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3-09 01:36
纯献皇贵妃（朝鲜语：순헌황귀비，1854年—1911年），姓严，是朝鲜高宗李熙的后宫，懿愍皇太子李垠的母亲。本贯宁越，是严镇三之女。6岁入宫，后为闵妃（明成皇后）的侍卫尚宫，乙未事变后得到高宗宠幸，并在俄馆播迁中起重要作用，1897年10月生下英亲王李垠，随后被封为贵人，1900年封为淳嫔，1901年晋封淳妃，1903年封为皇贵妃，成为大韩帝国事实上的后宫之主。严氏颇有野心，一心想当皇后，并有干预政治的倾向，对外则采取亲日态度。晚年热心女子教育。日韩合并后降为贵妃，次年去世，谥号“纯献”。
纯献皇贵妃严氏是朝鲜高宗李熙的后宫，懿愍皇太子李垠的生母，亦活跃于大韩帝国时期的政治舞台。她本贯宁越严氏，是赠议政府赞政严镇三之女。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朝鲜哲宗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严氏的出身一般被时人用“卑贱”或“下民”来形容，可见她家境贫寒。严氏6岁即入宫为宫女，后来成为朝鲜王妃闵妃（明成皇后）的侍卫尚宫，负责闵妃的内殿。大约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鲜高宗二十二年），时任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偶然临幸严尚宫，结果被闵妃发现，闵妃妒忌心极重，宫中有子女的嫔御都遭到她的迫害，高宗在她生前不敢公开宠爱别的女人，因此朝鲜宫廷二十年不闻婴儿啼哭之声。严氏被临幸也不例外，闵妃怒不可遏，甚至企图杀死严尚宫。高宗竭力为严尚宫求情，严尚宫才幸免于难，但仍被撵出宫廷。
十年后，即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的八月二十日，朝鲜发生“乙未事变”，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人暗杀。闵妃之死给了严氏机会，乙未事变发生5天后，严氏就被召入宫中，重新得到高宗宠幸。真正让严氏获得高宗信任的则是建阳元年（1896年）发生的“俄馆播迁”事件，严氏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宫廷为日本控制，藏匿在俄国驻朝公使馆的李范晋等亲俄派秘密与宫中联系，并用四万两银子买通严尚宫，于是严尚宫“日夜惧上以变乱更作，至是又泣愬乱机在今夕，适出避之”。日本官方文件也指出当时作为“王的爱妃”的严尚宫是“与俄馆密通、接受其赠物的奉俄主义妇人”，并且正是她将亲俄派的密函夹带进宫中给高宗看。于是在严尚宫及金尚宫、杨尚宫和宦官姜锡镐等人的撺掇下，高宗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乘坐内命妇的轿子逃出景福宫，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使高宗成功借助俄国力量摆脱日本控制，打倒亲日政权，在这次事件中立下大功的严氏因而备受宠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已经知道她是高宗的爱妃，然而由于严氏当时身份低下，以至于把她的姓氏误记作“元”。但这毕竟是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开端。
光武元年（1897年）10月12日，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8天后，严尚宫诞下一子，是为英亲王李垠。2天后，严尚宫被册封为贵人。随着儿子的诞生，严氏的野心愈发膨胀，她利用高宗对她的宠幸，准备效仿闵妃，试图干预政事。史载“严氏专事祈禳之术，糜财巨亿，干预政事，大小官职多出其口，其姻娅族属多得官爵，权倾朝野。”光武三年（1899年），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也向本国政府报告称：“目前严贵人于宫中颇专威权，常容喙于大臣之任命、其他诸官吏之任免，故政府大臣欲扩张其权力者，必先以结托严贵人为必要。”当时不仅赵秉式、尹容善等朝廷重臣与严氏关系密切，严俊源（陆军参将）、严柱益（军部协办）、金永振（陆军参将）等严氏外戚也相继被登用为要职，烜赫一时。
但是严氏要干预朝政，首先要得到名分。她虽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高宗的后宫之主，也开始干涉政治，但她不甘于嫔妃地位，一心觊觎大韩帝国正宫宝座。从光武三年（1899年）起，就有将册封她为皇后之议，也有姜赞、金思辙等人上疏请封严氏为妃。光武四年（1900年）8月，严氏之子李垠被封为英亲王，随后严贵人被册封为淳嫔。光武五年（1901年）9月，朝鲜纯祖的生母绥嫔朴氏被追封为绥妃，其后严氏亲信尹容善又趁机向高宗进言，既然将绥嫔升格为绥妃，那么严嫔也应封妃。赵秉式也上疏称：“今淳嫔严氏，久在嫔御之列，夙著明章之誉，且有皇子之贵，而官秩犹卑，恐有欠于以子贵之典也。伏望亟施封妃，以定其号，允合仪节焉。”于是在光武五年（1901年）10月又将严氏升为淳妃，宫号“庆善宫”。封妃只是严氏的一个跳板，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成为大韩帝国皇后，因此在她的授意下，部分儒生和大臣展开了“升后上疏运动”，在韩国掀起巨大风波，甚至牵扯到了韩国的外交，成为大韩帝国政坛的重要事件。
光武六年（1902年）6月，前判书韩圣根、沈相汉各率搢绅章甫数百人伏阙上疏，请封严妃为皇后，其后四百多名官绅联名上疏，李晚植等合八道儒生设万人疏厅，都是请求严妃升后，到第二年6、7月，又有洪恩君李熙斌率十三道缙绅章甫合疏，请封严氏为皇后，建严氏颂德碑；丰善君赵东万等率十三道绅士千余人上疏，请封严氏为皇后。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皇后”，将会损失国家颜面，通俗的说就是他们主张国家要有第一夫人，其中以新上台的严妃心腹李根泽在暗中推动最力，一时“举国如狂，不问他事”，韩国政界围绕严妃升后问题发生激烈斗争。而当时韩国的亲俄亲美派及骊兴闵氏家族的闵泳骏、闵泳焕、闵泳韶等人则坚决反严妃升后，他们为了维护皇太子李坧的利益，援引朝鲜肃宗时张禧嫔故事，指出后宫不得晋升为正宫是祖宗之法，亲俄巨头李容翊甚至还嘲讽高宗和严妃就好比唐明皇和杨贵妃。除了升后，严妃还企图将她的儿子李垠立为皇储，取代当时的皇太子李坧。因为李坧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故严妃在争取当皇后的同时秘密推进这一阴谋，为此她开始积极与日本联合，她于光武四年（1900年）派玄映运访日，以达成日韩国防同盟为条件，阻止在日本的义亲王李堈和兴宣大院君之孙李埈镕归国，以免威胁李垠的地位。但是严妃的种种阴谋都没有得逞，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高宗皇帝的慎重。高宗虽然宠幸严妃，但是心中仍挂念明成皇后，而且“上素笃爱太子，以妃若正位，则太子当称臣呼母，故不忍决焉”。严妃联日的问题也与高宗中立外交的政策相悖，没有得到高宗允许，而且高宗的心腹宦官姜锡镐也反对严妃升后。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选择了折衷的办法，即将严淳妃升为皇贵妃而非皇后。光武七年（1903年）12月25日，严淳妃正式被册封为皇贵妃，接受百官朝贺，升后风波也告一段落。严妃的升后风波对当时的韩国政治有很大影响，它加剧了大韩帝国内部的派系对立，而此时韩国外部日、俄对立不断激化，韩国实现中立化迫在眉睫，而韩国政府却围绕一个后宫嫔妃的地位争论不休，使其根本无法推行任何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延误了中立外交的时机，再加上严妃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不惜勾结日本人，使韩国的中立外交局面更加恶化。日本也利用严妃进行渗透，将其豢养的一名女间谍裴贞子（玄映运之妻）冒充是严妃的远房侄女而安插进韩国宫廷，进行各种阴谋活动。所以严妃升后风波对大韩帝国造成很大损害。
严氏被封为皇贵妃后不久，光武八年（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了，紧接着日本控制了大韩帝国，强迫韩国与之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严贵妃遂更加亲日，她“使其族党解官退伏，结好于日使，乞保护英王（李垠）”。光武九年（1905年）10月5日被授予瑞凤大绶勋章。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挟战胜俄国之威的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尽管韩国已经国难当头，但严贵妃却由于日本的撑腰而恢复权势，升后之议遂再起。光武十年（1906年），沈相璜等上疏请立严贵妃为皇后，就连义亲王李堈也电奏高宗，请求严妃升后，以此取悦于严贵妃而保全自身。其后元世洵、卢泳敬、南百熙等相继上疏请立严贵妃为皇后，同时又有尹宪、金喜洙等上疏力陈严妃升后之不可。故严妃升后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做不了皇后，严贵妃就开始竭力扶植自己的儿子李垠。她与当时日本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过从甚密，那位冒充她远房侄女的女间谍裴贞子就是伊藤博文的养女。自伊藤博文到任后，以“施政改善”标榜，大力提倡韩国的教育事业。在伊藤的影响下，严贵妃也开始热衷于女子教育，她拿出内帑金先后于是光武十年（1906年）前后创办了养正义塾、明心女校（现淑明女子大学）和进明女校，又捐钱搞了一些慈善事业，在当时得到好评。同时由于严贵妃得到了伊藤博文的支持，在隆熙元年（1907年）纯宗李坧即位后，她的儿子李垠被封为皇太子，次年李垠就被伊藤带到日本接受教育，此后严贵妃再也没见过儿子一面。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缔结《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韩国皇室被降为李王家，皇贵妃严氏也被降格为贵妃。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朝鲜纯宗四年）7月20日上午11点，严贵妃病逝于德寿宫即阼堂，享年五十八岁。死后谥号“纯献”，葬于永徽园。
大韩帝国时期，严妃升后运动如火如荼，但严妃本人在表面上否认自己有升后的意图。史载“严氏虽专宠，机敏饶权数，闻有封后疏，辄惊曰：‘后乎我死日也！’劝上勿允……太子（李坧）每入宫，厉声问曰：‘汝欲皇后乎？’妃逊辞对曰：‘小人何敢！’”
严氏还是尚宫时，因被高宗所幸而遭闵妃驱逐出宫，在民间与闵泳翊之家臣高永根私通，据说还生了个孩子。据曾任朝鲜王朝官员的大韩民国首任副总统李始荣（金弘集女婿）透露，严氏再次进宫并受宠后，在富贵之余思念旧情人，正好高永根在光武七年（1903年）11月因在日本以“为国母报仇”为名暗杀禹范善（乙未事变参与者）而入狱，严妃听说后便秘密以锦囊寄情书与汇票给远在日本广岛监狱的高永根，不料此锦囊落入某位外国驻韩公使手中（可能是日本公使林权助），扬言要面呈给高宗。这话传到严妃的耳朵里，吓得魂不守舍，连忙将宫中珍贵物品送该公使，公使以此为要挟，频频向严妃勒索封口费，“一年之间，所输不知几千万”，导致在李容翊经营下颇为充盈的韩国皇室金库“内藏院”为之亏空。李始荣对此感慨道：“可惜山积珍宝，以囊书作祟，转移之间，涸枯倒闭，其终也以侦与机密，作交换条件，此种隐情，帝（高宗）何以知之？”
日韩合并以后的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纯宗四年）夏，首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在德寿宫与高宗（李太王）和严贵妃闲聊，寺内谈到李王世子李垠在日本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并且在放暑假后被安排去北海道旅行。这时，严贵妃突然站起来质问寺内正毅说：“阁下，世子既然非常健康、学业也在进步，为何不让王世子归省呢？当初伊藤公（伊藤博文）带他去留学的时候，曾约定一年里必定让他省觐一次年迈的父母，不管总督是不知道这个约定还是知道但不兑现，亲子骨肉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请阁下稍微换位思考一下这点。你们这样骗人，难道不是太无情了吗？”
寺内正毅正抽着雪茄，听到严贵妃的这番话后非常不爽，说道：“岂有此理，竟然如此误解。不提让世子回来是因为他处于重要的学习中。我想，以后学业有成，必定让他归省。请不要提这种事，稍安勿躁。”
严贵妃不依不挠，怒目瞪着寺内说：“学校放暑假，无论哪个孩子都会回家，就世子去了北海道，他有空旅行，却不回朝鲜，这才是岂有此理！请一定让他回来。不仅是看在伊藤公约定的份上，也要顾及人情啊……”
这时，寺内正毅也从椅子上站起来，气氛一时十分紧张。高宗见状，急忙劝寺内说女人见识短，不要与之计较。不久后，严妃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对于严贵妃的评价一般以否定为主，她通常以奸妃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黄玹评价：“严氏貌类闵后，权略亦如之。既入宫，大被专宠，干政通贿赂，骎骎与闵后时同。”朴殷植说：“严氏有宠，亲族多被显用，干预政事，而淫祀亦张矣。”然而，或许由于严妃的气魄和能力都不如闵妃，其家族外戚的实力也远不如骊兴闵氏，而且她闹了几年的升后风波不了了之，始终没有如愿得到皇后的名分，再加上国家行将就木等种种因素，使她无法步闵妃干政之后尘，也没能像闵妃那样引起后世的巨大争议。
不过严贵妃晚年兴办女子教育，赈济穷人等活动却也得到赞许，成为她生前的闪光点。金允植盛赞道：“宫闱深严，贵妃之德之行，外间不得以详闻。惟见于外而可以垂范于百世者，其大者有二焉，即兴学、恤孤是也。兴学为时政之急先务，而女子教育为兴学之本；生民之无告者莫如四穷，而孤儿为四穷之最。方其众志未开之时，贵妃首举此二者，躬率导化，以佐仁政之治。赐田捐财，以养女士；节衣贬食，以恤贫孤。上行下效，四方风动，数年之间，闺阁多咿唔之声，道路无呻吟之儿。语其丰功伟绩，自古彤管之史所未曾有也。”