挥F集团军作战，将驻土军事顾问团置于其直接管辖下。虽然最后奥斯曼帝国（1299～1922）因国力有限，无法长期作战，与协约国和谈，但却给了他对非基督国家服务时的经验和信心。回国后，塞克特出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合约签订后，塞克特被任命为和平军组织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塞克特最终目标在于建立一支十万人的受训建军，使每一名士兵具备可再训练其他新兵和领导作战的能力，军官需要培养到有资格成为未来的司令官和统帅。二战时希特勒所有的高级将领统帅如“沙漠之狐”隆美尔、博克、龙德斯泰特等元帅此时均为其中下级军官。塞克特在德国军事史上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杰出缔造者”，与毛奇、里希霍芬齐名。

1926年秋，塞克特未经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同意，擅自邀请前德皇储校阅军队，成为共和政府攻击对象，被兴登堡总统免职。

在6年国防军总司令生涯结束后，他短暂地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写了几本书。

1933年，经过法肯森豪推荐，塞克特接受南京政府邀请，来华作私人访问，在此期间呈上“陆军改革建议书”，此项建议不但为中国未来抗日建军的蓝图，而且使蒋介石坚持塞克特必须再次来华监督工作的推行。最有趣的是，日后史迪威再次将改革国军建议书给予于宋美龄时，宋美龄大略看了一遍，沉思一会儿，对史迪威说：“这是德籍顾问（塞克特）以前所提出过的”。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精炼陆军的建立与军官班素质的培养

基于在1920年初创德国国防军的经验，塞克特为中国建军立下三项中心思想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与防卫外来侵略的安全盾牌。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基于上述思想，塞克特建议成立一新教导旅，新教导旅包括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坦克与通讯连，以及一个骑兵中队，并配有一较老且具有战场以验与较年轻但精力充沛的军官所组成的顾问参谋小组，对于受训者施于个别训练。由此可见，塞克特所提议的教导旅与鲍尔及其他德籍顾问所组成的不同。后者为训练部队之用，期望在相当期间内全国部队达到统一水准，而前者为教导在职军官之用，期望军官具有新的军事技能与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两者实有互补的作用。

二　武器与装备问题

有前军队的武器装备问题，塞克特也主张注得质的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兵工厂生产的大部分武器弹药已经不再适用。因此需靠国外输入。但从长期来看，必须发展国内兵工工业。兵工厂的建立应以欧洲军火公司协助为基础。长期向国外购买军火与武器，不但费用昂贵，在某种环境下，还很危险。塞克特二次来华后，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上。抗战最初几年，重要的港口几乎全为日寇所占领。军火输入大受影响。迁往后方的兵工厂尚能够提供前线部分需要，其基础即塞克特所打下。

三　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

关于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塞克特建议当时中国陆军职权划分和军官团的地位应当改善。中央政府统治权基础在于军队置于单一指挥系统，即直属于委员长，但其先决条件应使军官的任命依照统一原则行使，而不应置于个别师长或将领手中（当时军官任命很混乱，军长可以委任师长，师长可以委任团长）。军官团的设立应依照全国各处均能实施的明显原则，必要时不惜使用坞手段对付与国家利益对抗的个别分子。

四　军费的严格控制

对于军队的财政改革，塞克特认为应该仿效德国主计室，设立独立于军政部之外的特别管制机构。一切单位都必须有严格的预算，会计与审计的格式与程序　必须事先确定，在执行上标准一致。可选德国官员负责审计工作的推行，但主管必须由中国官员担任。蒋介石采纳此建议，并请塞克特为其物色一位有经验的德籍军费审计员。

五　军政组织重组工作

为使军事行政组织配合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塞克特基于下列3点将军政部重新组织。1军事体系内组织的明显划分是行政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军事指挥系统中，职权必须作清晰的规定2军事机器中诸如训练、行政、指挥等单位均应通过总司令管辖。3层层负责指挥统一是改革国军的必要条件。

塞克特初次来华停留期仅2月，给予蒋介石的印象却十分深刻，蒋坚持塞克特须再次来华，监督工作推行。塞克特本以身体原因，拒绝来华，但后来了解到，如其谢绝蒋的邀请，德籍顾问团有被法国取代的危险。故以大局为重于1934年4月二次来华，出任总顾问一职。当年4月11日，魏采尔愤而离职。

塞克特在华期间，不仅担任总顾问，还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的代理人。他以此身分出面，可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必须到亲自到蒋的官邸向他请教。而且规定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需事先登记，过时不候。此不但为前三任无法享受的地位与特权，即使在现代中国历史中也恐无第位外等籍人士能被国家元首如此赏识和重托。

塞克特二次来华时正值江西剿共已告结束阶段，蒋介石有意让塞克特对编组国军工作和长江布防工作同时着手实行。塞克特认为剿共虽然基本结束，但中国内部局势仍欠安定，不可贸然大量裁军。同时中国各方面的制度也没上轨道，征兵制也无法实行，1934年的目标不如利用有限的财力，先重新装备少数的中央军，配以德式武器装备。蒋介石大批的期望以60至80个师为目标，并令财政部长孔祥熙筹款5千万元作为建军的额外费用，但塞克特认为目标过大，短期内无法完成，最多先整编6－8个师的兵力。此种建军观念是德国民族性的体现，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值得商榷，中国一向不愁人力兵源，在当时日寇随时可能进攻的情况下，是应该以现有的财力建立少数精锐部队，再图渐渐扩张，还是用大量素质平平，但可应付现代的军队？塞克特及其他顾问所训练的德械中央军事后在淞沪抗战与日寇足足打了3个月硬仗，给予日寇有力打击。，但经此一役，这批中国的精锐部队也蒙受严重损失，难以补充。在长江及沿海的布防工作上塞克特认为工作艰巨，绝非其一人可以兼顾，在德聘任若干专家来华服务，使中国首次能系统地发展防空警戒体系。还曾计划发展一支潜艇舰队，可惜战争来的迅速，计划未能实现。

为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塞克特将过去顾问团的3个组扩充为5个组：第一组为部队组，专门负责部队的编组，防御工事筹建、情报收集，通讯器材运用。一旦战争爆发，引组的中心任务即为协助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行。第二组为装备补给组，凡是武器的生产和采购均在此组管辖范围内。第三组为军事教育组，引组专门负责部队军事教育及训练，协助教导旅的编练，拟定军事教育方针，安排军事演习，派遣顾问至各军校服务。第四组专管人事。第五级负责编译工作。以上分组可以看出，此时德籍顾问纯文职顾问已渐渐消失。

1934年底，塞克特经过一次详细的体格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不宜过度工作，塞克特写信给表示有离职返德之意，并决定于1935年春返德。1935年3月6日塞克特离开南京，参谋本部王鹗少将计代表送行，赠送白色杭州丝绸一匹，塞克特坚持不受，并说病好后即可再来，同时以“最诚恳的的心情”推荐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回国后，塞克特还向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提出建议并通过，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由北平迁至南京。但是塞克特却在1936年病逝，这无疑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大损失。

塞克特第二次来华实际工作时间，不过十个多月，在华期间，处世谨慎，为人深知分寸，工作时严守岗位。在其短暂使华过程中，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建设、中央军校的教育、防空能力的建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个有不同意见，碉堡封锁线战术基本上是金汉鼎、戴岳、柳维垣等人发展起来的）。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

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冯.塞克特是中国人应永远铭记的一位将军。因一战后的中国地位和德国差不多，都是被西方列强附加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冯.塞克特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而且也希望当时的中国也能通过加强国防而摆脱。1933年5月来华访问之后，1934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冯.西克特将建精兵强国的理念搬到了中国，为力图实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而殚精竭虑。可惜1935年冯西克特将军因病回国，第二年在德国便不幸去世，协助中国军队指定的抗日计划未能全部完成。

这位对中国军事功勋卓著的世纪名将，在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历史材料中却鲜有正面提及，主要是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了国军的实际总指挥。不过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的实际总指挥其实也是德国人，也就红军的军事总顾问李德。一战时冯.塞克特是德军的总参谋长，李德仅为德军里的一名大头兵，第五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相对于一战时的功绩，他作为战后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的地位是使他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声誉的主要原因。

西克特退役后曾有一些著作，最主要的是：Gedanken Eines Soldaten(官方权威译本为《一个军人之思想》)。该书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厉麟似(厉零士)翻译成中文，中文版于1936年由正中书局首次出版，为中德文化协会丛书。该书由蒋介石授命翻译成中文。中文版问世后，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西克特的很多文件可以在弗赖堡(Freiburg)的德国军事文献中心找到。一本较旧的两卷的传记“Hans von Seeckt(汉斯·冯·西克特)”: Aus Meinem Leben,（1866-1917）and Aus Seinem Leben,(1917-1936),由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冯·瑞本将军(General Friedrich von Rabenau)在1938和1940年完成，而且他当时使用的一些材料在二次大战中丢失了。2013年比较权威的西克特传记由汉斯·米尔·沃克(Hans Meier Welcker)在1967年撰写，书名“Seeckt(西克)特”。米尔·沃克是德国军事历史研究室的主任。

有国无防是可耻的！

任何不平等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一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他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

先进装备能战胜一个个血肉之躯，但无法战胜人类不朽的精神！

未来战争取胜之道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其配以飞机，则作战效能更高。

汉斯·冯·西克特是作者最为佩服的伟大军事家之一。一战时他不过是一个优秀的参谋长，但战后他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重建了崭新的德军，这足以使他进入世界军事史的名人殿堂。当战败的耻辱加在身上时，有人不堪忍受，有人自暴自弃，但正是象他那样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为明天的军队打基础的人们，才造就了二战初期那支天下无敌的德军！我从心底里敬佩的这支德军决不包括什么武装党卫队、人民冲锋队、空军野战部队等等“革命化”的武装，二战时的德军士兵素质和士气远不及一战，“十万陆军”的超一流军官团和那些素质极高的士官们是军队赢得远较一战辉煌的胜利之源泉所在。当冯.西克特的军队逐步走向“革命化”，军中纳粹势力日渐扩大，军官团被削弱，大量优秀士官在战斗中损失或被武装党卫队优先吸收后，德军才一步步走向失败的道路。

冯·西克特为人谦虚，的确可以用高风亮节来形容。他拒绝过退役时的元帅晋升，身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而停留在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上（这使很多人对希特勒在40年一口气封了12个元帅非常不满）。但与二战时某些将领不加上军衔人们就毫无所知不同，光凭冯·西克特这个名字而无需任何华丽的辞藻和头衔就已经在世界军事史上掷地有声。被尊称为“二战德军之父”，“革命化”之前的德军被叫做“冯.西克特的军队”，难道还不能体现出他的地位吗？

二十年代，一群推着纸版箱、开着玩具飞机、大声叫着“我是某某排”来模拟战争的德国军人，恐怕任何一个参观者、甚至他们自己都不禁会笑出声来。但事实上这样做的他们要比那些开着真飞机、真坦克演习的对手们领先一个时代！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冯西克特尽管在二战前去世，没有目睹自己作品的“上演”，但他的崇高声望实在是当之无愧。可以与他比肩的人很少，也许在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冒着一片反对之声，大力裁撤立下汗马功劳的“帕尔马契”等“革命化”武装，为伟大的以色列国防军打下辉煌基础的戴维·本-古里安可以算是一个（同样他也被称为“以色列国防军之父”）。可能还有那些在70年代中后期越战失败后甘心留在美军（特别是陆军）中，顶着“屠杀婴儿的人”之恶名，与瘾君子、低能者同舟共济（越战后陆军吸毒人数一度曾达到70%；由于无人应征而不断降低入伍标准，甚至智力要求），拿着很低的报酬（与商业公司相比，美军大幅度提高军人待遇是在里根80年上台后），只因为抱有“美国总有一天会需要她的陆军”这一信念而坚持下来，直到在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重铸辉煌的中级军官们。尽管不是每人都像科林·鲍威尔、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那样得享大名，但他们的选择却足以让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